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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面面观/王军涛

   刊于2014年11月号香港《动向》杂志
    「依法治國」面面觀
   
    (美國)王軍濤
     二○一四年十月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推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法治綱領」)是習近平執政的施政綱領的重要文件。從這個綱領性文件中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距離現代政治文明還很遠,甚至不如中國兩千年前的政治智慧;依照這個綱領,中國不僅不能建立現代法治,而且治理不了亂象叢生的執政黨的政治、行政與司法。


   
      中共法治觀與習氏「依法治國」
   
     中共從來不是一個講究法治的政黨。即使在與國民黨爭天下提出憲政、民主和自由時,也沒有刻意提出法治。中共建國後,某些領導人確實有制定和實施法律的意圖。那也是治國方式的法制,而不是國家政權結構建設的法治。文革後,中共才提出建設法治的任務。習近平在四中全會上對「法治綱領」做說明時,回顧了中共領導人建設法治的主要言論。不論這些領導人當時的說法中是否有更重要的內容壓倒法治,也不論他們在領導實踐中如何踐踏法治,這些被習近平引用的言論給人的印象是:法治建設是中共治國的一貫方略。仔細審視比較這些提法後,習近平還是與前中共領導人的法治建設的態度有兩個不同點。
   
     首先,習近平的治國方略更明晰地突出法治在治國中的意義,甚至是修補中共前任領導治國理念中的缺失。毛澤東時期的法治基本上是對非法政治運動和迫害的遮羞布;毛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基於毛的災難,鄧小平以法制的說法提出建立法治的任務,但「摸論」(摸著石頭過河)和「貓論」(抓住耗子的貓就是好貓)之下,法制只是用以輔佐政策工具。自江澤民開始,中共有「三中全會提出治國基本目標、四中全會提出治國途徑」的說法。江澤民的四中全會主要還是發展經濟。胡錦濤的四中全會則是黨的建設。習近平的四中全會是第一個鮮明地將法治作為實現治國目標的途徑的領導人,而且採納的是法治而不是法制的概念,凸顯有意修訂毛時期運動治國和鄧時期政策治國的做法。
   
     習的法治另一個特點卻是貶損法治的意義。由於過去中共領導人並不真心落實法治,因此講到法治,基本上是法制國家。在沒有具體解釋法治的涵義時,法治應當是沿襲學界的概念,包含著限制執政黨的憲政涵義。但習的「法治綱領」中將法治中國解讀為「依法治國」,最多是法治政府;但這不是法治國家。
   
      習氏國家建設理念不如兩千年前
   
     政治學上的國家是在一個地域範圍中對社會的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權力機構。政治過程可以分為權力從社會中形成的過程和權力管理社會的過程。現代法治的概念是這兩個過程都要被法律規範、在法律架構中運行。「無規矩不成方圓」,只要有國家,不論傳統還是現代國家,其最高權力都需要以法律管理社會。比較傳統、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國家最突出的特徵是,形成國家權力不是靠世襲或殘酷的權爭,而是要通過公開、平等和規則的競爭過程由人民通過選舉程序產生;這是國家權力的正當性來源和標準。習近平的法治中國是:國家權力治理社會的司法和行政,要依照法律運行;但權力產生的立法和人事,要由黨決定。這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依法治國。也許有人說,習近平的法治政府包括立法程序化,但立法草案和程序的選擇還是黨說了算。如此法治是殘缺法治,法治國家中最重要的權力形成過程是黨內過程;而黨內政治又是黑箱作業和潛規則,給予最高領導人極大的專斷權力。顯然,習近平的法治國家和依法治國,不是現代政治文明意義上的法治,其最核心的政治部分還是專制性質的。
   
     在人類政治史上看,這就是中國的傳統專制政治;而且是法家的專制政治。這種專制政治出國家實力和效率,但也出酷吏和暴政。中國政治史上的秦國據此崛起強盛並統一中國,秦漢之交的中國專制就已經擯棄純法家的專制,而是儒家禮教為主的專制政治。儘管習近平也強調過德治甚至以德為主,但他的「法治綱領」的制度化取向不是禮法,而是嚴明法紀的嚴刑酷吏。就此而言,習近平的共產黨的國家建設理念甚至不如兩千年前的中國專制。此外,在他的法治中甚至出現連坐制這類現代法治早就擯棄的制度。
   
      習近平「依法治國」無力解決中國問題
   
     作為公權力管理社會的國家,專制體制不是沒有優點。當年,秦國就是由弼馬溫小官,依靠法家的嚴刑酷吏,建立起強大的國家實力,統一中國,建立中國政治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其後,雖然禮法成為古代專制中國的主要理念,但法家仍是國家建設的指導原則之一。中國兩千年政治史,也暴露出專制制度的致命弱點,這就是:圍繞權力繼承的殘酷政爭、腐敗暴政、權力缺乏正當性因此難以服眾、以及長期壓抑自由導致的缺乏創新。
   
     由於中共不承認君權神授和世襲制而是假惺惺地自稱民主,其最高領導權力比傳統專制還要不穩定。中共最高權力爭鬥一直不斷。目前中共對周永康案件久拖不決,就是一個例證。薄熙來帶出周永康。傳說周永康又帶出令計劃。在周永康尚未結案和令計劃尚未揪出時,又傳出李源潮受牽連。如果「法治綱領」的連坐制真有效,李源潮會牽扯二百名左右在任正省部級幹部。至此,中共目前整肅不完全是反腐,而是對不同派別的政治清洗。文革後總結毛澤東專制教訓建立的黨內政治生活的規則都破壞了,習近平的依法治國,顯然不僅不能解決和避免這類專制死穴問題,而且繼續製造這類災難。專制的繁榮一定會被殘酷的黑箱權爭毀掉,這是兩千年中國專制的教訓。
   
     中共的法治也解決不了腐敗。最多是讓腐敗不那麼粗俗。因為腐敗產生的動力是不受有效制約的權力謀取私利,腐敗保護的最大根源是專制統治者的政治需求。只要黨對權力的絕對控制不被法治監督和決定,法治就不會真正嚴明。至於暴政,更不是專制政治的依法治理能避免的。沒有民主的法治,甚至是服務於暴政並且是暴政的一部分。今天,中國的反腐敗並沒有帶來廉政,對異議人士的打壓登峰造極,就是明證!
   
     也許,沒有什麼地方比香港更可以看出習近平法治中國的後果了。當中共高調宣傳要依法治國時,一個法治社會的法律秩序正在崩坍。原因是人民認為,曾經服務於公共利益的法治,現在服務於一個不是民主選舉授權產生的政府的政治需要。現代政治文明的原則是,獲得被治理者同意的治理才是正當的;任何不經被治理者同意的治理,都不正當,因而不穩定。一個沒有正當程序形成的公權力,不可能穩定地依法治國,因為人民不接受這種權力,連帶不接受維護這種不當產生的權力的法治。香港佔中風潮預言習近平依法治國的最終命運。
   
   (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2014/11/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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