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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退场机制驳胡平


徐水良


   

2014-10-14


   

   
   除中国花瓶民运,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的反对派拼命强调退场机制?
   
   历史上的抗争,尤其是突发抗争,特别是革命,有多少是预先建立退场机制的?绝大多数预先都没有退场机制!
   
   你拼命强调退场机制,为什么不强调中共必须建立妥协协商机制及退场机制?
   
   实际上,你就是在不知不觉中预设一个民运永远不能胜利,中共永远不会不得不被迫退让,更不会失败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的出你的各种结论,包括在这个前提下胡扯出许多谬误和谬论。
   
   事实上,你的这个不知不觉中隐含的前提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
   
   你说“一场公民抗命运动,如果建立不起甚至根本不去建立退场机制,或者认为不应该有乃至不需要有退场机制,那么,除非一步到位的胜利,否则必败无疑。”这种结论,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谬论。公民抗命运动非常多,绝大多数都没有退场机制。包括美国的民权运动等等,都没有退场机制,全都失败了吗?
   
   实际上,没有退场机制的公民抗命运动,很多都是胜利的。因为公民抗命运动的胜利还是失败,并不取决于有没有退场机制,而是取决于:
   
   1、对抗双方,包括公民和政府的理性程度和对话协商程度。
   
   2、对抗双方,公民和政府在对抗问题上的力量对比。
   
   有没有退场机制,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即在统治者非常顽固专制,非常缺乏理性,坚决拒绝任何妥协,反抗者力量弱小,无法对统治者在抗命问题上起强迫作用,在这个时候,退场机制才是避免更大失败和损失的权宜策略,而不是你推崇的那样,是至关重要的、决定胜负的原则问题。
   
   这里的原因在于,人一般都是有理性的,即使双方都没有退场机制,但只要双方都坚持理性,坚持对话协商,很多情况下还是能找出解决办法来的。
   
   因此,在民主国家,对抗双方,即使都没有退场机制,很多情况下也往往不是以失败,而是以某种程度的妥协或双赢来结束。
   
   只有在中共这样极端非理性的统治者统治下,很多情况下,是以残酷镇压来结束。
   
   但是,即使在中共统治下,没有建立退场机制的公民抗命运动,国内的不少突发事件群体事件,也并不永远以“必然失败”来结束,不同程度上取得胜利的,也不少。因为,在民众抗争力量异常强大的前提下,中共也必须考虑适当的处理办法,以减少或避免残酷镇压造成的损失。所以,各地公民抗命,有时也会以政府不同程度的退让来结束。
   
   在香港目前情况下,正像本人日前指出的那样:“占中抗争已经取得巨大胜利。事情发展到现在,无论中共、港府及其走狗采取什么策略,占中者如何撤离,都已经不太重要。都已经无法取消这个伟大的胜利。”“目前占中撤与不撤,宜根据中共及港府态度来决定。如果中共和港府态度顽固强硬,不愿占中顺利退场,那么占中者就不妨顺势应对,留下不撤,继续抗争。如果中共和港府采取和解措施,希望占中顺利退场,那就不妨就势下坡,暂时撤离。”
   
   所以,胡平的“必然失败”论,完全是胡扯。
   
   严家琪先生为中共对付占中,献了一个拖字策略;胡平则心急如焚,拼命要占中马上撤离。他们的意见中当然也有某些道理,但是,却是从根本上违反民主利益,立场完全错误,或者在理论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胡平式退场机制,实际上是要民运与中共抗争时,永远单方面退让和失败。而中共,则永远不能退让,更不能退场下台。
   
   本人当然主张建立必要的退场机制,但是本人坚决反对胡平和花瓶民运们把退场机制置于民主利益和其他原则之上,当作决定胜负的原则,抬高到不恰当的地步。
   
   胡平在这里又重弹“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机会主义、失败主义、软弱退却和冒险主义齐全的老调,对这个陈词滥调,本人早有许多驳斥。附件1、2是其中的部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最后,把王有才的帖子放在下面,供胡平兄参考和省思:
   
   王有才:
   
   “王军涛要到新加坡去与中共情治人员接头。
   
   当年(2010年)王军涛为了防止FBI可能对王军涛与中共的隐秘联系的追踪,跑到新加坡去与中共情治人员接头,美其名曰与中共谈判。有人说,要谈判也不是跟情治人员谈判啊。
   
   胡平,你是不是也做同样的事情啊?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是为了赚钱,那样来谈退场机制还(才)是有意义的。”
   
   
   附件1:
   

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是典型的机会主义策略


   

徐水良


   

2011-1-30日


   
   
   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是胡平典型的机会主义策略谬论。
   
   下面几节,是我过去一篇文章的摘录:
   
   =====
   
   胡平兄的一贯特点,就是思想混乱和混淆不同概念。
   
   像他著名的、只能最多争取防止失败,而永远反对见好以后,去继续努力赢得胜利、因此永远阻止争取胜利,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策略,和从空想想象出发、抹煞历史事实的《民主和革命》等文章那样。
   
   (对胡平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策略,一直想写点批评文章,但一直拖下来没写,这里顺便提及这个策略的本质。实际上,不仅见好就收是反对赢得胜利,而且见坏就上,也有可能是盲目冒险,葬送进步力量。)
   
     ——摘自笔者:《驳胡平兄:人人学习杨佳邓玉娇反抗精神有什么不好?》
   
   =====
   
   见好就收——形势不太乐观,见好就收也许不错,可以防止冒险主义。但是,这种说法,完全是不顾实际形势的机会主义策略。尤其重要的是,不管形势怎样好,你都不要去争取胜利,得到一点利益,就马上放弃胜利果实。因此见好就收的实质,就是反对取得胜利的谬论。
   
   见坏就上——形势不太坏,见坏就上也许能够挽回败局。但挽回败局后仍然有见好就收阻挡着,因此见坏就上的最好情况,是避免损失。但是,这同样是不管客观形势实际情况的机会主义策略,也就是不管形势怎样恶劣,你都要搞冒险主义见坏就上,是可能导致巨大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策略。
   
   两者合计,最好的情况是瞎猫子碰到死老鼠,防止损失。一般情况都是不管客观实际真实情况盲目行事。或者是阻止取得胜利和放弃应该取得的胜利,或者是盲目冒险增加损失,甚至全军覆没。
   
   
   附件2:
   

摘录:


   
   古谜攻击89民运,说它“正是素质低的典型表现——见好一哄而上,见坏一打就散。”
   
   实际上,这种情况任何民族都存在。胡平反对素质论,在这一点上,请素质论者别用胡平“见好见坏”错误策略来挟持胡平。正确的策略,当然不能实行“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不实行这个策略,或许正是素质高的表现,怎么就是素质低?因为这个策略是错误的:
   
   见好就收——形势不太乐观,见好就收也许不错,可以防止冒险主义。但是,这种说法,完全是不顾实际形势的机会主义策略。尤其重要的是,不管形势怎样好,你都不要去争取胜利,得到一点利益,就马上放弃胜利果实。
   
   因此见好就收的实质,就是反对取得胜利的谬论。
   
   见坏就上——形势不太坏,见坏就上也许能够挽回败局。但挽回败局后仍然有见好就收阻挡着,因此,见坏就上的最好情况,是避免损失。但是,这同样是不管客观形势实际情况的机会主义策略,也就是不管形势怎样恶劣,你都要搞冒险主义。
   
   见坏就上,是可能导致巨大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策略。
   
   两者合计,最好的情况是瞎猫子碰到死老鼠,防止损失。一般情况都是不管客观实际真实情况盲目行事。或者是阻止取得胜利和放弃应该取得的胜利,或者是盲目冒险增加损失,甚至全军覆没。
   
   ——摘自2013-2-14驳斥素质论的文章
   
   
   附3:
   

民运必须要有退场机制


   

胡平


   
   
   8月30日,我和王丹、王军涛等一批海外的朋友共同发表声明,支持香港占中三子计划发起的和平占中行动,对北京给香港订出的假普选方案坚决说不。
   
   9月下旬,占中行动提前启动,其规模之大、声势之大,远远超过预期。其中,以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为核心的香港学生扮演了先锋和主力的作用。顺便说一句,早在前年,2012年的9月,我就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评论“后生可畏,后生可爱”,向广大听众和读者介绍过当时年仅15岁的学民思潮领袖黄之锋。
   
   看到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英勇抗争,我们都感到十分振奋,但与此同时也不能不深感忧虑。那几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会不会发生六四式血腥清场。我回答说,这种可能性很小。我在推特里写道:“当局的盘算也许是,不让步,也不开枪,对民众的要求就是不理,等人潮消退,秋后算账。”
   
   需要说明的是,和平占中是公民抗命,参与者故意做出违反法律的行为并甘愿接受其法律后果。这就是说,事后追究法律责任是难免的。但是在不同的情势下,受罚的轻重,特别是它造成的社会效应却可以有很大不同。
   
   搞得好,抗命者受处罚的会很少,受到的处罚也会很轻,甚至只是象征性的受罚,由抗命行动激发出的民众热情会很好的保持乃至进一步强化;搞得不好,抗命者受处罚的会比较多,受到的处罚会比较重,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严重地挫伤民众的信心与士气,强化反民主势力的地位,从而导致整个形势的倒退。
   
   因此,占中行动将如何收场,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尽人皆知,占中行动面对的不只是港府,而是中共。既然我们不能对中共抱多少幻想抱什么期待,我们就只能考虑,我们民运方面应该如何行事。
   
   八九民运最沉重的教训之一就是,民运方面未能做到“见好就收”。在50多天的时间里,不止一次出现过大好的时机,可惜都被错过,后来形势恶化,但至少还可以避免更坏。在这些关键时刻,都有很多人提出撤离广场,转为其他方式抗争的正确主张,令人扼腕的是都未能实行。
   
   导致六四悲剧的原因之一,从民运自身检讨,那就是民运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退场机制。民运好比一辆只有油门,却没有刹车的汽车,除非它幸运地一战而全胜,否则就无法避免车毁人亡的结局。
   
   诚然,要民运建立起自己的退场机制并非易事。因为占中现场--如同天安门广场--是开放的,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群众组织不是军队,不可能对自己的所有成员做到令行禁止;再加上运动中有很多民众是自发参加的,不受几个发起人和发起组织的约束。有些时候,大多数抗议者都认为该撤了,只有少数人坚持不撤继续留守,而多数人不好扔下这继续坚守的少数人不管,于是只好迁就他们,这就形成了如八九时吾尔开希说的广场上是“多数服从少数”,也就是少数激进派强占主导的尴尬局面,最后是大家都陪着这少数激进派一齐倒霉。
   
   尽管建立退场机制有很多困难,我们还是非建立不可。其实这事也不是象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一位曾经积极参加八九民运的学者就说:“只要我们带头的组织宣布撤,那就算撤了。”剩下还会有人不肯撤,那已经无碍大局;因为当局就再不能以恢复秩序的名义去打击运动的主体了。而只要运动本身能成功,也才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其他人,包括那些坚持不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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