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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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权运动的历史和现状)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公盟”是在维权运动中兴起的一个力量。新公民运动大概是2年前发起的,但是新公民运动有十年多的准备,从03年我和许志永、俞江,成立“公盟”开始,做了很多人权方面的工作,包括“黑砖窑”、“黑监狱”,包括要求废除劳教、死刑冤案、城管制度,户籍制度,争取网络自由,推动全国各地的公民参与人大代表选举,包括08年参与推动北京律协直选,包括高智晟律所被取缔的案件、蔡卓华案,等等。到了2009年,“公盟”被取缔,许志永被关了几年时间,我们的办公室经常受到骚扰,每次换地方都被国保赶走,国保给房东施加压力,让房东把我们赶走。后来我们方向有一些变化,更多地去倡导一些公民运动,比如说,可以看作是新公民运动的前身的2010年发起的“公民承诺”,之后是新公民运动,围观“黑监狱”,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推动教育平等权,我们做了公民T恤衫、公民徽章、公民伞等等。
   
   “公民同城聚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子,在中国目前的这种控制之下,它是扩大公民运动的一个非常棒的主意,一方面,我们用吃饭的形式,包装了某种组织,我们把同一个城市,具有公共关怀的人、想推动民主人权的人联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们又不仅仅是吃饭,而是讨论公共问题,讨论人权,讨论热点案件,讨论政治转型,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不仅仅是大家瞎聊天,而是通过“罗伯特议事规则”来进行一种民主实践,这种讨论本来就是一种重要的民主训练和民主实践。那再后来,就是全国各地的公民同时聚餐,在一个统一的时间,比如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这样的话,在中国这样严厉的控制体系之下,有可能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公民动员。而共产党也不傻,它打击公民运动,打击公民同城聚餐,也是有他的逻辑。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压,对维权运动的打压,一直没有中断过;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打压加剧了。中国的人权运动受到打压,在我看来,是维稳和维权的必然的冲突,是一定要发生的,即使不在2013,也会在2014或2015发生。
   
   三、维权运动的组织化、街头化、政治化
   
   在2005年左右,中国有一个最勇敢的律师,在他面前,我们每个律师都最好不要说自己勇敢啊,他就是高智晟。他对维权运动提出来一些口号,叫组织化、街头化、政治化。在当时我们维权律师的人数还比较少,在北京二十几个,在全国也就四十几个,我们作为人权律师,还很难接受他的这个提议。我们当然同意这种看法,中国维权运动要有大的发展,必须街头化,组织化,政治化,但是在2005年,我们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我们都劝高律师,不要提的这么早,稍微往回收一收。后来他被判刑,受到非常惨无人道的酷刑,然后长期失踪,直到今天还关在新疆的沙雅监狱[编注:已于2014年8月7日刑满释放,目前在乌鲁木齐岳父家]。这是2005、06年的事情,但是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高智晟之后,也没有谁再讨论组织化、街头化、政治化,但是客观上,中国社会运动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街头化、组织化和政治化的趋势。
   
   第一,组织化。在维权运动之前,就有很多“组党”的努力下,1992年的中国自由民主党,1994年的劳工权利保障同盟,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等等,他们都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民主党1998年被判10年以上的在全国就有超过200人。1992年中国自由民主党胡石根被判刑20年,还有好几个人被判重刑,等等。像“天安门母亲运动”、“泛蓝联盟”、“独立中文笔会”、“贵州人权讨论会”,“公盟”,“南方街头运动”,“新公民运动”,“中国人权律师团”,都是这种组织化的努力。也包括家庭教会,中国最大NGO的就是家庭教会。这些都是在朝组织化的方向努力。蔡卓华案是因为印刷发行《圣经》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刑,当时范亚峰组织了一个律师团,包括王怡,陈永苗和许志永在内,但他们三个没有被允许出庭,出庭的有高智晟,有我,有张星水,范亚峰。在当时03到05年,也有一些其它的案件,“双鸭山教案”、“东阳画水案”,都是有很多律师同时参与。再后来的“小河案”,“王全章案”,建三江事件等等,参与的律师就更多了。
   
   所以我借用美国学者的一个概念,叫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没有组织的组织”。因为搞组织的成本太高,如果有人在今天搞组织被判刑,当然我们非常尊敬他,他是最勇敢的,对推动中国的开放贡献非常大。但是这样牺牲太大,判刑十年二十年,一般人难以承受。那我们就考虑比正式的、严密的组织稍微低一点,依托互联网的准组织,像前面提到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啊,泛蓝联盟,贵州人权讨论会,南方街头运动啊,都不是组织,但它又是组织。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有了互联网之后,使“无组织的组织”成为可能,比如说新公民运动,它没有章程,没有固定的成员,没有领袖,(许志永也不是新公民运动的领袖,可以说仅仅是精神领袖),没有层级的领导,也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架构,去中心化。但是它又可以推动具有组织化特点的社会运动。
   
   第二,街头化。05、06年到今天也就七八年的时间,但是街头化的发展非常迅速,第一波营救陈光诚的时候,就有在法院门口的抗议。后来,大型的群体性事件啊,厦门PX事件,什邡、启东、大连、上海等等,街头的抗议越来越多。像2010年的福建“三网民事件”,也是公民运动街头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2013年元旦的南方周末事件,最近的建三江事件,等等,还有安徽的小安妮事件,营救王全章,南乐教案等等。
   
   在维权运动当中,除了新公民运动,还有很多街头运动,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叫“南方街头运动”,这些人就是街头举牌党,他们管自己叫“街头民主派”,他们上街抗议,在街头上打出标语,很多都是非常刺激的。总之,街头化成为维权运动一个重要的趋势。
   
   第三,政治化,中国的社会抗争,除了经济型的抗争,福利型的抗争,还有政治型的抗争。争取政治权利,言论、集会、结社权利,争取选举权。像前面提到90年代的“组党运动”,像高智晟,2008年08宪章,新公民运动。许志永在十年维权的经历中,也有一个政治化的转变。十八大期间,他给习近平写了一个公开信,有点像哈维尔给捷克总统胡萨克写的公开信,有点类似那个。在2011年“茉莉花”之前,许志永作为公盟的负责人,考虑“公盟”的持续存在,是不会写这样的公开信的。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或包括自身处境的变化,他的诉求和主张发生了变化。有一些抗争本身是权利型的抗争,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它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性的意味,像建三江事件、像法轮功案件的辩护,它本身是信仰自由和基本的人身权利,但是它背后有强烈的政治意涵。还有参选地方人大代表,这种具有政治诉求和政治意涵的抗争越来越多。
   
   这就是中国维权运动的政治化、街头化和组织化。需要解释一点,我个人当然同意这三点,但是我并不是去鼓动每个维权人士都去搞组织化、街头化和政治化,我只是在这里面客观地描述一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维权运动有这样一个发展趋势。
   
   在中国维权运动的发展当中,实际上有一个最重要的分歧,在律师群体当中,包括在座的,也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就是,你作为律师,你只能讨论法律,这个案件证据是什么,法律依据是什么,程序有什么问题,你只能谈法律,你不能谈政治,不能谈什么迫害信仰啊,或者是把自己的政治诉求加进去,同时你也不能接受媒体,尤其是海外媒体的采访,把这个事情给闹大,等等。一派认为,用莫少平的话,应该“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专业化、专业问题技术化”,这么“三化”,把人权案件都给“化”得悄无声息了。另一些人权律师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任何法律问题都很难脱离政治的影响,比如说家庭教会案的介入,比如说法轮功案件的辩护,如果你仅仅去讨论这个法轮功学员印了200张传单还是300张传单,应该判2年还是5年,你去讨论这个,就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你改变不了结果;所以一定要谈背后的宪法问题、信仰自由的问题。这个我这里没有办法详细展开讲。
   
   四、维权运动是政治转型的积极力量
   
   最后,讨论一下中国的维权运动对于整个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中共官方把“黑五类”,维权律师,地下教会,网络意见领袖等等,作为他的敌人,虽然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但共产党说,你就是我的敌人。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力量正是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非常重要的、活跃的、正面积极的力量。维权运动让法治更多地得到人们的认可,用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虽然很多案件并不能得到胜诉的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权律师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中国,像“建三江事件”,江天勇、唐吉田等4个律师总共被打断了24根肋骨,像丁家喜律师、许志永律师、高智晟律师,现在还在监狱里。即使有这么大的打压,但是加入到人权律师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个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很多案件败诉,但是它扩大了律师的力量,扩大了律师的团结,扩大了律师的道德威望。
   
   中共对维权运动的打压一直没有变化,当局从来没有停止过抓人、关人、打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的空间在萎缩。一方面,这十年来,政府的打压没有中断,甚至有的时候,还在不断地加强,另一方面,民间的空间仍在不断的扩大。在未来几年,这种趋势恐怕也不会变,民间的力量,律师啊,教会啊,访民啊,网络啊,会不断的抗争,不断的发展,同时会有我们更多的战友被投入监狱,付出各种代价。没有这种牺牲,没有这种抗争,中国人民的基本尊严和自由,中国人的民主之梦,也不会实现。
   
   五、问答
   
   问题1:你如何看待艾未未的维权方式。
   滕彪:艾未未比我们在座的很多人进入维权界都晚,但是他在进入之前,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个艺术家,在本领域里具有非常高的威望。从“杨佳案”,汶川地震,后来介入很多事情,从整体上看来,都是非常棒的。他对当代艺术、对新媒体有非常敏锐的把握,可以把一个看似普通的维权事件,变成具有非常广泛影响的一个行为艺术,把维权和艺术连在一起,效果很好,我很欣赏他。
   
   问题2:今天对于城市家庭教会,围绕着聚会权利的问题,有哪些建议?
   滕彪:我参加过很多家庭教会的聚会活动,在北京、成都、深圳等。教会的维权,提到了守望教会、秋雨之福,南乐教案,子洲教案,良人教会,这些教案在中国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想教会,主要是家庭教会,在整个公民维权运动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个人也谈不上有什么建议。2005年范亚峰组织基督教维权律师团,我也是其中一个成员,但是后来这个律师团并不太活跃。但有很多律师做了大量的宗教维权活动,所以我希望教会和律师这两个群体能够有更多的结合,只要有教案,一定会有律师可以代理,不用担心没有律师敢介入,另一方面,许多律师本身也是家庭教会的成员,应该起到更多的桥梁作用,让教会的维权更加有影响,要公开的做,大量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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