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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权运动的历史和现状

https://www.purdue.edu/crcs/events/purdue-symposium-ch/purdue-symposium-2014-ch/tengbiao/
   
   按语:2014年5月5日至7日,“宗教自由与中国社会典型案例学术研讨会”在普度大学召开。会议参加者包括 30余位为在中国社会中积极提倡、保护并争取宗教自由权利的牧师、律师和教师,与会者基于当代中国社会权利贫困的现实,就宗教信仰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宗教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为信仰维权的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经过三天的热烈研讨,对于宗教自由问题达成许多共识。《宗教自由普度共识》文本及联署签名已在2014年5月14日公布。
   
   在这次难得的“三师大会”上有很多精彩的个人演讲和互动研讨,我们将会整理发表。今天(2014年10月13日)首次公开发表滕彪博士在研讨会的演讲。这个演讲从宏观上介绍了维权运动的兴起、历史和现状。

   
   滕彪2002年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3年起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讲授法理学、法律语言学、法律与文学、法律社会学。目前为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在“孙志刚事件”中,滕彪是上书的三博士之一,最终导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参与“蔡卓华案”的辩护,蔡牧师因为印发《圣经》和宗教书籍而被指控为非法经营,律师团辩护指出,这实质上是一起违反宪法所保障的宗教自由权利的案件。蔡卓华案的辩护,是中国维权律师集体亮相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之后不久,香港的《亚洲周刊》评选出当年的“风云人物”,就是中国的维权律师。维权律师群体由此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
   杨教授说今天我们这个会是“三师大会”,律师、牧师和教师,我不是牧师,我曾经是律师,但是现在被吊销律师证。曾经是教师,哦,现在还是教师,但不能上课,被停课[编注:2014年9月被中国政法大学以“出国逾期不归”为由除名]。我不是“三师”,我是“黑五类”,政府的“黑五类”:维权律师、地下教会、网络领袖、异议人士、弱势群体,五个我占了四个,所以我长的那么黑。在座的王怡,五个“黑”他占全了,但他没我长的黑。我今天和大家报告一下关于中国维权运动的一些思考,我想把维权运动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梳理,以及对它的分析和展望。
   
   一、维权运动的兴起
   
   1949年建立的极权体制,“毛体制”一直到今天阴影还在,所以有一个说法:只要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片”,毛的照片,我们就是同一代人。然后到1976文革,之后是所谓的改革开放。对“四人帮”的审判,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是一个象征,它用法律审判的形式,包装了一个宫廷政变,把毛和中共所犯的巨大历史罪行推到“四人帮”少数几个人身上,辩称犯错误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一小撮混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党是不能犯错误的,党只能纠正错误,所以党每犯一次错误,都给自己争取了一次纠正错误的机会,这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这么愿意犯错误。
   
   但这个审判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开启了中国法律化的进程,然后就是80年代的法律化运动。到了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然后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的兴起。原来的意识形态话语,阶级斗争啊,斗私批修啊,这些原教旨的、毛主义的东西不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所以当局提出“依法治国”,后来甚至“人权入宪”,这是维权运动得以产生的重要的话语条件和制度条件。用我们的词,叫“假戏真唱”,用现在的宪法、法律能够为我们用的东西来维护权利。中国的法律是一个文本,如果你不用的话,它就“死”在那,我们努力把它激活。
   
   现在研究中国维权运动的学术文献中,一般都把2003年作为维权运动兴起的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除了“孙志刚事件”,还有很多事件,像蒋彦永披露SARS真相、“李思怡事件”、“孙大午事件”,还有年底的人大代表参选等等,法律人、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在2003年前后中国的维权运动能够兴起?它需要一系列的社会条件、政治条件,首先是法律的发展,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职业的重新恢复(文革的时候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其次,市场经济,互联网,扩大了民间活动的空间,扩大了人际交往和民间联合;高速公路、铁路和手机用户的发展、网民数量和社交媒体的发展,都非常迅速。这些都是中国维权运动能够存在、能够发展的重要条件。
   
   然后呢,就是自由主义的兴起,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然,还有民主人士的不断努力。当年北大有一个老师叫王天成,他因为“组党”被判刑5年,和胡石根一起。王天成从监狱出来之后,看到我们这帮律师在搞维权运动,非常兴奋,他说,你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权利、权益结合的道路,在他们那个年代,在80年代,甚至包括90年代,他们要求民主、要新闻自由啊等等,这些口号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它和具体的个人利益、民间底层的利益没有联在一起,而维权运动找到了这样一个道路。我跟他说,并不是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条路,而是你们所开创的空间给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性,没有魏京生、徐文立、王丹、刘晓波、秦永敏、胡石根这些人的牺牲,后面也不会有维权运动的兴起。
   
   二、维权运动的“剧目”
   
   维权运动当然有很多形式,用社会运动的一个词,叫repertoire,就是斗争剧目。
   
   我们最重要的斗争剧目就是人权案件,通过代理案件,在法庭上来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体制进行斗争,或者完善法律,来增加维权运动的影响,这是法庭上的抗争。
   
   还有媒体,维权律师和其他律师有很多区别,其中一个就是和媒体的关系,有些律师可能也代理一些和人权有关的案件,但是他们不是人权律师,因为他们不敢把这个案件当中违反人权、违反程序的东西,向网络、向媒体公布,不敢公开的挑战,我们一般不太认同这种是维权律师。
   
   在法庭之外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挑战“恶法”,比如说,针对收容遣送制度,针对劳教,最近针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比如“激活宪法”,中国的宪法是一个“死”的法律,比如说宪法里面有“特别调查委员会”,在“孙志刚事件”之后,贺卫方等五个教授就写公开信,要求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等等,类似的这种例子很多,要通过一个公开的挑战,让它活起来。
   
   “围观”、“打酱油”,这个词是从2007年厦门“PX事件”开始,因为中国的集会游行示威法,基本上剥夺了宪法所赋予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在实践当中,具体的公安部门,他们在受理集会游行示威申请的时候,从来不批准任何一个集会游行示威,中国公民的这个权利事实上被剥夺,很多集会游行示威就是只能以非法的形式存在。有的时候就要包装一下,不管它叫游行集会示威,而叫“围观”,“散步”,或叫“打酱油”,“我是来打酱油的,我正好路过这里。”在“厦门PX事件”,在后面一系列案件当中,都是这样的。
   
   成立NGO,像北京很多维权律师,因为他们代理太多的维权案件,就被吊销律师证,或者年检不被通过。他们一方面继续通过公民代理等方式继续去代理案件,另一方面,有些人转向NGO,成立一个NGO,作为推动民间社会的一个平台。
   
   还有参选人大代表、“公民不合作”、“公民不服从”等等,各种各样的斗争剧目。
   
   这个我稍微讲一点,要把“公民不合作”和“公民不服从”区别开来。“公民不服从”呢,刚才提到了,它有一些条件,比如它是非法的,它是公开的,它是依照良心来“违法”,并且主动地、自愿地承担责任,一般研究“公民不服从”的理论家认为,这样一种斗争形式它只适用于民主体制,国民对宪法的合法性有一个共识。像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体制,恐怕不太适用“公民不服从”。有很多人推广“公民不合作”,比如说,广州唐荊陵律师,在推广“公民不合作”,有很多项目,其中一个叫“8毛钱赎回选票”运动,因为中国的选举是假的,如果你不去公开的说出来,而去投票,等于你参与了这种虚假的选举,唐律师就号召大家发出公开的声明:“我不参与这种选举”,这叫“公民不合作”。为什么叫“8毛钱”呢?你最多花8毛钱,寄一封信给他,说我不参与选举。实际上不需要寄信,在网上申明就够了。像家庭教会的不去登记,也是“公民不合作”,但是像守望教会、秋雨之福,在户外进行崇拜,这就比较像“公民不服从”。像杨支柱,按照法律,他只能生一个孩子,他非要生两个,而且公开的生,在网上号召大家给他孩子起名字,我觉得这也有点像“公民不服从”。我也超生,但这就不算“公民不服从”,因为不是公开的。
   
   在线的维权形式也有很多,因为现在的WEB2.0技术,使社会运动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原来的社会运动中,斗争剧目比较有限,静坐啊,罢工啊,绝食啊,抗议啊,这些东西。自从有了互联网,斗争的剧目几乎是无穷无尽的,种种的形式,网络救援、网络会议、“人肉搜索”、网络快闪,等等,因为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即时性、草根性、活动性,它极大地丰富了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它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参与的成本,那也就意味着降低了参与的风险,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增强了人际沟通的速度和能力,人与人分享信息、相互联络,更加方便,更加快捷,几乎是没有时间差的。有个说法,战无不胜的中国共产党,将要败在互联网手下,这是上帝送给中国的一个最好的礼物。像“孙志刚事件”,“08宪章”等等,“郭宝峰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艾未未,营救陈光诚,包括许志永发起的一系列运动等等,都是和互联网有非常紧密的关联。像网络报纸,快闪,“人肉搜索”,网络投票,等等,都运用新的网络技术,以前有facebook,twitter,被封锁之后,人们就用微博,现在又有微信等很多新的东西。中国维权人士会去试探每一种新的即时通讯工具。
   
   有越来越多的律师、公民、记者站出来,不再害怕官方的恐吓。在营救陈光诚过程中,一些人穿着“光诚”衫,在法院门口抗议。深圳的人权律师庞坤,在刘萍案开庭的时候,和法院的法警在相互对拍,这都是在给对方留证据,在给历史留下证据;在“李庄案”的时候,这些律师用胶条把眼睛缠住,抗议当局把“眨眼”作为指控的依据。还有胡佳自囚,把自己关在铁笼子里。一些行为艺术,也是剧目。“先被劳教再保钓,以免保完被劳教”,在反日运动当中一些维权人士打出来的旗帜。在深圳,官方暗示或操纵的反日游行中,一些民主维权人士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的主张给宣示出来,比如有人举着很大的标语,上面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然后后面有两个小字“保钓”,就是这样的一些斗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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