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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邓计生”,中国已难逃分疆裂土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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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邓计生”,中国已难逃分疆裂土的厄运
   
     如今反对派人士太多人忧切中共何日垮台的问题,我却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任何没有软实力的政权,不管其暴力如何强大,都无法长久,典型的如秦朝,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例子也就是蒙元。由邓小平缔造的伪共流氓资本主义政权因为“名不正言不顺”,也不象满清有儒家借以维持,不久必然退出历史舞台,伪共时期,只是中国从实到名回归民国的一段可耻的过渡时期。
     我最忧心的问题是:由邓小平开启的、迄今已为中共统治者坚持了三十四年的“一胎化”计生巨谬蠢策,迄今已对中国造成了伤筋动骨的大害,它比毛泽东政治运动更具毁灭性的后果可能已经覆水难收、无法挽回了:
   


     胡锦涛时期的“民工荒”已全面恶化为“劳工荒”、招生难”、征兵难。。。因为缺的不仅仅是民工,而是社会全面缺(年轻)人;在边疆,由于维族的极端手法暴力反抗,生育率大大低于维人,已被维族年轻人口包围的新疆汉人,前所未有的失却安全感,掀起撤回内地的移民潮,与之相对的中共军、警却“征兵难”日益严峻,据说为了救急,现在在酝酿要像韩国那样,实行适龄男丁全民服兵役的强制政策,但这样一来,“劳工荒”、招生难”。。。就会更加严重。
     根本由年轻人口暴降引发的“劳工荒”,导致劳动力成本高涨,制造业滑坡、外资撤逃;“招生难”导致学校举步维艰、节节萎缩。。。中共国经济崩溃不可避免。
     年轻人口暴减引发了空气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已导致中国“未富先老”,现在中国普遍的“啃老”现象,就是“独生子女”和老龄化的双料恶果。中国养老系统崩溃,以致社会崩溃不可避免。
     以一组数据说明危机:1992年全国小学有71.3万所,到2013则减少至21.35万所,减幅达70%以上。大幅度缩减不仅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以北京为例,从1995年到2012年,北京小学数量却从2867所锐减到1081所,降幅68%。学童是一个民族希望的花骨朵,学童大幅减少意味着什么?
   
     对此,朱学渊教授抚掌大笑说:好事情好事情呀,人口少了,素质才会提高嘛!
     但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口常识:有数量才可能有质量(虽则有数量不一定有质量),但没有数量则肯定无质量。因为天才出于偶然,需要有足够多的量为载体,天才和各类人才,不可能以试管勾兑产生或以工厂流程出产,天才和各类人才的产生,必要有充足的数量为前提。
     翻看世界史可以知道:人多的民族不一定人才济济,但人才济济的民族,一定不是人口稀少的民族。
   
     也只有象朱教授那样仅通过谐音词、近音词的推演,就能在考古能力、考古条件、考古行为“三无”的情况下,訇然得出“秦始皇是说蒙古语的女真人(不知嬴政兄是怎么学会那个在自己死了近千年后方才产生的蒙古族语言的?)的人,才会拥有“人少了素质就会自然提高”的思维方式的。
     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人口是文明的根本、财富的源泉,人丁兴旺家和国才能发达、强盛、长久;本来人是万物之灵,是创造的主体和目的,学渊兄却把人口当作没有创造、徒然消费和污染环境的生态负担,连牲畜价值都不如!——大概他认为植物和动物越多越好,就是不该多人,否则就破坏了生态,他心目的理想的地球,大概是一个山清水秀的无人星球。
     也只有象学院教授那样仅通过谐音词、近音词的推演,就能证明“三皇五帝”是女真人(不知黄帝等人是怎么拥有一个近五千年后出现的民族之血统的?)的大手笔,才能够只问人口总数,不问人口密度,因而一再发出:中国人太多了,汉族人太多了的疾首之叹。
     我想请问朱教授:新疆人口比上海多,新疆是不是人太多了?至于“汉族人太多了”之论,汉族人在新疆属少数民族,在西藏更属极少数民族,请问新疆和西藏的汉族人是不是“太多了”?
   
     也只有象朱学渊那样的大手笔,在讨论人口问题的时候,才会只问总数,不管年龄结构。我想请问朱教授:一个人少而以老人为主的村子,与一个拥挤但以年轻人为主的村子,究竟哪一个有前途?
     的确,人太多了也不是好事,人多而教育程度低下,就会出现“旧中国”、“旧印度”的弊端,但人多总不至于灭亡,人太多的弊端,尚可以调整和加以克服,看看历史:有哪一个国家是因为人多而灭亡的?而失却了人,则一定灭亡,无可补救的灭亡,村镇、地区、国家都一样。。。前苏联在远东的众多村镇、美国加州的“Ghost Town”,其灭亡无一不是人的消亡,而决不是因为人多。
   
     惋惜于习近平放松“单独二胎”的朱学渊,大骂在下反对“邓计生”的观点是“粗鄙的马克思主义”,我想提请学渊兄注意:
     “计划生育”的本质是计划经济,因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低效,令其无能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并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故需计划人口。
     因而试问:反对“计生”和支持“计生”,究竟哪一个接近马克思主义?
     再则“计划生育”必使尊重人权成为空谈,因为不动用专横暴力,人家凭什么接受你“计生”,拱手献上生育自由权,因此有“计生”则无人权。
     因而试问:反对“计生”和支持“计生”,究竟哪一个算“粗鄙的马克思主义”?学渊兄一面颂“普世”,一面挺“计生”,岂非奋力自我掌嘴则何?
     再请朱教授明鉴:当今中国挺“计生”、护“计生”最疯狂最铁杆者,非计生委头头,而恰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工程学院院长程恩富,此公在中国恶性老龄化已冰山现角的今天,仍在丧心病狂地鼓吹:
   
     “杜绝二胎,严控一胎,奖励无胎。”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什么是反华分子?这才叫反华分子!什么是恶毒的反华分子,这才是最恶毒的反华分子!
     马克思工程学院院长是最恶毒的反华分子,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邓小平对藏、疆汉族厉行“一胎化”邓计生,是脑残式的愚蠢,如今已造成疆藏分离大势不可逆转,而少数民族地区汉人遭灭绝性屠杀的危险高涨,王希哲却还在颂扬什么“邓左派”,高度肯定亡国灭种的“邓计生”,这反映出希哲兄既不懂经济,也不懂政治,他的民族主义和“大民主”都是白搭。
     习近平骨子里盲目民族主义,却摆着“邓计生”这民族空前大弊政不去废除,只敢隔靴搔痒地微调——放开单独二胎,诚可谓杯水车薪。
     不远的将来,中国社会崩溃,裂土分疆恐难避免。
   
   曾节明 写于2014年九月十七凌晨于秋寒纽约上州
(2014/09/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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