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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错误做法严重破坏了中国正常的外交工作,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使中国与各国外交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已经与中国建交或正在谈判准备建立外交关系的50多个国家中,就有30多个国家与中国断交或出现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对于这种情况,被江青一伙控制的官方喉舌《人民日报》还在打肿脸充胖子地说:“我们不怕孤立,我们也决不会孤立。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站在我们一边。”
   ●社会道德空前堕落
   如今许多年过半百的中国人都会记得,从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风气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雷锋争做好事的热潮。在那段日子里,整个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相敬如宾,互助互爱,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许多人做了好事不留名,甘当无名英雄,人们自觉学雷锋蔚然成风,至今一些老人回想起那几年的良好社会风气仍津津乐道。
   然而,自从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社会风气逐渐恶化。昔日那种人们互相帮助、争做好事的现象难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进而发展到相互斗殴甚至相互残杀。许多人昨天还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今天就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无数个家庭当中也分成了两派,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比比皆是。以往常有的见义勇为行为见不到了,人们在坏人坏事面前噤若寒蝉,避而远之。由于公、检、法系统都陷入瘫痪状态,一时间流氓恶棍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无人敢管。抢劫、强奸、盗窃等恶性案件多如牛毛。很多女孩子一到晚上便不敢出门。
   “文革”不仅造成了道德的堕落,还扭曲了一些正确的传统观念: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人性论”受到批判;尊师爱生的良好风尚,被当作旧的“师道尊严”遭到唾弃;助人为乐的友爱精神,也被指责为“不分阶级,不分敌我”。曾经有这样一个事例:一个女孩见到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年妇女过马路有困难,便主动上前搀扶老人过马路。后来有人对女孩说,你知道那个老太婆是什么成分,也许是个地主婆呢?这个女孩就再也不敢搀扶老人过街了。
   “文革”时期是一个人妖颠倒,黑白混淆,好人受气,坏人当道的年代。一大批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劳改释放犯靠“造反”夺了各级领导的权,而那些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被当成坏人却受到批斗和虐待。
   “文革”造成的道德堕落,直到这场浩劫结束后多年仍难以恢复。曾经有这样一首顺口溜来形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人际关系:“六十年代人帮人;七十年代人整人;八十年代人骗人;九十年代各人为各人。”
   48、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恶果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196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所作的惊世骇俗之语,此人后来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是康生1958年夏天在北京音乐学院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提出来的,他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林彪1965年11月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批示,他后来也成了“副统帅”和法定接班人。在“文革”初期,林彪为了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大搞个人崇拜,将现代造神运动推向峰巅:人们每天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逢开会必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遇到问题要先学毛主席语录;学生上课前要先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一句话:“毛泽东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最伟大的天才。”
   个人崇拜活动还造成了极大的物质浪费。在中国,毛泽东像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塑像的数量之巨,堪称世界奇观。以制作毛主席像章为例,从1965年5月到1967年8月,仅在两年三个月时间里,全国就有2万多家工厂企业总共生产各种毛泽东像章达80亿枚以上。耗用铝、铝合金以及有机塑料6000吨以上。而全世界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30年间总共制造的各类像章也只有25亿枚。事实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生产的毛泽东像章,远远超过80亿枚!中国人制作的毛泽东像章,不仅在数量上创下了纪录,在重量上也创下了纪录。当时最大的像章,直径达20厘米,重约二三百克。中国人不仅创造了制作毛泽东像章的奇迹,而且创造了佩戴毛泽东像章的奇迹。在文革期间,几乎人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在十年动乱中,出版《毛泽东选集》及《毛主席语录》创下的数量也令世人瞠目。从1966年3月至1976年8月,全国共有1820家印刷厂承担了毛泽东著作的印刷任务。在这10时间期间,共印刷《毛主席语录》65亿册,《毛主席诗词》4亿册,《毛泽东选集》8•4亿套(每套4卷,共33•6亿册),总数超过100亿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一些大专院校、党政机关和企业印刷厂10年间的自行印量,据统计约有17亿册。还有各种规格的毛主席像22亿张。按当时全国8亿人口分摊,人均拥有15册毛泽东著作和3张毛主席像!为了印这些书和像,共用去40多万吨高级纸张。而这10年中,其中就有6年进口纸和纸浆所用的外汇占国家进口商品类别的第二位到第五位之间。有人统计过,在毛泽东的书之前,人类印刷数量最大的书是《圣经》,从19世纪到20世纪90年代,在150年间共印了40亿册。而毛泽东的书仅10年就印了100亿册以上!还有数万尊毛泽东气宇轩昂、高大雄伟的塑像,更是星罗棋布地耸立在全国的乡村、工厂、学校、军营……为了造就这一切,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49、批林批孔再次造成严重灾难
   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一度受到震动,意识到自己对林彪的偏听偏信,错整了不少老战友。周恩来等人利用这一时机,为贺龙等一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并努力结束长期混乱的局面。然而就在各行各业形势刚刚走向好转的时候。毛泽东搞起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又一次造成了严重后果。
   事情的起因说起来有些离奇。江青一伙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尊崇孔子、孟子的某些言论材料,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由此联想到林彪的思想与孔老夫子有关,便把这位已死了两千多年的古代教育家、思想家与林彪扯在一起批了一通。1973年8月,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批评著名学者郭沫若尊孔,此举吹响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号角。这首在当时流传很广的诗是: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需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又被江青一伙利用,他们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借当时几起名噪一时的小事件,小题大做,制造所谓“复辟回潮”的典型和“反潮流”典型,为攻击周恩来等人提供“现实依据”,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整人恶浪。
   1973年10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初二(1)班举行英语考试,女学生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为此,张的班主任讥讽她是“伟大诗人张玉勤”,要她作出检查。学校领导在学生大会上要求各班对此事进行讨论。张玉勤觉得受侮而自杀。江青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不仅将张的班主任和校长判了刑,还在全国狠批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
   两个月后,北京市某小学一个名叫黄帅的女学生,因对老师管教学生的方式不满,在日记里写下了心中的意见,此事被其父发现,觉得这是一个出风头的机会,便鼓动女儿将日记寄给了北京日报。该报随即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她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认为在全国仍存在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此信后来又被江青一伙在《人民日报》在转载,并以此事大做文章,把黄帅吹捧为“反潮流典型”,在全国掀起了“破师道尊严”和“反右倾回潮”的浪潮,师生关系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教师在人们眼里地位更加低下,一度走上正轨的教育战线再度出现了混乱。
   由于当时就业十分困难,稍有门路的人便通过“走后门”让自己的子女参军或当工人。一个名叫柴春泽的干部子弟通过父亲的关系参军后,其父又四处活动,想再找门路将他送进高等院校。这名干部子弟为了表现自己反对走后门的“革命思想”,拒绝了父亲的好意,并将父亲的信交给了部队领导,后来又在《解放军报》上登载,他因此走红一时。江青一伙利用这一事情,在全国掀起了大批“走后门”之风,许多通过“走后门”参军、进工厂或上大学的青年被退了回去。于是有人写信揭发,说柴春泽参军也是走的后门。周恩来在来信上批示,要柴“一退到底,彻底革命”。柴只得脱下了军装重回乡下。粉碎“四人帮”后,柴春泽一度被认为是江青的走卒而被捕,在牢中关了几年。柴春泽最初的幼稚举动,不仅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他父亲,更害了许多与他经历相似的同龄人。
   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更由于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为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在全国造成了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严重混乱。“左”倾错误广泛地影响到历史、哲学、伦理道德等各个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首先,历史的本来面目被歪曲了。为了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把中国的历史歪曲为“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一切历史的进步都说成法家的功劳,一切历史的反动都说成是儒家的罪过;一切有作为的历史人物都说成是法家,历史上所有反面人物都说成是儒家。总之,是法家进步,儒家反动;法家坚持变革,儒家复古守旧;法家总是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儒家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其次,以正确评价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为名,广为宣传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对一些封建皇帝、王侯将相,用现代的语言任意夸大和一味歌颂他们的“历史功绩”。毫无批判地赞扬封建专制主义,借口评价秦始皇、曹操的历史作用,公开为他们的暴戾、残忍和滥施暴力作辩护。1974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恃革命暴力者昌,恃反革命暴力者亡》,颂扬秦始皇说:“这种适应历史潮流的暴力行动好得很。……只要阶级依然存在,我们决不放弃革命暴力。”
   第三,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破坏。不仅否定了我国优秀的伦理传统道德,而且使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新的伦理道德规范也严重的破坏。批判了“师道尊严”,造成了师生间的对立;批判了“宽厚”、“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人性论”,使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准则受到很大破坏;批判“中庸之道”,鼓吹“斗争哲学”,更是培养了一些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极端好斗情绪。社会中父子、母女、夫妻、兄弟、同志、朋友、上下级之间的正常关系遭到践踏,素称礼仪之邦的中国的伦理道德水平大大下降,“文革”在人们思想上造成的“内伤”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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