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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著《三》:历 史 重 新 评 说 ——毛泽东、邓小平重大过错与决策失误

民声著《三》:历 史 重 新 评 说 ——毛泽东、邓小平重大过错与决策失误
   
   32、挟私怨报复彭德怀
   ●毛泽东下决心整倒彭德怀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检讨前一段时间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仍然错误地认为,前一段的形势是“形势大好,有点坏”,大跃进中的成绩是主要的,并没有真正改正“左”的错误。这一情形令彭德怀深感忧虑。他决定将自己前段时间下乡调查的见闻和感受,写成汇报信供毛泽东参考。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封讲真话的信,竟给他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噩运。

   毛泽东早就想整倒彭德怀,但苦于找不到借口,此时读了彭德怀的信,顿时心花怒放,认为抓住了把柄。他从信中找出“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语句,认为可以从这里开刀,定彭一个反党之罪。毛泽东14日收到彭德怀的信,次日即命人将信打印200份,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标题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的同志,要求大家“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17日下午,彭德怀看到会议秘书组向参会代表分发的“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六月底上庐山之前,把回湖南乡下调查到的情况,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出现的种种问题写了出来,这是作为私人信件,呈送给毛主席参考的呀!如今这么一封私人信件,毛主席没有跟自己打任何招呼,就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并冠以“彭德怀同志意见书”让大家评议。他当即急冲冲地去找毛泽东,想问清这样做是为什么。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居住的庐林别墅一号院。一辆苏联制造的黑色轿车停在门口,毛泽东从屋里走出,准备上车去看戏。彭德怀拦住了他,让他解释为什么要那样做。毛泽东借口要去看戏,让他明天再谈,说罢钻进了车里。彭德怀挡在车前头,恼怒地嚷着:“主席,我跟了几十年了,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你要跟我讲清楚!”
   一个暴跳如雷,一个稳如泰山,国防部长挡住了党中央主席的车。毛泽东坐在轿车里一言不发,不急不躁,仿佛有意让身边的人看个真切,看个够。他的一名卫士上前来劝扯彭德怀,但被彭推开。这名卫士赶紧叫来了两位中办副主任,边拉边劝,总算给车让开了路,黑色轿车缓缓离去。彭德怀冲着远去的轿车吼道:“你要讲清楚!你不要又搞阳谋!阳谋!……”
   毛泽东发下彭德怀的意见书后,出乎意料的是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甚至还有不少人赞成彭德怀的观点,这令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已下决心借这次机会整倒彭德怀,否则就难找到这样的机会了。次日,他命人把刘少奇、周恩来两人找来,在自己房间里同他俩谈了半天。毛与周、刘谈的什么内容,因为房里只有他们三人,别人无从知晓。但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估计是让他俩去做彭德怀的工作,让彭认错检讨。
   在7月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语气严厉的发言,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我劝党内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些同志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
   毛泽东的讲话更让彭德怀心情沉重。晚上,他在马路上散步时,遇见了朱德。朱德问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批评有什么考虑。彭德怀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朱德说:“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按:即检讨)。”彭德怀对朱德一向敬重,他听从了朱的劝说,“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次日上午,刘少奇、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来找彭德怀谈话,他们劝说彭德怀“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他俩同彭德怀“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彭德怀在感激之下,“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彭德怀违心地在会议上作了检讨。然而,一心要整他下台的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休。彭德怀的信本来只有三千四百多字,但毛泽东却故意将它说是“向党挑战的万言书”。
   ●“万言书”里说了些什么
   为着说明问题的需要,我们在此将彭德怀的那份意见书全文照登,看看他有没有说错什么: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份资金,推迟了一部份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4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份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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