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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对政治转型的力量 人道主义对政治转型的力量
唐元隽
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依据的最核心的思想：“把人当人看”。人是受思想支配的动物，在今天各种主义流派并存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一国的现代化进程，政治转型往往不是在高张的自由民主旗帜下出现的，而恰恰在人道主义情怀的主导下发生的。而人道主义可以使我们在正确的认知基础上采取和缓的、符合人性的方式改变社会。
我们人类的恻隐之心，古代称“不忍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些是人道主义的人性基础。它同时根植于中国人文化和天性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社会向文明的方向发展的某种必然性。这些人性基础对现在国家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的改变有时起着关键作用。尽管“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西方人道主义盛行于文艺复兴后，但中国传统儒家的仁和礼，提倡仁者爱人，提倡教化的力量，统治者施仁政。这些是我民族人道主义的传统资源。人道主义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特别是近几十年，我们从一些共产极权国家政治转型中，都看到人道主义的影响力。
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整个执政期间，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人的积极性和人的利益是改革的出发点。戈氏认为当时的苏联，人不被当作目的，而是当作手段来使用，奉行人道主义的戈尔巴乔夫非常不满这种状态，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最后导致他决心结束 “专制极权和行政命令的官僚体制”。
政治是由人来做的，那些手握权柄，有主宰力量的人，对政局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九八九年六月，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拒绝用武力镇压学生发起的和平示威，被保守派清洗出局，如不是学潮，以赵的开明，中国政治转型或许成为另外一种范例。我们从赵紫阳身上看出人道主义对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和意义。波兰共产党的独裁者雅鲁泽尔斯基以人道方式解决波兰问题，他拒绝镇压团结工会，并力排众议，给这个反对派组织合法的地位，使波兰成为一个多元的民主体制。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先生晚年认清时代潮流，说服党内反对者，在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使台湾较快的进入现代民主社会。
一国人民整体的精神基础（统治和被统治者），决定国家的政治走向。中国民运经过几十年，也不乏风起云涌过，却未见中国人摆脱共产极权专制的桎梏，人们所持无论是平和还是激烈的想法均不见成效。在民运力求社会变革的同时，不得不看到民众的政治选择和思想倾向，而归根到底同人道主义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民众的觉醒，没有人道主义精神基础，民运的能力也将大打折扣。
在立刻结束共产党统治，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几乎无助的情况下，我们要唤起朝野双方人道主义的良知觉醒。这是通向未来更高政治目标的最好方式。共产党的阶级镇压理论及它那歪曲的历史主义虽然有其一套说教，但我们都能看到，曾经的失落和无地位者的复仇情绪，成为千百年来包括后来的共产革命王朝更替，杀戮惨重的主要心理动力。在共产党极权制度下，被压迫者的屈辱和痛苦当然难以忍受，但暴戾的民气也很容易使一场求翻身的革命变成野蛮的同态复仇行动。
面对现实，从事民运的朋友要有火热的心加上冷静的头脑。一切对时局微妙变化的察觉使我们的判断益发贴近实际，不同的思想观念互相影响，正如罗素所说“让融合后的文化在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民主宪政是一个逐步积累，与自身生活相关的事，我们要让它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想做到这一点，让我们回归到最核心的价值——人道主义。
（2014-09-10）
（2014/09/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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