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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发表】杨建利在某民主活动座谈会的演讲

笔者近期从一友人处获得一份海外民主活动座谈会的演讲记录,演讲人是公民力量创办人、人权和民主活动人士杨建利。经过中间人协调沟通,笔者获得杨建利先生授权公开和发表此记录。根据笔者研究观察,各类“民主运动”个人和团体中持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笔者不敢妄断哪些观点正确或哪些不正确,但就本人立场而言,坚持以下几点:
   1、 民主力量无体制内外之分,而领导中国民主转型的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主体力量”,而其他力量在正确的方面应予以积极配合,而非为反对而反对。
   2、 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必须要从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人文、历史、人口规模、资源分布等多种角度去考虑,单一地从人权角度为整个政治运作下定义是非理性的。
   3、 “暴力革命”是脱离现实的一种臆想,无论从资源、力量、组织等任何角度都不可行,对本届政府推行的改革事业是负面影响的,是中国老百姓所不希望看到的。
   

   笔者在阅读杨建利先生此座谈记录后,发现很多观点颇有共鸣,故此积极争取公开发表,希望对各界人士作为参考。由于未获得其他人许可,故文中对其他人士名字用字母代替,以下为此座谈记录:
   ------------------------------------------------------------------------------------
   
   2014年6月XX日座谈会记录
   
   杨建利:
   我自己同时扮演着两个不太容易区分的角色,一个是人权工作者,一个是民主政治活动人士,由于中国目前尚不是正常的民主社会,这两个角色常常合二为一,人们也不加区分。其实,这两个角色在工作中对政治情势所持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作为人权工作者,对于目前中国的现状的评判标准是人权的普世标准,只有一个标准,对以这个标准所判定的人权侵害行为,我们都要无条件地反对和谴责,无论施害主体是什么样的政权、是哪个政权,哪怕是美国这样的民主政府,哪怕是一个人权纪录正在变好的政权,对它的人权侵害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不能找理由为人权侵害者开脱。 但是作为民主政治的活动人士观察问题的眼光就常常有所不同。比如说同样是非法抓人一件事,人权工作者就要无条件地谴责,不会迁就施害者—往往是当政者—的政治环境,甚少揣摩其政治计算,但是民主政治的活动人士就要注意此次抓人和以往抓人有什么不同,抓人以后的处理细节,事件发生的政治环境和当政者的政治计算,等等。我觉得在谈习近平政权问题的时候上要把这两个角色分开,如果不分开,尤其是如果我们只用人权工作者的思路的去评判习近平政权的话,几乎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只可能有批判和谴责的激情(这是正当的),可能会缺少一些政治活动人士应有的分析和洞察。因此我声明,今天我以一个民主政治活动人士的观察角度发表看法,尽量多一些具体分析,避免从一些大概念出发,也不是一个批判式的演讲。
   
   我参加过很多国际活动,讲了很多话大家都记不住,但我曾开了个玩笑,被人记住,而且常常被重复。我说,目前世界上有三个最难的工作,一个,在中东实现和平;第二个,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第三,就是减肥。
   
   中国的民主化的确是很难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习近平,为什么呢,按Y老师的话讲,他和他所代表的政权是中国最主要的“政治行为的主体”,谈中国问题谈中国的民主化肯定不可能不谈他。
   
   习近平接班上台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与他的前任胡锦涛的同一时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所差别者是人们的普遍心态,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普遍心态是什么呢?是每个人,各界人士包括体制内的人都似乎感觉,他,习近平可能是共产党的最后一个红色皇帝,也就是亡(党)国之君。
   
   这种普遍的心态以及由此引发的危机感客观上强化了他的使命感。那么,他认为他的使命是什么呢?首先,决不能成为共产王朝的末代皇帝,不仅如此而且还要成为共产王朝的中兴明主。 与他的前任不一样,仅仅维持了江山还不行,而且还要建立伟大的帝业。在这种思路下的当务之急,就是收拾人心和立威,然后建立伟业。
   
   我以上评断是基于分析,我没有内部消息,我只能按一般的政治逻辑去推理,去揣摩他的政治计算。如果刚才这个分析是对的话,我们就要进一步问,什么因素能促成党国之亡,如何又能收拾人心和立威呢?
   
   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官僚的的普遍腐败是亡(党)的最主要因素,相信习近平对此有充分认识,因此他要下大力气消除或者至少是控制这个因素。所以,他上台以后,就着手反腐败,力度大的超出人们的预期。他认为,反腐能得到民意支持,是收拾人心的最好途径,同时也是在党内同僚之间立威的方式,他的立威又不可避免地会在民间进行,因为民间的“爆炸式”政治参与政治要求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民主革命是另一个可能致共产王朝亡国的重要因素。本来民间支持反腐,愿意参与反腐,但是习近平不会给民间反腐的任何空间,从他看来(他看的是对的)民间反腐几乎就是反党会直接引向民主革命,与他的政治发展步骤及目标相违背,所以对民间反腐的公民运动、维权运动以及各类政治参与的要求和行动采取坚决打压不留空间的做法,亦即在民间立威。
   
   他认为另一个能调动民意支持并趁势收拾民心的作为就是在国际上表现前所未有的扩张或强化主权的外交态势,这一选择是基于中国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国梦”确确实实是习近平中国梦的一部分。所以反腐、扩张的外交政策亦即对公民运动的打压是他上台后执政三个主旋律。
   
   开始人们对习近平到底是毛还是邓的学生有疑惑,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他要转向毛左,他在延续邓小平实用主义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更多是邓的学生,而不是毛的学生。
   
   我想他要首先力图做三件事:第一件,在党内立威打大老虎的同时避免党内上层出现明显的分裂,特别是以路线斗争的面貌出现的分裂;第二,不能出现不可控制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维稳实际就是把所有资源压到第一线,“第一线”是什么呢,就是人们上街,不让你大规模聚集,一大规模聚集尤其是在北京,可能就没有防线了;第三,经济上不能出现大的滑坡。他认为只要这三样做到了,再加上反腐和民族主义中国梦符合民心的,基本上他就可以腾出手建立伟业,这个伟业不一定是彻底与普世价值、与宪政为敌的,很可能是以清廉、法治导向的民主。但是,好事必须他来做,别人做不可以,特别是民间做更不可以。
   
   这次“六四”二十五周年,习政权抓了很多人,先发制人,绝不留空间,但是我的感觉是:“外紧内松”,我与几位这次被捉放的朋友以及新公民运动的被捕者有着密切联系,他们也有相似的感觉。我认为习近平基本上不愿在“六四”这件事上结梁子,不想把“六四”做成他本人的负面资产,因为很可能在历史的关头,“六四”问题是他的正面资产。他现在正大力反腐,在党内立威,会遇到阻力和反扑,以中共政治斗争的习惯来分析,对立派如何反扑呢?以同样抓习近平、王岐山腐败的问题进行反扑不太容易,但是可以从政治问题入手,比如说“对敌对势力手软”,就像当年保守派以胡耀邦“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打击胡耀邦进而夺掉他的权力一样。习近平在党内高层权斗的时候,非常担心民运、民间力量抄他的后路的,也不能表现出对他们的宽容给党内敌手以口实。他要先发制人,把这些人和因素先控制住,但我不认为他愿意和民间结更多的梁子。
   
   以上就是我认为的习近平的政治计算,说起来也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我基本上不相信,他有一个红色太子党集团,这个集团对国内、国际政治有一套雄心勃勃的宏伟的“红色帝国”计划,而习就在实施这个计划。
   
   刚才我谈了习近平的政治计算,看上去似乎很实用主义,但是我认为他这个计算可能有很大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所有的政治现实可能都不会很好配合他的计算。第一,中共内部不配合。他反腐力度很大,触动巨大的利益集团,还牵扯太上皇们以及目前的皇亲国戚,是会遇到反扑的。今天我们可能还并没看出来明显的高层反扑,但是未来会看到的,包括现在在任的常委,如果“刑可上常委”,现在的常委就人人自危,这个东西放在微观政治上来看,是每个人的自然反应,如果习继续大力度反腐,党的内部可能不会和他长期合作下去。他会最终与党决裂吗?
   
   第二,反腐不是可以收拾人心争取民意支持吗,但是民间不会配合他的维稳政策,首先他不允许民间反腐,不给民间监督官员的空间,而他的官员他又控制不住,天天在进行经济掠夺和人权侵害,民众会随时反抗,你能说,车压着我了,我不出手去推开这个车,等着让大局稳定?等大局稳定人已经死了,谁会在乎你的大局!因此,中国的抗议活动时时处处会出现,不会按习近平的意愿,大家都安静下来,等着他做好事。未来抗争不断,他还会不断抓人。
   
   第三,华人社会不配合,这一点和香港有关系了。这次我到台湾去,参加“六四”纪念活动,我看着香港那边的纪念活动,在台湾每一个人演讲内容和台湾民众的基本心态,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在华人社会中已经基本上逐渐形成一个共识:中国不民主,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非常简单。华人社会基本上是朝着不配合习近平的方向走。Y老师你长期没去台湾了,你刚才对台湾的一些评价我是不同意的,台湾是中共吃不掉的,现在反制的力量非常强。长远来讲共同市场给他们带来哪些坏处,有机会我们都可以仔细谈。
   
   F:我没去过台湾,但是我见过很多中国大陆来的人,听他们讲过一句话,跟你讲的是正好倒过来:中国要是民主了,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杨建利:
   很少人会那样看。我常去到台湾,与政界、社运界、学界,还有学生,我都有密切接触,台湾的情况是一个清楚的说明,华人社会不可能配合习的思路,香港也正在证明这一点。“红色帝国”下的各民族,也是不配合的。当然,达赖喇嘛有所区别,近年来,我每年和尊者至少有两次会面,最近他一直强调透明,信息自由和法治,渐进实现民主,他公开对习释放出很多友好的信息,即使在私下他也说习的好话,而且诚心而耐心地坚持中间路线,希望和中国政府对话谈判,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习的思路(假如我们假定习的思路是善意的话),但是习上台后近两年了,对达赖喇嘛没有明显善意回应。最后,国际社会不配合。他的“中国梦”民族主义部分可能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中国民情的,但是,做中兴明主的自然结果,就是要做强国,对外要进行扩张,至少做出扩张的姿态,引起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弹,东亚的民主与和平就成为东亚国家的热门话题,而所谓的民主主要是对着中国说的。东亚的任何冲突都会自然把美国卷进来,中美关系也正在往低潮走,美国政学界对对华政策正在进行反思慢慢摆脱对中国绥靖的政策思路和实践。今年“六四”,我们成功促成美国众议院议长本纳与民主党国会领袖佩洛西举办共同记者会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我们都知道本纳尔能站出来是很不容易很不寻常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关心人权议题的国会议员,他是一个善于政治计算的政治人物,他的出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背后的计算可能有代表了共和党对中国态度的一些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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