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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转发:刘放/博讯)

笔者第一次专门转发他人文章,是因为此文对习近平所分析的要点,有很多与笔者不谋而合。具体可见笔者前期博文。2014-2015很可能是决定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时间段,在历史关键时刻,一个关键的历史人物,的确可能改变中国未来命运,以及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笔者将另撰一文,以表示对刘放先生的回应。以下为原文转发,来自博讯:
   
   
    《刘放:习近平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
   

   一,
    习近平当政一年多来,因雷厉风行反腐而备受瞩目。习李王新政反腐力度之大、威力之猛可谓惊心动魄。周永康落马更是打破“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传统规则。这让世人对他刮目相看,对他的气魄、心智、果敢作风,对他的执政能力有所领教。
   
    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国家上层运作基本是黑箱作业,人们所知甚少。加上习近平本人性格沉稳内敛,“喜怒不形于色”(李光耀评语),人们对他的执政思路,他将走什么路,或者说他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都不甚了了。许多人都仍在观望猜测。
   
    且不说中国左右两派(准确说是毛左派与自由派)对习的看法不同,就是在左、右派内部,人们对习的评价也迥然有异,有些看法甚至尖锐对立。
   
    先说左派。左派对习近平始终处于矛盾纠结之中。他们这种忐忑,有个细节足以说明。去年12月26日毛诞,左派主要骨干在河北某地聚会,当手机传来习近平率政治局常委进入纪念堂的消息,个个涕泪交加。也就是说,此前他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薄熙来被判刑入罪,几乎所有左派都悲愤难抑,私下里更是恨得牙痒痒的。代表性的有孔庆东公开在网上号召上街抗议;还有王铮的冒死上书,等等。但后来习近平一些左的讲话和对自由派的打压,又让他们欣喜若狂,以为重新找到旗手,天就要变了。正是在这种环境背景下,一些左派文人迫不及待跳出来,炮制了一篇篇反宪政、反普世、宣扬“宇宙真理”等指鹿为马、非驴非马的文章(当然不排除有人授意)。
   
    然而左派中也有些头脑清醒的人。左派得力写手冼岩,长期撰写反普世文章(在左派中,他的文章水平与胡锡进有得一比)。习上任后一些言行,让他亢奋异常,俨然以胜利者姿态,对自由派极尽嘲讽。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出来后,他彻底傻眼了,悲愤地写了篇文章《习近平虚晃一枪,左派惨被忽悠》。文章标题是网络编辑改的,但文章的意思基本如此。他在文中悻悻然哀叹,从三中全会决议已可看清,习近平要走的是什么道路。冼岩可说是如跌入冰窖。
   
    对周永康案,左派们也是心中戚戚,有苦说不得。明知周、薄是一家,但一来周不是精神领袖,二来习反腐败打周深得人心,他们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也有变色龙如司马南等,看风转舵,对周来个落井下石,以撇清关系。
   
    而在自由派阵营,除了辛子陵、吴稼祥、铁流少数几个人外,基本上对习的看法都是负面的。他们对习大都经历了从满怀希望到完全失望的过程。习的一些讲话,如“男儿论”、“鞋论”、“两个30年不能否定论”等让他们心寒齿冷;习对公民社会、网络自由的控制打压,抓捕许志永、浦志强等自由派人士,更让他们彻底失望。他们深信中国已进入政治严冬。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代表性文章如李伟东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基本上认定习就是毛的传人。网络上更有人称他为“习泽东”。
   
    但政治是复杂的。人也是相当复杂的。对政治人物,尤其极权社会的政治人物,不能只听他们说什么,要看他们做了什么,更要看他们主要做的是什么。
   
    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习近平一年多来做过的是许多件大事。
   
    如果认真研究一下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的60条改革方案,就会发现其整体方向是朝自由经济、建设法制社会迈进的。
   
    这包括: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促使司法机关更加公正、公平、独立地行驶审判权、起诉权、监督权;肯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得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经济基础;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更重要的是,三中决议正式废除了劳教制度。这个决定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决议同时放宽了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两个独生子女家庭生育第二胎。
   
    虽然要落实这些决议仍障碍重重,尚需时日,但基本方向明确,具深远政治、历史意义。
   
    在此之前,2013年9月,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自由贸易区,实现金融的自由化、汇率的国际化、利率的市场化。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
   
    今年7月3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决议。至此,中国再无“农业户口”。这次户籍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壁垒,颠覆了由毛建立起来的,奴役农民的等级制度。这是习近平致力推动的改革。他早在13年前所写《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一文,即明确指出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那时他未握权柄,有心无力。
   
    只要不带偏见,尊重事实,就应该承认,所有这些都是在朝着文明、进步方向发展。都是实实在在的改革。里面也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因素。加之强力推行反腐倡廉,简政亲民,习深得民意支持。
   
    而这些都是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完成的。这些改革与毛主义没有丝毫关系。
   
    在外交方面,习也展示出灵活、务实,不再墨守成规。比如,摒弃中共背了几十年的传统意识形态包袱,已彻底与北朝鲜切割。另外,人们只看到他上任后首访俄罗斯,但忽视了他在上任前夕首先访问了美国,与奥巴马在加州庄园共叙情谊,期间谈及各自青少年时的苦难经历。
   
    因此,事情并非只有一种结论。我们都应该改变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一切事物都可能存在灰色地带,存在过渡,也会有第三种形态。
   
    二,
   
    当年第三代“核心”江、朱接班时,人们普遍抱有幻想;后又盼着胡温新政会出现奇迹,但都落空了。习李新政,许多人再一次由希望而失望。这几乎已成一种定律,人们再不敢将中国政改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接班人身上。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革命”重新被有些人提出(主要是一些激进的异见人士,及国内一些受压民众)。这种革命包括暴力革命或“茉莉花”革命。
   
    暴力革命的想法显然已很不实际。现代社会已进入高科技时代。政府管控已全面进入网络化信息化。陈胜吴广式的揭竿而起,或井冈山式的武装斗争已经成为历史。如今监控镜头遍布城市每个角落,卫星定位能锁定跟踪某个大街上的行人。冷兵器时代边关战事也许几个月才传到京都,而现代特种部队可以即时赶赴现场实施封锁。当然还有渗透到最基层的严密行政管控。据说海外异见人士杨建利(杨不主张暴力革命),曾接到过国内某受打压者的电话,要求帮助他们搞“暴力革命”。杨问:假如给你一亿美金,你能搞到几条枪,拉到多少人马?对方就撂下了电话。
   
    现在中国社会问题很多,这是事实。因贫富差距、征地拆迁、官员枉法、司法不公、医患矛盾、有毒食品、环境污染等引发的冲突和群体事件也确实不少。但这些大都属于某种利益诉求。除了个别异见人士,很少看到他们有自由民主政治诉求。
   
    客观的说,经过几十年经济发展,中国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市场物质也相当丰富(这并非某党的功劳,恰恰是因为他们松开了民众的绑缚)。绝大多数民众都会安于温饱,希望过和平安宁的日子。都不想再折腾。城市中无处不在的“大妈街舞”就足以说明问题。坦率地说,中国人不是血性刚强好勇斗狠的民族。在历史上,只有到了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境地才会造反闹事,改朝换代。鉴于同样的原因,“茉莉花”当前也很难在中国发生。中东国家的管控水平、程度与中国无法相比(这是共产党的强项)。就是与89天安门事件也不能相比。如今人心不同,道德不同了,生活水平也已不同了。同时,那场运动根本没有改变政权的诉求,本不该有风险;参加者也根本没有料到真的会开枪。否则情况可能就又不同了。《共识网》老总周志兴谈到,他曾访问过国内好几个在思想上同情支持“茉莉花”的公知学者,但他们都表示不会直接参与街头政治。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矜持清高,“君子不党”。
   
    因此,现阶段看不到通过革命实现政治转型的可能性(出现经济崩毁等重大灾难另当别论)。历史上,苏联、东欧共产国家实现转型无一例外都是靠执政党自己去改变。革命或外力都无济于事。中国也不会例外。“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宿命。
   
    实事求是说,以中国现在的现实,比如整体的道德堕落;水火难容的意识形态分歧;严重撕裂的族群状况,等等,通过“茉莉花”或什么手段一夜之间、一步到位转型实现民主,未必就是国家之福,民族之幸。重症下猛药乃大忌。中东转型期的灾难过程,中国没有理由能幸免。如今的中国,已承受不起这种折腾。
   
    习近平多次谈到“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指的应该就是这些。如果可能,中国应该走循序渐进式的转型道路。而前提条件是必须藉威权政治,自上而下慢慢推进改革(台湾蒋经国的改革就是成功范例)。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安定的环境。善意的理解,习对自由派的压制,就是平衡左右,减少干扰,目的是希望有个安定的环境实施改革。
   
    现代人不相信救世主,都知道不能将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但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往往是某个关键人物扭转乾坤,改变了历史。从这个角度说,历史是英雄谱写的。在集权政治下,尤其如此。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蒋经国、华国锋、邓小平,世界就不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历史的“三千年大变局”,也到了势在必行的转折关口。而习近平具备了改变历史的所有条件。所以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整个世界眼睛都瞪着习近平。就是对他已经失望的人,心下里仍然有所企盼。
   
    原因很简单:别无它途。
   
   
    三,
   
   
    就人性而言,每个人都有善、恶一面,也就是西方哲学家所说“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大恶或大善之人都是极少数(或称之为好人、坏人)。“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好的制度能将坏人变好”基本没有错,但准确来说是好的制度有监督功能,坏人也受规则制约难于坏事做尽。然而坏人如果成为极权社会统治者,那就是国家民族之劫。这种事无法预测,有太多偶然性。偏偏坏人天生是变色龙,善能掩饰(所谓“王莽谦恭礼让时”),所以几乎无从选择,只能当是上帝对黎民的惩罚。这种事例太多了。据说希特勒的母亲曾想过将这个胎儿人流。果真如此,世界历史都该改写了。反之,如果碰上好人当政,哪怕是封建皇帝也会是个比较好的“明君”(如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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