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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们到老都没搞懂红旗为何能打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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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们到老都没搞懂红旗为何能打到今天
      ——再论中共政权寿数
   
     “六四”大屠杀后逃到美国的万润南,曾经豪情万丈地放言:五年后回国执政;多年后回望“六四”,不禁深叹: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


     不想,万润南对《生活》杂志出版人许知远说的这句话,却被中南海伪共喉舌《环球时报》抓住,最近又翻出来对万润南以暨迄今仍不得志的中国反对派冷嘲热讽、趾高气扬一番。
   
     万润南闻之,恼羞成怒地回应说:“所谓“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实际上就是低估了共产党的无耻,低估了共产党的残暴,没有想到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可以把所有的承诺,所有的普世价值,所有的人性良知,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抛到九霄云外。”
     这样回应,实际等于自我认输,形同拱手献城,地地道道地“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万润南不愧败军之将,二十五年前街头行动惨败,二十年五后舆论战再次大败。因为这个回应,不仅浸透着气急败坏,莫说睿智,连一点急智和幽默都没有,它反映出说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当年为何失败、也不懂得中共政权延续至今的真正原因所在,年近七旬的万润南,全然不懂得现今中南海的弱点,反昏昏然地以为红朝现今很强大、莫奈何,由此气急败坏就在所难免了。
     其实,红朝当然之所以逢凶化吉、熬过“苏东波”和“六四”怨,并不在于更残暴与更无耻,试问:瞪笑贫一伙“两万块钱卖断工龄”的权贵市场化,难道比毛共直接屠杀“地富反坏右”、直接抢田夺地“没收”财产更残暴吗?邓小平的市场化巧取豪夺和剥削,难道比毛共饿死四千万人、把全体农民当农奴的的“统销统购”、“大跃进”、“人民公社”。。。更残暴?邓小平在北平枪杀示威不退的市民学生,难道比毛共强奸民意大笔一挥不要日本赔款更无耻?难道比屠杀大批国军抗日官兵——为侵略、屠杀、强奸中国人的倭鬼报仇更无耻?。。。。。。
   
     其实中共真正藉之以渡过上世纪末垮台危机的,是以1992年“邓南巡”为标志的二次“改开”,正是这一次在坚持党专制下全面市场化,导致中共统治集团整体资本化——由有特权而无资本的红色流氓官僚阶级,嬗变为既有特权又拥有资本的流氓官僚资产阶级,也就基本化解了政权垮台的危机。中共政权也由此异变为伪共法西斯政权,并暂时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我想请万润南等人摸摸脑袋仔细回想一下:当年中共政权真正再次得到巩固,是在“南巡”前,还是“南巡”后?
     作为过来人,我现在犹清楚地记得:1991年春节前,笔者在回湖南过年的列车上,切身感受到几乎满车厢的是愤懑的情绪,车上不管是农民、职工甚至干部,犹在为邓小平屠杀学生而愤怒,都希望共产党早点垮台;当时我那节车厢正好有个回乡过年的解放军,此兄在此种气氛中很是尴尬,他强调自己没有参加过北京“戒严”,也很直率地告白:“六四”是军人的耻辱。
     而1992年邓南巡“东方风来”后,这种同仇敌忾的气氛很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满社会的铜臭味,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下海”,鲜有人再“关心政治”——全民经济动物化,鲜有人再去反对共产党,再象八十年末那样谈论自由民主,几乎就是“傻冒”的象征——这就是中共政权重新巩固的标志。
     对中共来说,经济动物化的全民中,最重要的是它的官僚集团经济动物化——资本化,中共官僚集团的资产阶级化,这是中共政权“六四”后渡过危机的主因。
   
     怎么,难道人民不起主要作用吗?由于马克尸主义的毒害,许多中国人迷信“人民”的力量,而看不到官僚士大夫阶层,往往是改朝换代的决定力量,这对于共产党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由于共产党政权的极权性质,它拥有空前强大的对内镇压能量,再加上现在早不是有利于下层造反的冷兵器时代,因此,要想从体制外自下而上地推翻共产党政权,比登天还难。
     历史上其实没有一个共产党政权是被民众起义推翻的,徐水良等口暴革命家,总喜欢以前罗马尼亚革命推翻齐奥塞斯库为例,说明体制外自下而上地推翻共产党政权简单易行,只要时机一到,就可一蹴而就,一夜之间“盛典联欢”,殊不知若没有前罗马尼亚国防军高级将领的集体倒戈,罗马尼亚老百姓的起义,本来单靠内务部队(相当于中共国武警部队)就可镇压下去,是齐奥塞斯库关键时刻滥杀国防部长和其他高官的愚蠢逆转了形势,正是此举逼反了国防军的高级将领们。
     前苏联和前东欧国家的红旗落地,根本原因是统治集团整体离心离德:要么共产党领导人主动改弦更张(如戈尔巴乔夫、雅泽尔斯基),要么统治集团主流拒绝镇压(如东德、捷克),要么高官反叛倒戈(如罗马尼亚)。。。也就是说,是共产党政权的高官们,主动起来拆毁了各国的共产党专政机器。
     面对老百姓的抗议,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为什么整体离心离德?当然有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传统,但更重要在于:这些国家都没有经历邓小平1992式的“改开”,许多甚至连1978年式的“修正主义”“改开”都没有过,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官僚集团,尚未与市场结合——资产阶级化,在马克尸列宁信仰早已幻灭,而西方“普世”风正劲的那个时候,在物质短缺生活单调的对比下,这些官僚们自己也没有出路,他们从人的贪欲本性出发,许多人同样渴望“改旗易帜”走新路建立市场,以便摇身一变,将自己手中的特权转化为资本。
     仔细瞧瞧,东欧和前苏联“变天”后,有哪个国家的新政府,不是由前共产党官僚坐庄?
   
     但是,邓小平的1992年的“南巡”,却以一种更为狡诈的新方式,完成了共产党统治集团的资本化,这就是打着红旗搞资本主义,利用列宁毛泽东式的共产党专政国家机器,去复辟资本主义,既高效,也避免了“改旗易帜”的震荡和对官僚集团的冲击。
     中国“六四”的鲜血,加速了东欧共产党阵营的瓦解,而突如其来的“苏东波”,又刺激邓小平在1992年全面“走资”,正是此举挽救了中共政权,并让红朝延续至今。
     如果没有“邓南巡”,而任由江泽民投左派元老陈云、李先念等人之机,那样僵化搞下去,中共必早在1999年前后即垮台,因为“六四”后官心民心均愤懑求变,若无新的出路和转移,政权必因内讧而土崩瓦解。
     唐夫网友认为中共顽固派(新老左派)若当权,中国将成为今天的朝鲜,这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若没有中共的大力输血扶持,经济上早已破产的朝鲜政权,早在1994年金日成死后就崩溃了,朝鲜极权政权,全靠中共扶持才维持到今天。中共国这样大,谁能扶持得了?
     如果没有华国锋在背后捅刀子,而任由“四人帮”坐稳了江山的话,中共政权一定在“苏东波”的冲击下分崩离析,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没有出路的情况下,物质的贫困和干部队伍的离心离德,必令中共在内讧中崩溃。
     正因为这个道理,邓小平的复出,某种意义上说是误了中国,表面上看:“邓改开”令中共国经济巨幅增长,人民生活得到相对很大改善,但邓小平大大延长了中共的寿命和老百姓的痛苦,注定令中国在今后复出更惨痛的代价。
   
     万润南们只看到现今中南海的表面强大,却看不到它内在的虚弱不堪和气数将尽的真情。而中共红朝现今气数将尽的运数,正是邓小平种下的,这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共红朝将尽的气数,主要蕴含于两方面:
     一则“名不正,言不顺”。孟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瞪小瓶1992年打红旗全面走资,把衰共政权偷换成伪共法西斯政权,虽则省事“安全”,却落下了新政权“挂羊头卖狗肉”的先天缺陷,即法统左中右都说不通,地道的“左右不讨好”、“里外不是人”,由此政权合法性立不起来,且意识形态危机越来越重,在经济不顺时,人心官心急剧离散,遂大限到来。
     是以故现在习近平无论举民族旗、重树儒家、供奉马列毛都动不得真格,只好依旧抬出早已污秽恶臭非常的邓效颦牌位,可见其大限将至;反观改旗易帜的俄国普京、缅滇吴登盛,都能轻装前进。邓小平造就的先天缺陷,令新政权无法长久。
     现政权“挂羊头卖狗肉”的先天不足,以致于搞什么都动不得真格,直不起腰杆,也就始终产生不出新意识形态——维持政权的软实力,于是始终要靠公安武警特务“维稳”,于是统治集团的士气每况愈下、人心离散。。。全靠利益驱动,这种次品法西斯伪政权,尽管表面上威风凛凛,一副“大国崛起”的派头,但碰上经济危机或社会大乱,必然魂飞魄散,象飓风中的纸房子一样支离瓦解,变成碎片飘到半空。遥想1911年:手握七十万毛瑟枪新军的伪清帝国何其威风,但武昌六千新军的一次哗变,就令这孽寿两百六十多年的庞然大物,在四个月内灰飞烟灭!
     二则邓效颦于1980年派脑瓜血淋淋蛮干硬上、江胡变本加厉继承、习近平迄今仍大体坚持的“一胎化”“邓计生”,已经到了全面丰收结果的季节:
     托三十多年“邓计生”之福,方今“九零后”比“八零后”进一步巨幅减少,以致于现今劳力匮缺触目惊找工心,“民工荒”已恶变为“一工难求”,满街的中老年人,人口年龄结构重度老化,而劳力成本飞速飙升,制造业危机深化:2001年五百元月薪的建筑工,如今涨到三四千仍招工难,工地上大部分民工的面孔,竟仍旧是“六零后”、“七零后”(四、五十岁)的面孔!。。。国家已呈未富先老大势不可逆,“征兵难”亦深入发展,“大国空巢”崩溃危机亦步步逼近。
   
     但朱学渊教授满怀憧憬地认为:中国人少是大好事,缺乏年轻劳力,技术进步不就加快了(言下之意中老年人多有利于技术升级)。。。中共万恶,计生唯善!学渊先生坚定认为:邓小平的“一胎化”还不够彻底,并为“席梦思”微调“计生”而捶胸顿足、扼腕叹息。
     如果此出自朱教授学术真诚,我能理解:因为铁论出秦始皇能够跨越时空讲(一千年后)产生的女真族语言的朱教授,自然拥有只管人口总数,不问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别思维。
   
     佛家有云“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邓计生”其实是邓效颦无意当中为中共政权埋下的超级定时炸弹,它很快就要爆炸了,而且拆解都来不及了。
     “计生”的巨大恶果,迫使癌细胞般中共各级政府更加依赖土地财政。因为劳力急骤短缺,现在中国大陆的制造业成本超越台湾、接近美国,外资纷纷撤逃,因房地产大跃进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唯有恶性循环加马强拆,而且争相强拆市区黄金地段,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的同时,把自己牢牢地捆在土地财政上,“土克水”,中共政权这个从满洲由苏联扶起来的祸水政权,必因土地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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