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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和解释:推荐香港民主人士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理由和解释:推荐香港民主人士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摘要:《理由》全文仅472个字;因此,有必要做出一些简要说明或解释(1700字);在文章附录(1750字),用法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正义论、社会学等,分析了香港自由、安全和繁荣的原因。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圣经:弥6:8
   一、理由:推荐香港民主人士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傲世全球的港式文明:全球最自由的港式经济、非暴力和平运动的港式示威、曾经独特的港式文化[1],不仅是亚洲骄傲的东方之珠[2],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颗奇葩。

   近50年来,香港人民不仅争取自己的,也关注和争取大陆人民的民主和人权[3]。港式经济、港式示威、港式文化,代表香港的自由、安全和繁荣,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大陆和亚洲,也深刻影响了世界[1]。
   确保实行国际标准的双普选,才能确保“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才能保障香港的传统自由,才能继续保障香港人民的民主和人权,才能保持香港的经济持续繁荣和社会安全稳定[4]。这也是确切落实中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起点[5],这也是对亚洲台海和平的一个启示[6],这也对全亚和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有的不可估量的启示和贡献[7]。
   一直以来,XXX、XXX和XXX,是众多香港民主力量中的代表,他们和众多的香港人民一起,为香港的民主和人权,一起参与港式的非暴力和平示威,做出了不懈的奋斗[8]。
   此项也旨在说明,民主、人权和法治,不仅与健康的、长期持续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全密不可分[9],也是实现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基础。自由、安全和繁荣,也是世界和平追求的目标[10]。
   
   
   二、推荐提名的解释
   [1] “港式文明”的解释:
   (1) 港式经济:香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第3,仅次于伦敦、纽约。金融稳定指数、全球化经济指数、经济自由度、全球经济竞争力,多年被评全球第1。全球贸易实体,被评全球第11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佛利民更视“香港为自由放任的经济典范”;
   (2) 港式示威:香港是全球闻名的“示威之都”,非暴力示威极具规模而闻名于世。如
   a) 每年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如2012年有18万人,收到捐款2.3百万港元;
   b) 七一大游行,如2013年,主题是“要求双普选”,参加者51万;
   c) 2014年的622公投,由”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发起,参加公投有78万。
   由于香港法律制度健全,香港的公共秩序和安全,曾被世界正义工程(美国)评为全球最安全的地区。
   (3) 港式文化:香港是多元文化,是“华人流行文化之都”,将流行文化带入华人世界;也曾是全球第2大电影生产出口基地,被称为东方好莱坞。97年回归后,由于缺少自由的创意,香港电影业已经衰弱。
   [2] “东方之珠”,参考维基“香港”。
   [3] “香港人民为自己、为大陆争取民主和人权”举例如下:
   (1) 大逃港:1950年-1997年,从大陆逃到香港的难民约250万。现在,香港近50%的富豪,多于200多万香港居民,是逃港者及其后代。
   (2) 黄雀行动:1989-1997,1989年64事件后,朱耀明牧师等香港人士发起黄雀行动(行动代号),协助被通缉者和持不同政见者700多人,偷渡离开中国大陆、前往海外政治流亡。被营救的有柴玲、封从德、严家其、远志明等。营救过程中至少6位成员丧生,还曾发生枪战。
   (3) 维园六四烛光晚会:2010年,参加者15万,晚会主题除了“平反六四”之外,还有“释放刘晓波,支持08宪章”等。
   [4] 此句旨在解释:傲世全球的港式文明,即香港的自由、安全和繁荣三者之间紧密相联。更一般地,我们用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来分析解释,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法治与安全、民主与人权及非暴力和平示威之间的紧密相关。详见附录的解释。
   [5] 说明:引用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奖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新闻稿:
   “当下,中国实际上违反了其所签署的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多项国际协议,同时也违反了其国内的有关法律条文。宪法第35条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实践层面上,事实证明这些中国公民本应享受的自由被确定剥夺。”
   [6] 说明:1982年,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一国两制”(详见维基)。
   [7] 此句的解释如下:
   (1) 对亚洲:切实保障中共政府曾承诺的、香港的一国两制,台湾人民可以减少对中共政府的戒备,取得对中共政府的信任,免于潜在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
   (2) 对全球:港式文明,本身就是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启示。
   [8] 此段的解释:自由、安全和繁荣的香港,的确人才辈出,三名只是来自香港不同的代表:
   [9] 说明和解释:
   (1) 密不可分的原因,参看附录。
   (2) 健康的、长期持续的经济繁荣:在保障民主、人权、法治的前提之下,经济的繁荣是健康的,不会像中国大陆遍地是有毒食品、恐怖污染、人权灾难和巨额腐败:
   a) 食品污染:如2008年,伤害3000千万婴幼儿的毒奶粉;
   b) 环境污染:如中国60%的地下水、30%城市空气、10%耕地已被严重污染。
   2014年2月12日,上海社科院报告:北京污染严重,已近不适合人类居住地。
   c) 人权灾难:如1955年-2011年,无需审判而被劳教的人员近1000万,其中法轮功学员至少12万;2009-2013,至少有100位藏人为自由自焚而亡;
   d) 巨额腐败:如最近报道,周永康家属贪腐涉及至少150亿美元。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政治自由(如民主制度、媒体自由等)反腐更有效。
   美国、东欧等各国的历史、社会心理学也早已说明,需要非政府组织(如绿色组织)、独立媒体对政府组织的不断监督,才能有效的解决以上问题,这就需要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和集会自由。
   [10] 说明如下:
   (1) 自由、安全和繁荣,与民主、人权、非暴力运动等紧密相关。详见附录。
   (2) 今年,在欧洲的乌克兰危机、中东的伊拉克ISIS极端组织、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等,使数百万的人家破人毁、妻离子散、经济崩溃,如果这些地区有了充分的民主、人权和非暴力运动,各地人民会自然幸福的,生活在自由、安全和繁荣之所,何必再去追逐暴力和恐惧!
   附录:法治与安全;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
   民主、人权和非暴力运动
   A. 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
   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萨缪尔森说,20、21世纪,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的紧密结合。
   为什么政治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可带来经济繁荣?
   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分析指出:民主国家有以下的优势:
   (1) 教育:支持教育的发展;受教育的工人更有利于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
   (2) 法治:更严格地实行法治;司法更加独立;从而财产权得到充分保障;合同条款更有效地实施;各种管制更有利于竞争和创新,很少有政府和政客随意干预经济的情况。
   (3) 交流:(现代经济的发展更依赖于信息自由的)交流与传播障碍更少,不会有中国信息传播的障碍GFW。
   现代各学科(自然和社会)、技术的发展,现代的民主制度,即可修复市场经济制度最深处的裂痕,也可提高经济的效率和公平,却不必付出过多的社会资源。
   事实上,近百年的统计数据,也清楚表明了以上的所有事实。
   B. 法治、自由与安全
   人本心理学之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了需要等级层次,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安全、社交(爱与归属)、尊严、自我实现等,其中安全第2位。
   社会心理学家戴维斯也说,人类是社会动物,为了生活资料、支持和安全感而相互依靠。
   法理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馱说,法律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是,自由、安全、平等。
   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说,传统宗教的道德标准,包含着生存目标、社会理想,保护了传统的价值观;宗教(如基督教)的利他主义、认同感、救赎、宽容,提供的支持和慰藉,所推崇非暴力的哲学思想等,都促进了社会安全。
   由于香港社会廉洁、法律制度健全、传统的自由(如宗教自由)和非暴力示威之都,所以香港才能被评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
   那么,香港人民为什么强烈反对23条、要求双普选?
   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指出,纳粹于1935年通过刑法,只要“人的健康情感”(如不爱党国、不爱政府)要求给予惩罚,从而创造了应予禁止的、极为弹性的、模糊的规定,以贯彻纳粹政权的各项政治指令。
   这种情感,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过多的引入法律制度(如刑法)和政治,给予司法当局自由:毋需明文规定可查的标准指导,就可以对持不同政见者、不受欢迎的群体进行起诉。
   这就意味着放弃法律;而且,这种法规并不约束独裁者;公民严格遵守昨天发布的一般性命令,却在今天或明天引起统治者的恼恨与报复欲望:
   (1) 搜查:警察无需证据和法庭手令即可入屋搜查;
   (2) 国家与政府:民主制度容许市民监察政府,但建议的条文使反对“政府”等同于反对“国家”;
   (3) 连坐: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均属违法。知情不报者可被检控,是连坐法;
   (4) 煽动叛乱罪:检控此罪行甚至可无限期追究;
   (5) 适用范围:条例适用于香港永久居民(无论身处何方)和逗留香港的人(不论国籍)。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
   这一切,就像刘晓波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赵连海的“寻衅滋事罪”等一样,或见[5]的说明。
   正是如此,“23条就像有把刀在你头上”,绝大部分香港市民产生危险感、不安全感。
   这一切,只有法治可以预防。正是如此,香港人民强烈反对23条、要求双普选。
   C. 民主、人权和非暴力运动
   历史上有无数闻名的非暴力运动,都争取到了民主和人权:
   (1) 圣雄甘地领导的、争取印度独立的不合作运动;
   (2)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争取非裔美国公民权利的公民不服从运动;
   (3) 英国等各国争取妇女投票权运动。
   《正义论》作者、政治伦理学家罗尔斯指出,公民不合作运动是违法的、道德的、非暴力的、政治的;如果公民不服从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责任不在“抗命”的公民,而在那些滥用权力的人、或不公正的法规。如1955年,美国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拒绝按种族规矩让座于白人(违反了交通法规),从而引发抵制蒙哥马利公车事件。
   以上理想的非暴力运动,与权力、非正义和不公正现象斗争,就像东欧(如波兰)、南美(如智利)、亚洲(如台湾、缅甸)、非洲(如南非)各国的正义转型,各方无需付出太多的代价(无需恐惧大面积地,被惩罚或被清算、战争或屠杀引起的家破人毁、经济崩溃),代价甚至可能微乎其微(如智利、台湾、缅甸),就可以实现社会和解,从而为人类社会带来自由、平等、安全、尊严和繁荣,实现了人类追求幸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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