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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于青萍之末(中)太子党和官僚系的大博弈

风起于青萍之末(中)
   ——析中共第二次政策大变局之破题
    秦永敏
   目录
    (中)

    二,太子党和官僚系的大博弈
   1,“反腐”不过是太子党打击官僚系
   2,太子党和官僚系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
   3,简析太子党和红后代
   4,试说官僚系
   
    二,太子党和官僚系的大博弈
   
   中共第二次政策大变局的四个标志中, “核心价值观”虽然具有指导意义,但一时还没有什么具体表现,对外“亮剑”也只是稍微偏离从前的做法,一时也还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只有结束老人政治和大打“老虎”,已经对中国官场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本质上表现为习近平开始对江泽民提拔、纵容的一大帮文武官员的贪腐问题大打出手,这一现象正是当今中国政治变局的关键环节,其影响将会相当深远。
   
    1,“反腐”不过是太子党打击官僚系
   
   中共第二次政策大变局,本质上是邓小平道路已经走上绝境的反应,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却是中共内部矛盾的大激化。
   由于没有规则可循,毛泽东时代中共靠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来平衡,邓小平时代靠邓小平的绝对威权来平衡,江泽民靠均衡分赃来利益平衡,胡锦涛靠互相威赫来恐怖平衡。但是,到了胡锦涛当政末期,中共内部的剑拔弩张激化为刀兵相向,由于没有高于一切的共同规则,政争的结果只能是败者死无葬身之地,赢家鸡犬升天。因此,社会矛盾还没有大爆发,中共内部已经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样,中共第二次政策大变局,迄今为止主要就表现为内部大博弈,而这种内部大博弈的基本表现形式则是从互相威赫到互相残杀。
   当然,在中共历史上,其派系斗争永远是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失败的派系就是错误的甚至罪恶的派系,胜利的派系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还是伟大的光荣的。说白了无非是成者王侯败者寇,也就没有是非,没有正邪。
   但是,在今天,由于其党内斗争和国家政策变化紧密相关,获胜的派系在变化了的局势面前不可能不采取一些符合时代进步的措施,这样,研究目前中共内部大博弈的动向,对了解和研判中国第二次政策大变局对中国民主人权进程的影响,是具有基础意义的。
   中共内部大博弈,历史上常常被美化为路线斗争,有各种冠冕堂皇的表现形式,例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是“继续革命”和“经济建设”(修正主义)的斗争,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斗争是“实践派”和“凡是派”的斗争,但是,这一次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多装潢门面的理论可言,虽然祭出的旗号是“反腐”,是“打老虎”,但在这个全球资讯自由流通的时代,谁都知道他们自己不仅是 “老虎”而且是龙头。而选择性“打老虎”的现实也昭示世人,“打老虎”不过是太子党打官僚系。
   2014年上半年,中共在6个月内查处了842名官员,2名副国级官员,21名副部级以上官员,此外,在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共有54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自杀者占四成有余,其中8人为跳楼自杀,老虎打得不可谓不多,震撼不可谓不大,但是,无论被查处的,还是非正常死亡的,居然没有一个是红二代官员!
   中共太子党代表人物之一孔丹的下述言论是以上情况的最好注脚:
   孔丹指出:“正如陈云同志所言,‘权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后代手中比较放心。’其实,陈云同志还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后代也要注意控制社会财富的命脉。’现在,有些‘红二代’也运用权力关系获得了财富,不过,这批财富掌握在‘红二代’手里,是稳固政权的力量。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他又分析说:“‘红二代’在官员中的比例最多不超过5%。所以,只要通过铁腕清党,铁腕肃贪,对占官员总数95%以上的‘官二代’分批进行普遍整肃,就足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在绝大部分社会领域中缓解权力和民意尖锐对立的矛盾。”
   这些说法对习近平的“打老虎”实在是有画龙点睛的妙用——只要打杀一大批红后代之外的贪官,红后代就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安享政权,多么如意的算盘!
   虽说太子党和官僚系的大博弈只是“春秋无义战”,但是,里面却有很多会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影响深远的玄机,尤其是因此带来的各种政策变化,更常常将直接从多方面影响我们的民主人权活动,“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2, 太子党和官僚系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
   
   有这样一个划分:
   红二代的标准是以中共建党建国元老的后代为核心,包括建国时期师级军官和地委级以上官员的后代。红二代在中共官场中占5%,其中的高层人物则组成了太子党。
   官二代的标准是建国时期团级军官和县级以下官员的后代,以及平民出身通过共青团系统、秘书或其它渠道晋升的官员。这种官员在中共官场中占95%,其中的高层人物则组成了官僚系。
   我们这里说太子党是中共政权重要创建人之后裔,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中共政权重要创建人之后裔都在列,只指那些依靠父祖辈的权势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登上高位并且结成了利益关联网络的那么几百家。
   我们这里说的官僚系,也不是指全部官僚体系,仅仅是指在这个时代可以靠手中的权力结为一体和太子党相抗衡的中共党政军内低级官员的后代和非变相世袭的那些官僚权贵,他们和全部官僚体系有着血肉联系,后者是他们的强大基础。
   官僚系和太子党的分野,应该说是89民运被镇压之后由中共元老陈云挑明的,因为陈云本来就一直主张坚持传统的论资排辈的干部路线,也就是按照建党、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根子的序列用人。而在那之前,中共还有由胡耀邦、赵紫阳势力体现的共产党为全民谋福利的残存的理想主义精神。
   如前所述,89民运把中共的本质向全民也向中共自己彻底表露后,作为假共产主义之名行王朝循环之实的代表人物陈云立刻告诫中共统治集团:“还是让自己的子弟接班靠得住”。
   这就成为中共政权必然回归太子党主宰的信号,也表明,无论从现实还是从观念上说,中共及其政权不过是“自己和子弟”利益的代表。
   但在这之前,一方面是青黄不接,一方面是还有残存的理想主义精神起作用,再加上极权国家必然依靠庞大的官僚机器维持,这样,过去的四十年也就是1949年到1989年这个历史阶段,中共已经在红后代之外启用了大量的效忠者,并由他们组成了党和国家机器的结构主体——直接来说,这个结构主体还是因为“文革”后邓小平实行“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政策的结果,因为在那之前中共只允许打天下的人坐天下,正是这个政策,使大量原本给打天下的官僚当秘书和各种帮闲的办事员由小妾扶成正室,迅速进入各级权力中心。
   这些人在打天下的中共老干部掌权时是“狗肉上不了正席”,那时当局规定非党员不能任正科级干部,而知识分子一般又是不得随意吸收入党的,因此,除了极少数“红色专家”,掌权的都是“大老粗”。
   邓小平为了把经济搞上去提倡了知识化专业化,这就使打天下的中共中下层官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基本被淘汰,而那时给他们当秘书因而深受他们信任的人则因此平步青云,迅速进入各级权力中心,并演化为今日中国极度贪腐的官僚系人马。自然,那些“红色专家”比如江泽民胡锦涛就成了这个官僚系的龙头老大,因为在从打天下坐天下的人向知识化专业化过渡的时期,只有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看看中共14大到17大政治局委员的学历这一点就一目了然。
   这样,江泽民(虽然他在1940年代末就参加了中共)、胡锦涛作为“红色专家”的代表,也就成了撞上大运的幸运儿,他们和打江山没有太多的联系,却居然登上了大宝,就个人而言这纯属历史的偶然,但从这种特殊的极权统治而言,又有一点点必然性。也就是说中共像汉朝一样需要从论资排辈转向“选贤任能”、“学而优则仕”,由于不再有皇帝的血脉渊源作为最高权力的当然继承人,从而让“红色专家”能爬上的官僚的最高阶不再仅仅是宰相(总理),而是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
   中共党内的派系源流,原本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和一野、二野、三野、四野算下来,至此,仍然能控制权柄的打天下势力统统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太子党。太子党人数有限,能够挤进去的充其量为五位数,也即是几万人。
   而发国难财的江泽民既然成了最高主宰,大力栽培他在上海的亲信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是本能的驱使,由此形成了“上海帮”。
   此外,中共多年来一直把共青团作为人才培训基地,团中央书记可以调任正省级的其他职务,然后一步步进入最高层(如胡耀邦、胡锦涛),这是所谓的“团派”。
   当然,作为如此庞大的国家的统治政党,中共也还有一些其他晋升渠道,包括军队和地方。
   所有这些势力,就组成了中共和今日中国官僚体系的构架主体,由下到上加起来恐怕有数千万之众。
   综上所述,上海帮、团派组成官僚系的主体,江泽民、胡锦涛则是官僚系代表。
   显而易见,官僚系绝不可能和太子党在观念体系和利益关系上保持高度一致,而这次变策的一个重要诱因,正是太子党和官僚系的治国理念差异,更不要说他们之间还有重大的利益冲突。
   
   3, 简析太子党和红后代
   
    红后代是太子党的基础,太子党是红后代的代表。
   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近日推出一份调查报告披露:到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此外,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他们已形成为当代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强调的是,和后来的官僚系的发财方式发财途径颇为不同的是,红后代的父辈坐天下后一般是不怎么贪腐的,毛泽东时代没机会,改革开放后他们在台上时间不长了,国民经济也还没有起飞,因此,他们多数好歹留下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吊诡的是,这正是升官发财了的红后代引以为荣的地方。而红后代的暴发,一般都是运用父辈的权力或者只是影响力,然后以个人名义做钱权交易,以半市场化的方式积累起来的(包括批条子),因此,他们有资格在官僚系面前五十步笑一百步,因为后者本来只是他们父辈的幕僚甚至家奴,其发财的手法是直接运用权力侵占国有资本和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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