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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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勇:从皇权专制主义到党权专制主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21/2014
   
   作者: 付勇
   
   李慎之先生把秦王朝以降的大一统帝国命名为“皇权专制主义”国家,皇权专制国家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腐败的满清王朝,才宣告终结。不幸的是接踵而至的共产革命颠覆了中华民国,于1949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非但不是“人民共和国”,反而倒是彻头彻尾的党国,从皇权专制主义演变为党权专制主义 。共和制不仅是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由民主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国家机关或公职人员手中的政权组织形式,还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民主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可是,中国现今实行的却是一党专政,中共奉行“党权至上”,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和宪法之上,致使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党权专制主义是一种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不受任何制约的专制主义。

   
   李慎之先生把秦王朝以降的大一统帝国命名为“皇权专制主义”国家,皇权专制国家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腐败的满清王朝,才宣告终结。不幸的是接踵而至的共产革命颠覆了中华民国,于1949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非但不是“人民共和国”,反而倒是彻头彻尾的党国,从皇权专制主义演变为党权专制主义 。因为共和制不仅是国家最高权掌握在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国家机关或公职人员手中的政权组织形式,还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可是,中国现今实行的却是一党专政,中共奉行“党权至上”,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和宪法之上,致使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是一种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不受任何制约的专制主义。
   
   简而言,现代共和范围形式上不但包括全体公民在内,而且,最高国家权力由多人执掌和行使,权力执掌者由选举产生,任期限定。按照不同职能机关和职位的地位和权限,特别是主要按照议会、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的关系,可以分为议会共和制和总统共和制。由于共和制的国家都采用三权分立的形式把国家的权力分散,因此非但不易产生以权谋私等问题,反而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民主与积极性,又可以防止平民针对少数人的暴政。
   
   展开来讲,现代共和制根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关系的不同,可分为议会制共和制和总统制共和制。在议会制共和制国家中,议会拥有立法、组织和监督政府(内阁)等权力:政府(内阁)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来组织,政府对议会负责,当议会通过对政府不信任案时,政府就得辞职或呈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只拥有虚位,没有实权。而今实行议会制共和制的国家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印度等。
   
   总统制共和制是国家最高权力由总统和议会按不同职能分别执掌和行使的一种政体形式。在总统共和制下,总统和议会分别由选举产生,任期限定,内阁由总统组织并对总统负责,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与议会之间有权力制约关系。
   
   进一步说,总统共和制是指以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由总统直接领导政府,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而对总统负责的国家政体形式,而其主要特点:一是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政府由总统组织和领导,对总统负责,不对议会负责。
   
   二是实行比较严格的三权分立原则,议会和总统都由全民普选产生。议会与政府完全分立,政府成员不能兼任议员,也不能参与议会立法的讨论和表决。
   
   三是在总统和议会关系上,总统行使权力时,不对议会负责,而只对国民负政治上的责任。议会不能通过投不信任票来迫使总统和内阁辞职,只有在总统或内阁成员有违法行为时才能提出弹劾案,被弹劾者是否有罪由参院组成审讯法庭进行审理和决定。总统可以对议会通过的议案行使否决权(搁延否决权),议会两院可以用三分之二多数票推翻总统对议会法案的否决,总统也不能解散议会。总统任命政府重要官吏、外交使节和最高法院法官需经议会中的上院或参院同意。
   
   总之,在总统制共和制国家中,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不仅总揽行政权力,负责组织政府,还统率陆、海、空三军,而行政机关(政府)和立法机关(议会)相互独立。美国是历史上最早实行总统制共和制的典型国家,而今除美国外,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刚果(金)等国也都实行总统制共和制。
   
   不幸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在政治治乱更替的循环中,只有一种由乱至治而重新修复秩序的逻辑,而这个逻辑就是拥有暴力的各个武装集团通过逐鹿中原,由胜利者重新垄断暴力,构建新的政治秩序。
   
   一百多年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先辈们率先踏上民主革命的征程,为了铺筑中国民主共和之路,一个个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顶刀风冒弹雨,抛头颅洒热血,经过艰苦卓绝的拼争,终于用汗水,用鲜血,用脑浆,在一百年前通过辛亥革命,不仅冲毁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也冲出中国民主共和的道路,以至既使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又对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过,推翻满清帝国而建立中华民国后,中央政府不仅缺乏政治权威,还缺乏控制全社会的军队、警察等暴力工具,而让它们按照国家制定的统一规则运作的能力,致使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没过多长时间,就被袁世凯篡夺。而袁世凯不甘屈就总统,妄图复辟登上帝位,以致引发军阀混战。尽管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仿效英美议会政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情势下,四处碰壁的孙中山,在饱受刺激之后,下决心以俄为师,而按照极权主义的原则重造国民党,使软弱的国民党重新恢复力量。而他的操作方法一是重造党的意识形态,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宏大主义;二是建立党军;三是强化领袖和组织对党员的人身控制。
   
   当然,孙中山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极权主义政党时,已认识到这么做所包含的悖论:一方面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在政治上真正打动人心的是要重造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另一方面在国民党拥有军队和用暴力打下政权后,势必导致党的独裁和对整个国家的占有。为了解决这一悖论,孙中山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作为建设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三部曲。借此明确提出在宪政时期,国民党应还政于民。而这也就是说,孙中山在一个乱世中,为了要重建共和秩序,不得不将国民党武装化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一党依凭拥有暴力来进行政治独裁,违反了民主共和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不仅是对公民的权利的剥夺,也是一种政治上僭越,还是一种在乱世采取的权宜之计,因而在他看来,这是最终达到共和秩序不得不经过的必由之路。
   
   后来,尽管蒋介石领导国民党通过北伐打败各路军阀夺取政权,然而由于没有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没有贯彻孙中山五权分立的政治主张,没有落实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策略,以致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乱世始终没有结束,并没从军政、训政过渡到宪政,致使孙中山设计的建设共和国的方略,落实到现实中就变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国。正如共产党所批评的那样,不管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还是大部分的社会资源,都被垄断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个小集团的手中。
   
   因此,共产党认定国民党建立的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蒋家王朝,必须用暴力彻底砸烂,而重建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由于以激进的社会改革理念为号召,加上比国民党更为严密的领袖和组织对加入者的绝对控制,以致在一个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和破产的乱世中,共产党显示出了比国民党更强的战斗力,最后以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终于用自己的党国替代了国民党的党国,而这个党国虽换上一套新装,但并不象所标榜的那样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是地地道道的假共和真党国,比起国民党的党国,不但变本加厉,还简直无以复加!
   
   尽管蒋介石时期的中华民国是推行一党专制的党国,但既没签署卖国条约,又给不同的政党、独立的社会团体、自由的媒体和经济组织的生存留下了不小的空间。而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彻头彻尾的党国,不仅签署卖国条约,也取消一切独立的政治、社会组织和媒体,还通过“三大改造”,既灭除了中国社会中一切自由的经济组织,又彻底剥夺了中国人自由结社的权利,以致非但没让中国民众尝到共和国的味道,反而变本加厉地通过独裁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史无前例的剥夺。
   
   首先就其所签署卖国条约来讲,1949年周恩来通过签署中苏友好条约,不但向苏俄割让大片国地,也割让外蒙古而承认其独立,还承认早前清政府签署的不平等卖国条约。而条约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2、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海参威(包括海参威所辖郊区)是苏联固有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乌苏里江江北64屯为苏联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苏联主权;新疆北郊是苏联领土。3、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1945年以来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认清朝政府1850年以来所有领土条约。4、乌苏里江江域北三分之二属于苏联主权,南三分之一属于中国主权。5、苏联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土的声明。6、双方同盟一致反对国民党,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其次就其所导致的屠杀而言,中共建政之初,全国各地就响起此起彼伏的枪杀声。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镇反指示,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但未提出严惩标准。指示要求依照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而此时政务院却未有条例公布。与此同时,土改在全国农村铺开。1950年6月30日颁发了《土改法》,实行“和平土改”。可是到12月毛泽东突然推翻《土改法》,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全国各地立即对地主,也对富农乱捕、乱打、乱杀,而不论是镇反,还是土改斗地主,都是在没有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想抓就抓,想杀就杀。
   
   据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报告,镇反以来,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人,所杀人数已达到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而实际遇害人数至少在500万人以上。1953年的“肃反”运动中,也至少有21300余人被处死,4300余人自杀或失踪。这种非人道的屠杀,不限于中共建政之初。据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报告,“文革”中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处死(武斗中死亡人数不在此内)。另据专家对中国县志记载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达77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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