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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我的维吾尔“民族主义”是怎样形成的(201407)

我的维吾尔“民族主义”是怎样形成的
   
   张哲
   
   

   艾尔肯是我在纽约认识的维吾尔小伙子。他今年27岁,来自新疆,长得高鼻深目,典型的突厥人俊朗面孔。两年前,他留学来到美国。今年以来,从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起,维吾尔人和新疆话题屡屡登上新闻,我们也会时不时交换一些看法。
   
   生活中的艾尔肯温和而腼腆,但讨论历史、政治、维吾尔社会等话题时,他又会变得自信而滔滔不绝。虽然在我看来,他的成长经历中,超越民族的普世性远远多过维吾尔民族的特殊性,但他却很注意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时常把“我们这个民族”挂在嘴边,伴以自豪的神情。并且他不喜欢“维族”这个汉语的简称,坚持要我用“维吾尔”的全称,因为这个简称已经“多少带有一点歧视的味道”。我有时会笑他太“民族主义”,于是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给你讲讲我的经历吧,告诉你我的‘民族主义’是怎么形成的。”
   
   经过前后八次采访,艾尔肯向我详细讲述了他的成长经历。也许因为身在海外,他在讲述中相当坦诚,几乎毫不回避地涉及了与新疆有关的各种敏感议题:大到双语教育、七五事件、宗教信仰的养成、汉维民族之间的隔阂,小到穆斯林喝酒、“新疆小偷”、被人误会的体味问题,甚至他自己纠结的跨民族情感故事。他严厉抨击体制与中共现行民族政策,同时也对维吾尔人的自身问题和自己本人有诸多反思。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经过艾尔肯本人审核、修改。由于家人仍然在新疆境内从事体制内的工作生活,他要求文章隐去他的部分个人信息。至于名字,他的汉族朋友们喜欢叫他“阿穆”,但他给自己选择了这个名字——“艾尔肯”,因为在维吾尔语中,它的意思是“自由”。“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认真地说。
   
   我出生在世俗化的维吾尔家庭
   
   我家在北疆,父母都是党员干部。甚至我爷爷就是毛主席的忠实粉丝,他生前每次家庭聚会都要跟我们讲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他教育我们的时候最爱说的话就是,我们小时候连白面馕都吃不上,你们现在还有啥不满意的?
   
   爷爷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青春年少的时候赶上共和国成立、打地主、土改。他很幸运,本来是穷苦农民出身,又赶上共产党选拔本地干部,他就被选上去乌鲁木齐受教育。识字、上学,回来之后先在教育系统里做老师,很快成了政府干部,一直在地区里做到挺高的位置。因为共产党,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
   
   我父亲兄弟姐妹七人,全是党员。但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没有再选择走他们这条路。我们大家族兄弟姐妹们十几个人,一个党员都没有。父母还是希望我能去政府工作,找一个铁饭碗,但我们对体制都比较失望了。我们的成长记忆就不一样,我们没挨过饿,可能会更想去追求一点精神上的东西。
   
   我父亲是政府的干部,我母亲是幼师。他们都是“民考民”(指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学习并参加高考,与“民考汉”相对),汉语基础都不是很好,我们在家里还是讲维语,但完全不会谈什么民族问题。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宗教的因素,做礼拜也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去清真寺跟大部队意思一下。可以说,在爷爷的影响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我的家庭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世俗家庭。
   
   足球队,汉族同学才能做队长
   
   我们小时候,还没有实施“双语教育”,每个维吾尔家庭在孩子上学的时候都面临两种选择——上汉语学校还是维语学校。
   
   我家两个孩子,哥哥是“民考民”。我跟我哥从小就对着干,他怎么样我就偏不怎么样,所以我要上学时就坚决要上汉语学校。从此,我就成为了一名“民考汉”(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接受教育并参加汉语高考)。
   
   上学第一天,我就被叫家长了。那时候我一点儿汉语也不会,我就记得几个汉族同学笑我,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血一热就冲上去跟他们打起来。其实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记不清了,但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父亲都还会跟他的同事、朋友哈哈大笑着讲这件事。他很自豪,觉得男孩子嘛,想不通了就要站出来,“儿子娃娃”应该有骨气。
   
   整个小学,我的成绩一直非常好,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我小学四年级,那年发生了伊犁事件(1997年2月5日至8日,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一系列维吾尔人的抗议示威引发骚乱和严重暴力事件,最终酿成七五前新疆境内最大规模的社会震荡)。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这事儿,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受反分裂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了,爆炸的、很可怕的图片都会给我们看。当时我们能想什么呢,老师说什么我们都觉得对。我很震惊、很气愤,觉得这些搞破坏的民族分子确实太坏了,怎么能这样!
   
   学校把我们这些维吾尔学生,也就是“民考汉”,叫在一起单独接受民族团结和反分裂教育,汉族同学则完全不用。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好像就开始被注入了一种意识,“你们是少数民族,你们跟别人不一样。”我家里从来没有对我做什么民族认同的教导,这样一种民族观念是在学校养成的。
   
   我喜欢踢球,很快就进入了足球队。我们是汉族学校,“民考汉”的学生比例很低,但我们足球队的主力11个人,八个维吾尔,两个回族,一个汉族。我们这个民族还是继承了突厥民族血热的性格,恰好足球就要求你有这种素质,因为它要有碰撞、有激情,这是我们的优势。
   
   问题是,我们踢球不管怎么好,那一个汉族同学就是队长。老师就这么指定的,虽然那个孩子踢得一般般。我们长大后发现,不管这个地区维吾尔人比例有多少,一把手的书记都是汉族,唉,这种情况好像挺熟悉的啊!
   
   我对汉文化开始反感
   
   小学快结束的时候,我的家庭开始出问题。我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开始当官、往上走了。原来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特别喜欢跟家人在一起。突然升迁以后,酒席应酬增多,经常喝酒。父亲渐渐开始跟我母亲不说话,以工作为理由经常在外面不回家。初二那年,2001年9月17日,我父母离异了。法院裁决,我哥哥跟母亲生活,我跟我父亲。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分成了两个家庭。
   
   我开始感到自卑,也很孤独,青春期的脆弱心理全部都出来了,学习学不进去,上课睡觉,下课踢球发泄,好像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而且因为父母离异,我觉得别人看不起我,开始有一种很深的羞辱感。
   
   又赶上我初三那一年,由于“双语教学”的实施(自本世纪初开始,新疆大力推行中小学双语教学政策,其基本模式为理科课程,如数理化、生物等,以及汉语语文、外语、政治等使用汉语授课,其他课程,如民语语文、体育、艺术等使用民语授课;小学一年级同时开设汉语文和民族语文课,汉语文每周7节,民语文每周5节——编注),维汉学校开始大规模合并。原先维语学校的同学跟汉语学校合并,那些维吾尔同学就成为了所谓的“双语班”。
   
   合并之后,班级调整,我父亲帮忙走关系,把我调进了尖子班。他希望我能好好努力,考进地区重点高中。但那时候我学习成绩已经很差了。而且从进尖子班开始,我对汉文化的反感也开始出现了。我是指这种成绩就是全部、培养书呆子的教育文化。同时我也觉得,相比维吾尔文化的热情活力,汉文化比较缺乏“人情味”。
   
   成绩决定一切,班上甚至用学习成绩排座位,我就一直坐在最后面。大家就在不停地做卷子、做卷子,我只好找个同学抄一下。中考的成绩果然也非常差,只够上普通高中。但我父亲又四处走动,把我送进地区最重点的高中。我们的高中是重点学校,全疆有名,每年上大陆名牌大学的学生都有不少。
   
   我们这个年级有四个汉语班,四个双语班,在整个楼层里一边一半。双语班里绝大部分都是维吾尔同学。我从原先基本上是纯汉语文化的环境里,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民族同学。初中时,我最好的两个哥们儿一个是维吾尔同学,一个是回族同学,但我们在一起都讲汉语。一些民考汉的孩子,要是家里不怎么讲维吾尔语,自己几乎都说不了几句母语。
   
   高中时我最好的三个朋友都是维吾尔人了。其中一个朋友最后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他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是,在所有条件几乎同等、他甚至略微优于一位汉族同学的情况下,他没能被录取为飞行员学员。
   
   高二有一次年级化学月考,最高成绩是一个双语班的维吾尔同学,他得了100分。那个双语班的化学老师——他是汉族,同时也带我们班,他来上课时说:“连民族同学都能考100分,你们怎么回事?”
   
   结果那句话说完,坐在我身边的汉族同学们就哈哈笑起来,还笑着跟我说:“噢——你们都能考100分啦,那我们确实应该努力啊!”我当时就觉得,你们这不是歧视人家的智商吗?我当时就跟那几个开玩笑的哥们儿飙了脏话,甩脸给他们看——要知道,他们本来是这个班上我仅剩的几个好朋友。
   
   下课我还去老师办公室抗议,我说:“老师,你刚才那句话说得太不负责任了,你知道你说完之后同学们怎么嘲笑我吗?好像是在嘲笑我们民族同学本来就笨!”老师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误会我了。”
   
   化学老师下次上课还专门跟同学们解释,“民族同学用自己的非母语听课,都能不犯错误,我是为了鼓励你们,不要曲解我的意思!”那几个当时笑我的哥们儿说,“不会吧,艾尔肯,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这么认真!”现在想想,我也不知道当时干嘛那么较真,好像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对自己民族的保护意识。
   
   高三时,语文老师,他也是汉族,有一次进来说了一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孩子们,我又看到了你们的英语成绩比语文成绩高,可能因为你们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吧。但我真心想告诉你们,不管你们以后走到哪里,别人的语言学得再怎么好,只要你母语学不好,别人也会瞧不起你。”
   
   这句话当时对我刺激太大了,因为我的母语我基本就不会。直到高三,我的维吾尔语只能听说,读写方面我完全不会,等于是文盲水准。那位语文老师是想鼓励大家学好汉语的语文,但他没意识到,班上还坐着我这样的“民族分子”呢。他的这些话成为了我日后自学母语的最大动力。
   
   我的高中就这样过去了。我的高考成绩很一般,但赶上了中国大学扩招,我被南方的一所三本大学录取了,它招收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民族学生。新疆很多自治区领导的孩子,成绩不好的,或者其他有点钱的家庭,孩子都送那儿去了。
   
   我的宗教观开始形成
   
   父母离婚之后,我母亲面临着巨大的心理问题。加上后来外公去世,母亲像是一下坠入了人生最低谷。她几乎变成了祥林嫂,天天哭,不停跟所有人讲述自己的悲惨人生。很快她身体也不行了,腰椎间盘突出,站都站不起来,被迫手术。手术一下花了十几万,经济上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2004年冬天,手术后,她回到乡下静养、恢复身体,外婆也方便照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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