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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文章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悖论
·历史的“3-20”“5-20”
·中国《青春万岁》——从85周年的中国“五四”青年节纪念 看“六四”的历史性启示
·北京与东京对话
·聚焦“中国第一案”
·人民币,何时能“自由”?
·中共《宪法》冲突加剧“民主”进步倒退
·中国“1号文件”的悖论
·未来中国“八大缺口”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结在政府——续《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悖论》一文/巩胜利
·中国“看门狗”为什么守不住“国家财产”?
·中国,中间层政府为何总缺位?
·谁能堵住中国金融黑洞?
·小平100年祭
·谁成就了“北京第一贪”?
·中国改革干什么?
·新中国、新腐败、新探源—中国腐败是一场生态灾难
·中国邮政之“黑”
·多好的人民、多糟的官
·中国9亿农民没有“国民待遇”
·谁为中国《宪法》主持正义?
·《中国策》“对面”
2005年
·“中国官象图”之绝伦
·“没有超乎人民的权力”
·中国春运的“死结”
·中国国劫——“月租费”
·“和谐中国”真谛很需要
·敌对党访华,中国“国是”怎么办?
·国民党访华“救中国”
·驳《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
·“新特首”给世界的新启示
·中国:高官“升迁图”
·中国经济“高温”的矛与盾—世界经济“第一速度”
·中国10000亿“月租费”哪去了?
·盘古开天“中国秀”
·2005中国聚焦——李氏审计的中国8年之痛
2006年
·[中国评论] 中国5000年来短缺“和谐”
·中元美元的世纪之战
·审计·中国绝对“第一案”/巩胜利
·源源“九脉”流中国——未来20年前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绝对挑战
·今天13亿人齐喑……
·【世纪观察】“新农村”:真能救中国、救农民吗?
·贪官逃之夭夭——中国《法律》有漏洞?
·世纪聚焦:余振东案的非《刑法》判决
·美国230年尖端启示
·2006:中元美元巅峰时刻
·【世纪典籍】管住蒋介石、毛泽东领袖们……
·《宪法》无能,国家必然紊乱
·“孟浩事件”告诉国人什么?
·全球反恐亟需新防略
·21世纪的“贫穷病”——“金融危机”却贫穷不分通吃而来
·中国性、美国性·性娱乐?
·关于“孟浩告诉了国人什么?”-刘卫平给巩胜利的来信
·保尔森访华 中元超意义
·中国再暴反腐巨震
·中、日走向何方?/巩胜利 星野俊明
·丙戊:呼唤“法制中国”定乾坤
·【世纪评论】Google、百度的生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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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再飙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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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必由“民意”出——从美国中期选举及其看今天、未来的趋势和意义
·孙中山的信号
2007年
·【世纪聚焦】中国何以频发暴力“灭门案”?
·【今日评论】“春运”与拉姆斯菲尔德原理
·“新年特稿”2007:繁华中国的全球性困顿
·【世纪新论】五十八年“法制中国”环境大系.
·陶君:著名学者巩胜利的遭遇告诉我们什么?(请关注)
·【世纪新论】2007·黑色星期2及其
·【博讯新论】2007·吴敬琏
·【博讯评论】央行调率与1.1万亿美元悬剑
·【“博讯”中国评论】 柳斌杰接替龙新民是好事?
·驾驭金融马车中国还需真功夫
·2007全球“5·1劳动节”大扫描——澳警开枪洞穿了什么?
·【世纪新论】放歌香港的美丽与悲哀
·中共为何非杀郑筱萸不可?
·“月亮女神”8月16日追月——日本登月抢跑中国之前?
·国宝——汉代“六龙镂空歙砚”欣赏
·“独家特稿”:美欧中商战到底为什么?
2008年
·独家报告:南中国“变天”前夜……
·“春运”何以危机中国30年?
·谁撑起了全球高油价之天?
·重审许霆,中国人期待什么?
·人心•人心—→国家之心!——再评3•22 “谢长廷:不要为我哭泣”及任何国家、政权存亡之道
·封杀《色,戒》的全球性悖论——评“封杀”演员汤唯与电影《色•戒》的理论与实践
·上诉。“我没有犯罪”!——评“许霆案”罪与非罪一个国家法理与判定的游戏规则之紊乱
·写在2300万公民载舟覆舟的霎那——上台下台•历史的……
·汶川大地震大反思——“5•12” 中国国难之晕
·颓废的中国股市——“6•10”近千股跌停 沪指暴跌7.73% 再回一年前的3000点
·【独家新论】谁撑起了全球高油价之天?
·【独家新论】中国股市癌病变?
·独家透视:中国钱太多让举世麻烦?
·腐败H5N1变异
·奥林匹克100年凸凹——创29届奥运108年投资之最 为未来奥运会创举世之难
·中国股市回到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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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关系”300年​核变(下).


   ——从老大300年、老二100多年之变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战略与经济对话
   ■ 巩胜利(独立经济学家)
   
   【核心提要】:从19世纪到21世纪今天的300年、特别是近100年以来,全世界的“老大”一直都与“老二”水火难容、老大都一直未变过,但老二却一直在变。在最近的100年,三个老二,分别是德国(因发动世界大战侵略而覆灭)、苏联(因军事争霸而不堪负重败北)、日本(结局最好的老二),各领风骚30年,如今风水轮回、轮到了中国。近100年来,不管是德国、苏联、日本都与老大美国发生过不可调和的某种摩擦和经贸角斗,现在轮到中国成为老二了,更何况中国的党国关系、政治概念、社会制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都与全球98%以上的国家都南辕北辙,与老大更是悖论冲突、更是与近100年来的三个老二都有更大比率的天上与地下的巨大差距而举世兀立。

   而在今日世界的300年间,世界的老大由英国变成了美国,特别是在英镑风靡全球300年后,美元才从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70年、才逐渐长大、确立了世界老大的地位。世界政治与经济上的老大与货币老大合二为一,才真正开启了世界老大成器、一举成为难以变更的一种大国规则。中国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崛起,300年的借鉴足矣,浩波烟海,浊清两脉流中国……
   2014年2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习近平请克里转达对奥巴马总统的问候并请他转告奥巴马总统:“中方坚定致力于同美方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愿同美方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处分歧,推动新型大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这是习近平与奥巴马“庄园会”后每每谈及与美国世纪开来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构建中国与美国历史以来空前的一种最新型国家关系。7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习近平9次提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这种大国关系则需要30年、60年甚至是100年更长时间才能百炼成钢。
   一个全球世界的老大通常要300到500年的一变,而世界的老二通常要30到50年一变。300年前的世界、当今的老大——美国还没有出世。而近100多年来,世界的老二一直不停的在变。19世纪末,世界的老大是英国处在源头根变的过度时期,先是德国挑战老大,然后是苏联成老二,之后是日本取代老二,21世纪初是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的老二……世界的老二从德国、苏联、日本到中国,可以说老大与老二是不共戴天。
   美、欧、日等全球超过95%以上国家都与“普世价值观”世代约定,而与中国新出“社会主义价值观”水火难容相矛盾。人类至今的“价值观”一直是一种水与火、矛与盾的关系,也是一种多元化的关系,更是一种人类至始至终休戚与共的根源和谐共处。这是因为:人类的水没有把火浇灭,火也没有把水烧干;矛没有把盾戳穿,盾也没有把矛折断……就这样人类在相对论中演进、生生不息。美欧日全球绝大多数法治国家会与中国发展到今:会矛与盾双双戳穿、折断吗?这是人类至今100年来最最严峻一种冲突。
   

“大国领导”中国理论严重匮乏

   
   对中国现有规则、具体做法以及相关的体制机制与国际新标准、新规则的差距认识也不到位,对吸收和引入这些经贸的新标准、高质量、新规则可能造成的影响和风险更是缺乏系统研究和评估。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还要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授权才能运行,要是全国都实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运行,那么中国现行法律就要做更大的修改,倘若实施TTP、TTIP中国法律更有做超越WTO的重大调整,这不仅与前述的认识偏差密切相关,而且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在推进中美BIT谈判,在对TISA、TPP、TTIP谈判的认识和判断上,在进一步提高标准、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等方面因理论视野和长期技术路线的匮乏而避免陷于被动。
   2013年8月30日,中国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从10月1日开始到2016年10月1日的三年时间里,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调整《外资企业法》等与外资企业有关的法律。媒体报道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将于10月1日前挂牌、正式上路运行。中国与国际社会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全球化、更多比率的兼容,需要更深刻、更广泛、更有国际范例的从国家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人生价值观、法制观念、经济制度等更大比率的兼容,才能形成源头动力、持续不断的人类、大自然的正能量。
   中国发展步骤上相对发达国家落后、初级,经济、治理、财富的开放水平、价值链低端至凹。虽然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后认真履行开放承诺,但应当认识到,中国在加入WTO时还在一些领域保留了限制措施,如在商品贸易领域,对农业的保护主义倾向还相当严重;在服务贸易领域尤为突出,市场准入限制十分严格。如当前美欧国家反映比较强烈的领域、与“市场经济地位国”不兼容产业有:(1)、银行业:外资并购中资银行持股比例单家不得超过20%,多家累计不得超过25%;(2)、证券业: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33%(目前实际已放宽到49%),不得从事A股交易(目前已有试点有条件放开);(3)、货币、资本开放处于最初级阶段,根源不敌、不兼容全部高收入国家(又称发达国家);(4)、保险业: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5)、电信业:必须与现有内资电信企业设立合资企业,移动、固话等基础电信业务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9%,增值电信业务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 ;(6)、邮政快递业:仅开放包裹递送业务,维持信件的邮政专营权,并限制外资企业的网点设立数量及经营地域范围 ;(7)、建筑业:外国建筑公司仅可承担外方出资或是中方因技术原因无法承担的项目;(8)、法律服务:外国律师事务所可设立代表处,但不得雇佣中国注册律师;(9)、传媒业铁板一块,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创意产业、出版、印刷等传统传媒和现代传媒;(10)、整个公共领域(水、电、煤、气、油等)绝大部分领域都被国有资本一统垄断,根源促成、造就了中国公民整体生活、生存、继续的成本居高不下(产业准入严峻,一如钢铁等等产业,不仅不兼容外资、甚至连内资、私有资本也不兼容。其中国目前进行的“价格反垄断”,其根源就是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经济规则不到位所致,而真正意义上“市场经济地位国”所指的根源产业垄断、市场占有率垄断却在中国市场长期我行我素,却得不到任何《反垄断法》的根源治理,更缺乏反垄断法律的高屋建瓴——国务院本身就是行政当局,却履行着国家法律意义的反垄断裁判)。这些都与大国生成的大环境、大市场等格格不入。
   全球超越WTO的TISA谈判参与方在上述领域已没有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还有中国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与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一直悖论。在这些领域没有做到实质性开放,也使中国缺乏参与新一轮自由贸易谈判的基本条件。
   在“市场经济地位”中,市场应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但中国不少服务业领域垄断、官控色彩十分强烈,一些部门对某些领域过分看重其社会属性(如银行调节经济手段的属性,科教卫体等领域公益性、福利性事业的属性,文化、传媒等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等),在这些领域设置了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其结果是服务业的发展远远适应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不仅降低了社会福利,还影响了服务企业的经营和机制创新,降低了服务业效率,不利于服务业的成长。
   与国际新标准、高质量、新规则相比,中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方面存在顶点的短板。目前,中国已签署了1个局部自由贸易协定(即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和10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单独关税区。在投资协定方面,中国已与1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30个双边投资协定,但其中只有小部分规定了国民待遇,“零关税”成中国与别国“自由贸易区”的难呼之难,而且中国主要遵从准入后国民待遇。
   在中美、中欧BIT谈判方面,由于在投资准入、公平竞争、国有资本的瓶颈和权益保障方面差距较大,主要体现在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国有企业、外汇资金转移、劳工规则、金融服务、业绩要求、税收、法律法规透明度和环境条款等14个主要领域差距较大,从2007年至今中美双方举行了近20轮谈判,但进展缓慢,至今未果。这些也导致了中国在服务贸易协定(TISA)和TPP协定谈判方面,目前还够不上参与的标准。事实上,欧美在新标准、新规则方面力推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方式,国企的“竞争中立”原则等,均直指中国当前部分领域投资保护不足、部分行业国企占主导地位以及在监管方面与欧美主导的新规则不符的“软肋”。
   

TPP、TTIP是全球新秩序的必然抉择

   
   高屋建瓴的看全球化、美欧的“两洋”战略,中国的差距在更加加大,参加TPP和TTIP、TISA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认可当前国际上关于新一轮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服务贸易与投资协定的新标准、新规则,并身体力行参与谈判和规则制定。而中国目前已签署的多项FTA和BIT则大多仍属于标准较低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国际新规则、新标准相比,差距较大,不得不被TPP、TISA等拒之门外。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以及中国当前在对外开放领域的相对滞后,对下一步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继续保持当前固步自封、裹足不前的被动状态,不仅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利于“走出去”,也不利于通过扩大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以完善体制机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能导致中国在新一轮国际贸易自由化浪潮中,在标准和规则制定方面被边缘化,最终无法维护好战略机遇期,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
   TPP+TTIP,一如当年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布林森体系一样。TPP+TTIP,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超过80%以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这种现实力量和全球经贸的大势已趋——成本决定未来成败之路,谁无视这“两洋”自贸区的力量,谁就将吞下这无情的苦果。就象当年的WTO,俄罗斯是全球第一能源大国,最终还是不得已而加入WTO,现在WTO呆滞12年后终于“巴厘岛WTO宣言”重新上路。当然新世纪的“两洋”战略真正在全球贸易中成器,尚需5-10年的适应、调整、成熟的过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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