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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勇祥——政治迫害贯穿我的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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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5月24日 来稿)


   
   
   
    卢勇祥
   
   
   
    1957年,我11岁,父亲突然被打成右派。天天批斗、凌辱殴打,父亲无法承受含恨自杀。我一家从此走上被歧视被欺侮的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
   
    1962年,我初中毕业,因父亲问题当局不准我升高中继续读书。
   
    1967年,还是因为父亲的问题,大字报多次封住我家房门,极端的政治迫害使母亲神经失常。
   
    1979年民主墙时期,我创办了全国首家综合民刊《使命》,同《启蒙社》一到开启了中共暴力夺取政权以来第一次民间公开的民主运动。当时,我在《使命》上发表的小说《黑玫瑰》手抄本广为流传,在贵阳民众中造成极大影响。
   
    1980年,官方刊物《花溪》在它的创刊号上选用了《黑玫瑰》,从而造成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当局为了扼杀《黑玫瑰》和我本人,不仅勒令《使命》立即停刊,还将我和使命社的骨干成员关进“学习班”强行洗脑。并在贵州省的机关报《贵州日报》上组织发起了成篇累版的批判文章,前后持续了3个多月,结果越批影响越大,《黑玫瑰》越批越使读者欢迎。
   
    1983年10月,为了对我实施更为残酷的政治迫害,当局以精神污染为名将我逮捕,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我有期徒刑5年,以流氓罪判处我有期徒刑3年,合并执行7年。我不服,提出上诉,经贵州高级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3年、然后强行送到贵州省普定县服刑。
   
    1995年,我同陈西、黄燕明等人组建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同时写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以传单的形式上书当局,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公开散发。公开信要求中共站在中华民族总体利益的高度、站在历史的高度毅然放弃一党专制,建立多党民主制度。在公开信中,我们还为中共规划了一条和平改革的路线图。并警告中共;冥顽不化、一意孤行将成为千古罪人。为此,我又被当局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合并执行5年。8年的劳役生活使我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糖尿病就是在贵阳市监狱服刑时患上的,当时还在监狱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进行治疗。
   
    2000年6月5日出狱后,我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和监视。贵州人权研讨会成立后,当局对我们的迫害和监控更加严厉了,警察经常非法将我监禁在所谓的宾馆里,不准同朋友联系,不准家人探望,伙食又开得特别差。这种待遇同关在监狱中没多大区别。当局的行为是公然践踏人权,公然践踏法律,是赤裸裸的法西斯暴政。换句话说,我实际上已被当局非法判处终身监禁,所有的正当权利和自由皆被剥夺。
   
    2010年3月,金鸭派出所的所长李天元和教导员杨文胜将我关押在潮汕宾馆(实际上是一个农民办的小旅社)长达40多天,在这期间,李和杨办了三件丧尽天良的事情。1、威逼我的女朋友同我分手,还把我女朋友的女婿(贵阳市云岩区公安分局的警察)叫到派出所进行威胁说;如果你不逼迫你老丈母同卢勇祥分手,你就脱掉警服下岗。女婿回家招开一个家庭会,当着众多亲戚的面对我女朋友说;你不同卢勇祥分手我就同你女儿分手。女朋友无奈只得答应同我分手。2、李、杨逼迫我女朋友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将我母亲送到一个条件十分糟糕的养老院去。3、把房东顾树林叫到金鸭派出所进行威胁,不准顾将房子租给我住。我从宾馆回到家后的第三天房东便逼我搬家。无奈,我只得搬到郊区的农舍中去住。
   
    2011年8月,我在黔灵派出所辖区居住期间,由于长期被监禁在阴暗不通风的旅社房间里,伙食又开得特别差,营养跟不上身体需求,我昏倒了。当时我接连打了两分报告,要求所方送我到医院检查治疗,或者让我自己出钱去医院看病,我的要求被派出所粗暴拒绝。由于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卧床不起,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2012年5月28日,贵阳民运人士公开举办“六四”悼念活动,我坐在病床上为这次活动写了一篇如实报道,因此遭到市国保的残酷打击。5月30日半夜2点钟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李乐林和鄢标带着七、八个警察闯进我家进行非法搜查。当时,我女朋友仍然跟着我在一起。我躺在床上,病得说话都很困难。鄢标审问我,李乐林把我女朋友叫到一边进行威胁,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国保警察走的时候把我的电脑和两个手机以及记事本等物品拿走,既不打条子,又不说明收缴的理由。第二天受到惊吓的女朋友回到她自己的家。第三天,黔灵派出所的柳教导员和警察涂某人带着四、五个警察找到我女朋友家,再一次威胁她同我分手,并强行阻止她回去照顾我。当天下午,黔灵派出所的三个警察进驻到我家里,对我实行24小时严密监视。在此期间,警察天天到外面进馆子,吃香的喝辣的,给我带回来的却是他们吃剩的残汤剩饭。个别品质特别恶劣的警察(他们自称恶棍)当班,我就连残汤剩饭都没得吃。而且,警察在我家里抽烟、打闹、通宵看电视、随地吐痰、如同在公共娱乐场所。他们知道我重病在身,经不起折腾,所以想方设法地摧残我折磨我,以便使我尽快死亡。
   
    6月28日,我两次昏迷,警察熟视无睹,不问不管。如不是我的女朋友偶然回来拿东西我早就命赴黄泉了。她见我确实不行了,便立即将我送到医院救治,我的生命才得以延续到今天。更令人气愤的是,警察进家后,见什么东西合心有用便明目张胆地塞进自己的腰包,电筒呀、藏刀呀、(艺术品)雨伞呀、等等。虽然说都是些小东西,却是我的私人物品啊!一天,值班警察乘我昏睡之机,将我衣袋里应急的两百元钱偷走,幸好我及时发现这才把钱追了回来。
   
    2012年10月11日,该是交房租的时间了,房东突然提出租金加倍,言下之意就是逼迫我搬家。不到两年时间,我被迫搬了4次家,原因只有一个;警察威胁房东,不准房东把房子租给我住。没办法,我只得拖着病体再次搬家。2000年我出狱到现在一共搬了15次家。
   
    搬到罗汉营路来后,头桥派出所的警察更是凶狠,他们不仅立即在我家门前十多米处修建一个永久性岗亭,以便对我进行全天候监视,还连续四次剪断我的网络线,三次剪断我的电源线。我用其它方法连通网络后,警察就用黑客攻击我的电脑,致使我的电脑全面瘫痪。我的手机经常被警察无故收缴,备用手机的信号也被永久性屏蔽。警察不准亲友来探望我,不准我同任何人接触。我现在只能孤苦零丁地待在家里,除了前妻每星期一两次给我买点食品送来外,我基本上与世隔绝。如果我病重死亡,尸体要高度腐臭后才会被人发现。
   
    2013年元月2日,我母亲惨死在养老院。市国保的警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将我监视起来并收缴了我的手机。他们不准我对外发丧,不准我通知任何朋友,甚至不准我参加母亲的悼念仪式。不得已,我只好跪在母亲的灵堂前痛哭一场后悲愤地回到家中独自守孝。
   
    2013年5月21日,警察突然对我加强严密封锁,而且,并不断地对我进行骚扰和威胁。警察每天要来敲我的门,有时候一天要敲好几次。回应稍微慢一点他们就用脚踢门,用石块砸门。5月26日早上,警察又来敲门,我因病情严重不能下床未能回应。他们就用锤子砸门、用铁棍撬锁,一连砸了5个多小时。下午三点多钟,女片警任露曦带着四、五个警察气势凶凶地来到我家门前,他们拿着手电钻和微型切割机准备破门而入。我无法忍受那惊天动地的砸门声,只得挣扎着起身回应他们,他们见我在家便悄然而退,而我的门却被砸得破烂不堪,面目全非。 2014年元月25日,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听说我病重特地前来探望我,我刚开门,七、八个警察突然冲到我家门前抓住我的朋友不准他进我家。其中一个警察多次声称;我就是流氓!我就是不讲理!我就是不懂法!你能拿我怎样?后来,警察把我的朋友强行带到派出所审讯,并收缴了他的手机。 迫害在继续,斗争也在继续。 我现在的处境的确非常艰难,没有经济来源,一切开支全靠前妻接济。生活不能自理,又没有人在身边照顾,坐在轮椅上一切还得自己动手做。我不得不独自面对两个魔鬼,一个是病魔,一个是共魔,两个魔鬼每天都张牙舞爪地向我索命。我苦苦地支撑着,但是,我活着是为了战斗,不战斗我的生命就会毫无意义。我随时都会倒下,对此我已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死亡并不可怕,这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不敢说我的死重于泰山,但是,我确信我的死不会轻于鸿毛,因为我为人类最伟大的目标——中国的民主事业努力过,拼搏过,并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4年5月20日
   
    贵州人权研讨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2014/07/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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