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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道理

红朝末世第三卷 回光返照 第一章 经济增长的道理
   
   第一章 经济增长的道理
   
   

   中共在经济改革之初有一句人人熟知的名言,就是:“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句话不能说不对,因为文革中停产半停产闹革命,人人热衷于政治运动,无心劳作,经济建设受到重大干扰。再者农村搞人民公社,城市搞计划经济,各种生产生活物资全面短缺,食品日用品供应实行最低限量的配额制,这都是经济发展滞后导致物资供应不足。但中共统计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文革期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工业增长11.7%,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工业增长9.1;农业总产值1965年为590亿元,1975年为1285亿元,那时的物价受国家管制,极为稳定和低廉。[1] 例如江苏省文革结束前几年,工业产值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境长着,农业增长也在5%以上,算是高速度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率的统计方法与市场体制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通常以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简称GNP,一般指一国在一年内所生产最终产品和所提供劳务按市场价格计算的总金额)来统计一国经济总量。计划经济体制则是以“工农业生产总值”、“固定资产增长”、“国民收入”来作为统计口径。主要指标是工农业生产总值,以此体现政绩,其国民收入是指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及生产单位的社会纯收入,居于次要地位。赵紫阳在1981年政府报告中说:
   1980年同已经完成了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8.1倍,国民收入增长了4.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1倍。可见,固定资产增长了那么多,而工农业总产值却没有相应增长,国民收入没有相应增长,人民消费水平增长就更少了。[2]
   赵总理的报告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计划体制缺乏市场要素,没有活力,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二是劳务收入太少,仅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中共只关心政绩,从不关心劳动者收入的同步增长,所以这种增长再高,也与民众生活改善无直接关联。中共总说它的执政业绩如何辉煌,无非是拿增长数字来说话,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经济建设不足,所以形成一时光鲜的“和平红利”。但这种增长民众得不到实惠,是好大喜功的数字游戏,是虚幻的社会主义画饼。无数的金钱和劳动浪费在了固定资产上,消耗在了无效劳动上,变为无生产效率的机器厂房,或成为一堆堆风吹日晒的废物,或者生产出无市场的废品垃圾。计划体制导致国民财富的巨大浪费,它形成的是落后生产力,缺乏竞争导致企业低效益,低效益维持低工资低收入,不是国民经济快要崩溃了,而是计划经济体制到了崩溃的边缘。赵紫阳看出问题的实质:
   在工业生产上长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办了许多蠢事,常常是“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最后靠银行发票子来补窟窿,致使国家和人民受实害。[3]
   于是在赵的主导下,开展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新路子,跳出陈云的“鸟笼经济”理论束缚。经济改革也始于“社会主义生产力”不能论证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一种焦虑,中共经济已远远落后于周边许多同时起步的国家,只好被动地迎合民间改变贫穷的渴望。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开始,到80年代中期的城市改革,饱受压抑的民间创富热情极大地释放出来。经过30余年的经济改革,中共又高喊“盛世中华”,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如果按经济总量,是翻了许多倍,但人均世界排名未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因为外国也在发展中,比我们还要实在些。1949年中国人均GDP是世界第100 名,2008年中国人均GDP排名是104位,数十年间仍落后于非洲许多国家,与欧美更是天壤之别。改革开放增长很快,还是快在了数字上,政府主导的许多无效益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劣质工程,都入了GDP数字,却与改善民生无关。即使是民用住宅,也有数千万套楼房被炒家空置,令房价高涨,加剧了购房者的困难,政府却用高地价榨取了巨量的国民财富。高房价使货币投放失控,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这种GDP再高,也是虚空的数字游戏,经济增长伴随着国民财富的大量闲置浪费,无效GDP与无效劳动相辅相成,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典型特征,本质上与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一样,中看不中用。现在中共也以GDP为统计指标,作为与国际接轨的标志,我们且抛开报表有多少水分不说,单就经济结构而言,其统计数字也是华而不实的。正如经济学者胡星斗所说:
   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确可能很快超过日本,但是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却与日本相差甚远。中国的GDP远远超过GNP,因为大量的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产值算进了中国的GDP,如果只算中国国民创造的GNP无疑将减少一大块。2008年,中国GDP为33700亿美元,GNP只有17000亿美元。而日本正好相反,由于日本人在全球生产与销售,其GNP远远大于GDP。比较两国的经济规模应当比较国民创造的GNP,否则给国人以中国超越了日本的错觉。所谓“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有问题,只能说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民间几乎没有外汇,而日本官方的外汇储备虽然只有一万多亿,但其民间还有两三万亿美元,日本才是真正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4]
   中国的国外净要素收入不多,很多对外投资是亏损的,远远小于本土上的外国企业产出。所以才会用GDP与国际接轨,因为GDP依据国土原则,可以将外国公司收入也计算进来,表示中国的经济总量。中国的外资企业产值约占经济总量的一半,若以GNP计算,中国只及日本的一半。以美国为例,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2008年超过美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增加值2009年超过美国,但中国GDP只占美国的1/3,美国服务业高度发达,平均劳务收入比中国高出10倍以上。还在于美国有一半的GNP是在国外,中国庞大的GDP中有不少是美国的GNP,根据摩根大通的估计,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为美国人节省了6000亿美元的生活支出。GDP的统计方法掩盖了中国人的实际收入水平,片面追求GDP影响了民众生活品质和福利的提高,受益的是政府和外资公司。中共是外汇管制体制,实行统一的结售汇管理制度,进入境内的外汇必须卖给国家银行,由中央银行统一经营管理,所以中央银行才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这与货币自由兑换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共的GDP还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许多豆腐渣工程也是GDP,过几年再重新建一次,即使不是豆腐渣项目,也会经常改造,十来年的大楼推倒重来,桥梁公路的不断改建,拼命搞有用没用的高速铁路,面子工程的遍地开花,都为低效或无效益的政绩贡献着无效GDP。中国在近些年的房地产大跃进中,建造了大量的楼房,形成数量不少空置区,被世人称之为“鬼城”。如内蒙的鄂尔多斯,区区几十万人的城市,建成及在建的楼房有几百万套,人均10套房,从2005-2011年,六年间房价涨了六倍。鄂市巨大的康巴什新区,除了马路上的清洁工人,几乎看不到行人。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作建筑豪华、却无人居住的“鬼城”。就象郎咸平教授所说的“铁公基”,中国70%的GDP是靠钢筋水泥实现的,消费仅有27%。这种GDP越大,对经济和资源的破坏性也就越大,它造成产能过剩,推高了通货膨胀,加剧了资源短缺,消耗了国民财富,与毛泽东时代大跃进式的大破坏一样道理。中国人不注重积累财富,热心于增长数字,好看不好用,经济增长不能同步带来国民福利,这也是表面繁荣与民生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既以GDP而论,中国人均也不过三四千美元,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为日本的十分之一,人均GNP仅为日本的四十分之一,仍属于贫穷国家。但中国在明清之前曾是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时,人们不相信基督教文明之外竟有那样高的文明存在,马可·波罗的亲友认为他撒下弥天大谎,死后进不了天堂,让他在临终之前向上帝忏悔,以解救他的灵魂。马可坚决拒绝,郑重声明道:“所见之异事,尚未说到一半!”今天中国经济上的成就得益于人类科技进步,邓小平坐在日本新日铁高速列车上感觉摧人奋进,深知中国让毛泽东的闭关销国政策搞得贫弱不堪,远远落在了先进国家后面。中国开始广泛利用外资和技术,经济起点低,但引进技术方面可以向高科技看齐,获得更快的发展,在电子通信、汽车交通、冶金加工等方面的技术引进和改造都取得很大的进展。这不是共产党如何伟大,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回归前人均GDP达2万美元,台湾的中华民国,早就超过1万美元了。中国没有自由,没有法治,官府盘剥民众,遍地贪官污吏,而经济却以世界上很高的速度增长着,GDP翻了很多番,其原因何在?我们通过逐步分析,便知其中原因。
   
   一、吃苦搏命
   
   中国人缺少科学探索和冒险精神,没有地理大发现那样的壮举,却不乏为改善生活而暴发搏命激情,素有吃苦耐劳的美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又以农业立国,重农抑商、重义轻利是传统中国的长期国策,也是传统价值观的基本取向。中国人处在一个人口持续增长、生存资源长期匮乏、天灾与人祸接连不断的恶劣生存环境,生活在一个缺乏对外拓展能力与激励制度的农业社会里。中国人不可能通过地理大发现来拓展民族的生存圈,只有靠个人的拼搏来获得一条生路,于是就有“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之类的迁徙潮,来扩大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圈。清末民初,每年有数十万中国人流亡海外,寻求新的生路,以下南洋者居多。中国人以吃外国人不能吃的苦、忍外国人不能忍的精神,刻苦耐劳,委曲求全,世界上凡有华人的地方,华人的耐力总是强于原住民。清朝末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有大量移民通过“卖猪仔”方式而移民美国。“卖猪仔”过程需要有极大的牺牲精神,从广州运到美国,“猪仔”存活率仅为60%左右。1868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大批华工前往美国,参加修筑铁路等艰苦工作。这是个重体力劳动工作,需要有特别的耐力,人高马大的美国人竟比不上瘦弱的华人,让美国人看到了特别能吃苦的华工精神。早期的中国移民也多以“三把刀”(菜刀、剃刀、剪刀)打拼天下,“三把刀”支持了华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生存发展,加上节俭和重视教育,三代之后华人地位便有大改观,进入中产阶级行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给华人一定的经济发展空间,象野草一样低贱而顽强的生命就会蓬勃生长,世界上凡是华人聚居的地方,华人的生活水准一般高于当地人,在美国或东南亚一带莫不如此。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寻求财富的脚步,有如西方传教士走遍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一样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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