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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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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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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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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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起诉江泽民

   台湾道路和韩国道路

   近代的民主制度是人类的伟大创造,它起源于西方,向着全世界推广。不可阻挡的全球民主化的潮流具有必然性,但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具有多样性。在东亚,台湾的民主化是元首启动,而韩国的民主化又是起诉元首。二者均具有示范效应。

   台湾和韩国的民主化经历了不同的道路,又具有相同的条件。第一,经济发展快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韩国同为蓬勃向上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呼唤民主政治,这是充足条件。第二,公民运动兴起。社会上层的民主变革,建立在广泛的公民运动的基础之上,这是必要条件。

   现在的中国,也已具备这样两个条件。千年专制转向民主制度此其时矣!

   国民党统治大陆时,专制腐朽;败退台湾,却绝处逢生。转变发生在蒋经国时代。蒋经国原是特务头子,又继承了乃父独裁者蒋介石的衣钵,本可当太平天子。由于他看清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随之自己跟着变,制造白色恐怖的魔鬼竟变为开拓民主政治的天使。一九八七年,他厉行“政治革新”,宣布解除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开放报禁、党禁,选举民意代表,终结“万年国会”。台湾的民主化,蒋经国的决心和作为是第一推动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集党、政、军、深改、国安五大权于一身,有人说搞独裁很容易,我说当蒋经国也很容易,存乎一心,在于一念。习近平声称“老虎、苍蝇一起打”。不由得使人想起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大厦将倾时,蒋经国发起的“打虎运动”。“打虎运动”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丢掉了大陆江山。习近平承认,如今共产党的腐败已超过一九四八年的国民党。打虎再加打苍蝇,能否保住共产党的江山?蒋经国一定思考过“打虎运动”失败的教训,转而来一个“开禁运动”,这一次成功了。“打虎”不过是专制惩恶,“开禁”才是民主兴国。蒋经国选择走民主化的道路,不仅挽救了风雨飘摇的台湾,也使本人青史留名。习近平何不一试?

   台湾和韩国的民主化,有相同的条件,也有不同的条件。从他们的相同条件来说,中国也到时候了,选择走民主化的道路,具有可能性;从他们的不同条件来说,中国更接近于韩国,选择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具有现实性。

   韩国的民主化始于起诉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

   一九四八年,大韩民国军政府颁布了宪法。但宪法并没有得以实施,徒有宪法而无宪政,相继出了三个独裁者: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限制公民自由,镇压不同政见。

   人民要维权,政府要维稳,这是专制政治的基本矛盾。维权是人民针对政府,维稳是政府针对人民,两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不断爆发群体事件。突出的事件有如下几桩。

   一九四八年,为反对李承晚进行南方单独选举,爆发了济州岛人民“四•三”起义和丽水、顺天的军队起义。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九日,汉城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导致李承晚下台。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一九六三年,朴正熙参加总统竞选,因支持率不高,三月十六日悍然宣布延长军政时期四年。汉城等地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表示反对。

   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朴正熙任总统期间,在釜山发生反独裁、要民主的示威游行,并迅速扩及马山。政府宣布戒严,军队与示威群众之间发生武力冲突。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朴正熙被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刺杀。随后崔圭夏出任代总统,宣布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施戒严。戒严期间对各政府机关、重要团体和新闻机构进行军管,禁止国会以外的任何政治活动,禁止各种罢工、游行示威,学校停课,实行宵禁。但另一方面,工人及学生进行民主抗争、冲破禁令的游行示威,一浪接一浪,席卷全国。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汉城,一百四十多名异议人士因要求民主而被逮捕、拷打。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乱中夺权,随即发布“非常戒严令”,逮捕反对党人士和示威群众。一九八〇年四月中旬爆发工人及学生示威浪潮。五月上旬,示威浪潮扩大,要求全斗焕下台,撤销戒严令。五月十五日,汉城五万人示威。十六日,光州三万人示威。十七日全斗焕扩大戒严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动,禁止召开国会,禁止批评国家元首,并查封大学,拘捕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人士。五月十八日,光州人民顶风抗争,继续示威。全斗焕派军队进行武力镇压,伞兵尚未着地即自半空中持自动武器向地面扫射,几十人当场死亡。十九日封锁光州,军队大规模施暴。从二十日开始,二十万市民奋起抗争,成立“光州民众民主抗争领导部”,夺取军人的武器,占领了全罗南道厅(相当于省政府)。直到二十八日,军人开着坦克进入光州,疯狂屠杀人民,几千人被逮捕,金大中被判死刑。这一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造成三百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全斗焕踏着光州人民的血迹,爬上了总统的宝座。光州事件被定性为“暴乱”,参与者被诬为“暴徒”,政府禁制一切对光州事件的舆论和出版物。每当总统或官员从汉城到光州访问,死难者家属都被监视或软禁在家中。

   死者家属和受伤者组成了民间团体,要求“查明真相”、“惩罚责任者”、“赔偿受害者”。每年五月十八日,这些民间团体不顾政府的镇压,坚持举行悼念和抗议活动。

   一九八七年,全斗焕的继承人卢泰愚(曾参与镇压光州事件)迫于国内民主运动的压力和申办汉城奥运会的承诺,写公开信致受害者家属,勉强承认“光州事件应被视为民主化过程的一部分”。但民间团体提出的“查明真相”、“惩罚责任者”、“赔偿受害者”三项要求,一项也没有落实。直到一九九三年,民主人士金泳三当政,才把全斗焕的军事政变以及作为延伸的光州事件定性为“军人叛乱”和“内乱事件”。一九九四年春,全国主要的民间团体,共同组成“追究五一八真相暨传承光州抗争精神国民委员会”。五月,光州事件受害者郑东年等六百十六人向法院提出为了韩国的民主化,对全斗焕和当时的主要军人共三十五名进行起诉,展开法律行动。

   一九九五年,总统金泳三指令制订“五•一八特别法”,并成立特别侦察本部。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全斗焕、卢泰愚等被提起公诉。经过法庭辩论,反复较量,八月二十六日,首尔地方法院确认他们的“率军队叛乱和发动内乱罪”及“以内乱为目的的杀人罪”。全斗焕因“叛乱、内乱首恶罪”被判死刑,卢泰愚因“叛乱、内乱主要任务从事罪”被判监禁二十二年六个月。至此,光州事件在法律上获得彻底平反。全斗焕、卢泰愚向高等法院上诉。十二月十六日,全斗焕改判无期徒刑,卢泰愚被判入狱十七年。

   光州事件平反后,五月十八日被定为韩国的国家节日,而光州成了人权和自由的圣地。每年五月十八日,光州举行国际人权、民主、自由讨论会,同时进行圣地巡礼(墓地参拜)等活动。光州事件成为永垂青史的壮举。

   起诉前国家元首全斗焕、卢泰愚不仅是平反光州事件所必需,从此改变了历史,韩国走上民主化的坦途,没有暴乱,没有政变,没有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韩国开创了一个先例,在法庭上实现社会转型,这是比议会政治、更比街头政治远为平稳的过渡。韩国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在国际舞台上是成功的典范。

   独裁者也希望发展经济,以为经济繁荣可以巩固专制统治。社会的发展自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经济的现代化必然催生政治的民主化。结果,事实走向独裁者愿望的反面,经济发展成了埋葬专制政治的坟场。

   李承晚的方针是“先统一,后建设”,直到五十年代末,经济衰退,民生雕敝。六十年代,朴正熙改变方针,实行“先建设,后统一”,启用经济专家,制订五年计划,开展新乡村运动。以低工资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取得了成效。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九年,GDP年增长率平均达9.3%,被称为“汉江奇迹”。

   独裁者全斗焕同样也重视发展经济。他改变了此前以GDP增长为目标的模式,推行低物价、低利率、低汇率以及打击房地产投机等一系列政策,保持物价稳定,争取贸易盈余,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平稳增速。

   在专制制度下发展经济,不能不受政治动荡的冲击,特别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发生贪污腐败。起诉全斗焕、卢泰愚之后,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经济加速发展。二〇〇四年,工业增长率高达10.1%. 二〇〇六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600美元。政治民主化,不仅加速了经济,也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从此韩国跻身于发达国家和文明国家之列。

   恩格斯指出,政治权力“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三卷第526页,人民出版社)当代国际政治中就有这样两种相反的事例。伊朗前国王巴列维,以专制的手段搞现代化,一时也能奏效,最终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专制的政治权力陷于崩溃。韩国在朴正熙、全斗焕的专制政治权力下,经济起飞,由于按照经济发展的方向而转入民主化,消除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了。伊朗人、韩国人都不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却管着他们。

   中国的民主化应以起诉江泽民为始

   江泽民成为党国元首,本来就没有合法性的依据,既不是按共产党的指定接班人培养出来的,更不是循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一九八九年,面临汹涌的人民运动,军委主席邓小平调兵遣将,勤王京师。在李鹏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干部大会上,杨尚昆说:军队进城不是针对学生的。当时人们以为这是掩饰之词。后来才明白,确实不是针对学生的,而是针对赵紫阳的。兵临城中,发动军事政变,夺了总书记赵紫阳的权。老人帮慌忙之中乱点鸳鸯谱,点了江泽民。江泽民本人,应召进京时,还以为“凶多吉少”。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才发生“六四”血案。《李鹏日记》1989年6月3日记载:“小平同志批淮了今晚的清场方案。江泽民同志在警卫大楼四楼上,从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门的动态。” 开枪以后,政变集团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李鹏日记》揭露:“这份文件是江泽民同志主持起草的。”江泽民当然也是制造血案的责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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