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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刀斧头帮)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二、红色土匪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一篇典型的黑社会宣言,以杀气腾腾的流氓言论来向人类文明宣战,人类社会由此诞生了历史以来最大和为祸最惨烈的黑帮组织——“镰刀斧头帮”。共产党旗上的镰刀斧头是徽标,红色象征着鲜血和红色恐怖。由列宁的十月革命发端,经斯大林、毛泽东辈传扬,镰刀斧头旗帜曾在大半个地球上飘扬,它飘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红色恐怖。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催生出各色各样的赤色恐怖组织,从事拐骗绑架、敲诈勒索、行刺暗杀等恐怖活动。除了各国的共产党组织,其典型的组织还有德国的巴德—曼因霍夫集团 (Baader-Meinhof group)、意大利的赤卫旅、法国的直接行动组织,以及日本的赤卫军等等,至于南美、非洲、亚洲的共产游击队和反政府组织,也无不受训于苏联或中国,领取活动经费。许多恐怖主义组织也是受第三世界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格瓦拉 (Che Guevara) 等人的启发而猖獗起来,臭名昭著,人数不多破坏性极大,先后被清除掉了。所以,在自由后的东欧国家,共产党被取缔,普遍禁止镰刀斧头标志,共产党徒与法西斯分子的徽标一样都属于非法标记,从人们的视野中清除。证明着曾在“镰刀斧头帮”统治下的民众摆脱共产主义的决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黑帮组织正在灭亡。这不是言论自由问题,人类文明社会不应该给予一个最凶险的黑帮组织以活动空间,让共产分子煽动叛乱,危害人类自身安全,也绝不允许其死灰复燃,让人类重归红色恐怖。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还是有一批理想主义者加入,他们有救世情怀。但随后的共产革命让第一代共产党员心灰意冷,共产革命的血腥性和反人类性使得早期的建党分子大部分脱离了共产党。正如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所说:
   当时我们对于这个党,是怀着满腔希望,而且举全副精力去奋斗的。哪知道以后参加了恶劣的份子,越变越坏,竟变成杀人放火,屠城洗寨的流匪,和张献忠,李自成一样的残忍。所以当时第一次全国代表的人物,大部都先后宣告脱党。公博回粤不久,就赴美留学,无形的退党了。李汉俊,李鹤鸣和我,在十三年前后,都先后脱离了。刘仁静被开除变为托派了。我们当时的最高领袖陈仲甫(独秀)。在十八九年的时候,也脱离了。张国焘在国民党剿共之师后,在鄂东活跃了许久,但是二十六年也脱离了,现在在重庆,和陈立夫一起,做反共的工作。我以后在二十六年秋,和仲甫在南京见面,二十七年春,在汉口和国焘见面,回忆前尘,有隔世之感。我们发起共产党的时候,作梦也没有想到会恶化到变成流匪。作俑的人,实在是罪孽深重![2]
   这的确是罪孽深重,共产党堕落为无恶不作的黑帮匪徒,不光是混入了恶劣份子,根本在于共产主义的先天邪恶,共产革命的原则就是剥夺抢劫,害命劫财,无所不为,共产党的财富和权力都是抢来的。从马克思的孵化器中就遗传了邪恶的基因,从理想主义到黑帮体制就是共产党的生长逻辑,换了谁当共党领袖,若想取得执政权力,没有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的邪恶本领,是不可能领导共产党夺取天下的。共产革命的黑恶性质,决定了共产党必须用黑帮化的手段形成严密的组织,以保证党组织的强悍战斗力和统驭民众的权力。一旦共产党政权公开其党政活动的黑幕,其寿命也就终止了。中共的黑恶化自毛泽东始日趋成熟,毛在根据地的血腥肃反和延安的整风运动,就是流氓化操作的典型事例。毛之所以上升为黑帮老大,是在战胜了无数的对手之后,尤其是党内高层,差不多都让毛整肃了,剩下的全都服服帖帖。既入黑帮,黑恶程度不足,是迟早被淘汰的。那些敢骂娘、敢操祖宗、心黑手毒、权谋老辣的货色才是当帮主的料。王明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其人书生气十足,性格轻浮,自视过高,身居高位,党内却无深厚根基,靠莫斯科的恩宠才掌握了权力,党内斗争手段远不及毛泽东狠辣独到。党史学者司马璐谈道:
   中共六届六中开始,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最新指示,支持毛泽东(我后来认识的一些王明支持者,都表示怀疑王稼祥传达的这份“指示”是不确实的)。11月5日、6日,毛泽东化了两天时间集中攻击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向蒋介石投降的路线。王明站起来要答复,毛泽东愤怒地说:“你的统一战线就是婊子路线,就是同蒋介石上床睡觉!你要说什么?你要当婊子就去当吧!”当时在场的康生,本来是支持王明的,他见到王明遭毛泽东如此辱骂,竟无还手之力。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康生慨叹王明“学说像天才,斗争像侏儒”,从此离开王明,成了毛泽东整治异己的工具。[3]
   在流氓团伙里混,又想当老大,流氓功夫却不济,光凭些才气是玩不转的。毛泽东的厉害之处就在于:雅士也做得,土匪也做得,将军也做得,泼皮也做得,该用什么角色就当什么角色,结果是文人学者土匪流氓,皆归于麾下。金庸的《鹿鼎记》里,能建大功立大业的,偏不是那些武功高手,也非王公大臣,独流氓韦小宝成了大器。毛对待党外人士也是这样,一旦权力在手,便立即撕下温雅的伪装,露出流氓面目。1953年9月中旬中央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毛泽东在听到梁漱溟提出的不同建议时,立即龙颜震怒,破口大骂:“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毛泽东把一次政府会议开成由他主持的批斗大会,恶言恶语,毫无顾忌,活似街市上的泼皮无赖。当时还是中共高唱民主的联合政府时代,有准宪法的“共同纲领”,梁作为国家议员提点建议,发发牢骚乃职责所在,却如同犯了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这也难怪,梁漱溟一介儒生,自然看不懂毛泽东的中共是什么名堂,等弄明白了,也晚了。
   共产党的黑帮本质,从其历史中看得十分清楚,这是一伙高度组织和武装化的黑帮,遍及中华大地,善于蛊惑宣传,发动叛乱,祸乱中华,决非浪得共匪之名。流氓手段就是共产党的生存之道,不靠流氓本领根本夺不了中国政权。著名学者殷海光曾在《中国共产党之观察》中分析道:
   假若我们将中国共产党看作一个正常的政党,它却拥有几十万大兵,攻城略地,破坏交通。假若我们将它看作一个武装的暴力集团,它底首领却曾出入官府,开会议事,讨论协商。假若我们将它看作一个和平组织,它却阴谋构煽,蓄意扰害。假若我们将它看作一个革命的组织,它却满口“和平”、“民主”、“团结”。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孔仲尼道貌岸然,曾经一辈子以“正名”自任。如果他今日复生,有人以这个题目来请教于他:“今有人焉,口诵马列之言,高唱民主之调,出入府堂,开会议事,固一堂堂之政党也。但又身掮俄国之枪,攻城以战,杀人盈城,攻地以战,杀人盈野,其行固与匪无异也。子将以为政党乎?抑以为匪乎?”他对于这样的难题,恐怕只有摇头闭目……中国共产党似乎也有待于政治学家替它别立一类才好!
   在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是内在地产生于中国底贫困、混乱,和落后,又受共产国际底培养与指使,中国政治底腐败,政府底低能,军事上的时战时停,和美国底“调处”,等等因素底作用,所形成的亦政党亦土匪,亦和平亦暴动的多形性的东西。这个东西确不愧为中华民国底特产!
   蒋介石写道:
   共产主义的“革命”,不是从容、平静,以和平方式来进行,而必须采取恐怖和惨酷的手段。中共匪徒亦是如此,而且比俄共还要变本加厉。共匪为了控制他的组织和群众,其惯用的手段,一面是诈术,一面是暴力。而其使用暴力,又必制造恐怖并肆行胁制,使其党徒和群众不知其将置何人于死,且不知其死于何时,死于何地,死于何种惨酷的方法之下。并且他不仅掌握你的生命和自由,威胁你的财产、事业、地位和名誉;并且控制你的父母、夫妻、儿女,乃至你的亲戚、朋友和邻里,使你顾虑他们的生命和自由,无论你的意志如何坚强,只要你听到他们的哀号,看到他们的惨状,如此百般的连累和多方的胁制,必使你的意志,由动摇而屈服,由屈服而丧失而后已。[4]
   流氓体制不是一天形成的,早在中共之初,就已经靠流氓无赖推行其政治路线,湖南、江西的土地革命就是动员了无数的暴民,参与夺地杀人,由这些人做开路先锋,才能营造出恐怖世界。红军兵源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乡村中的流氓无产者。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的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游民无产者多无家庭牵挂,其中不乏好勇斗狠之徒,将之培养为有理念的政治流氓,即为共产革命驱使,红军的战斗力随即大增。1931年,红军十万之众中,百分之九十七是农民。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是被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群体,有强烈的仇富心态,好吃懒做,从来不是社会的建设者,巴不得天下大乱,当然闹革命最坚决。常言道: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受人鄙视,当土匪更为人不齿,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可能放下农活和老婆孩子上山当土匪,好人更不可能忍心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邻举起屠刀。但在暴民政治的洪流中,人性的逆淘汰作用十分明显,恶人胡作非为,有吃有喝,上升为新贵,统治乡民。好人衣食无着,饱受欺压屠杀,还不如当土匪痛快,流氓痞子队伍必然不断扩大。在共产主义运动席卷下,传统的好人被边缘化了,为了融入主流文化,人们必须打碎旧有的道德标准,才能适应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好比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今天看来荒唐无比,是犯罪行为,可是当年红卫兵认为怀疑和打倒一切才是最最革命的行动,流氓行动就上升为革命阶级打倒反革命阶级的政治运动。暴力崇拜是流氓文化的精髓,但赤裸裸的暴力并不容易成为主流价值观,如果把杀人抢劫暴行用西方“先进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一番精心梳妆,使传统的流氓文化包裹上既先进又革命的理论,人们的负罪感便消失了。直接去杀人抢劫,很多人未必响应,但马列主义理论证明地主资本家的财富都是残酷剥削穷人的不义之财,大家不过是夺回原属于自己的东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文尔雅,杀掉富人及其家属是完全正当的,斩草除根,免得这些人再行复辟。这种暴徒行动披上了革命的理论外衣,彻底打消心理上的顾忌,便受到底层民众和失意知识分子的追捧,争相展示其革命的决心,投入到血与火的杀劫之中。痞子运动顺理成章升格为共产主义事业,农民暴动或红卫兵造反都是缘于这种“造反有理”的理论,成为红色恐怖的精神资源,暴民亦在不停的烧杀中感受到痛快淋漓的乐趣和幸福感。于是夺财害命、儿子打老子、学生杀掉教师等等,都是共产革命的需要,至于礼仪人伦,全是剥削阶级的东西,全在砸烂之列,共产党自然在大规模的杀劫运动中处于当仁不让的宣传动员和组织领导作用。毛泽东领导的政治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持续不断,就是将痞子运动化为了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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