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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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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文集
●叛徒内奸外派特务打手徐水良曾经骗取了我的信任
·陈泱潮2006年首次赴美部分照片与记事(上)
●2007回击徐水良:反对取消主义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干扰和破坏
·徐水良,你对朋友如此下手,这算什么为人? 这算什么立场?
·敬请徐水良先生向公众证实:陈泱潮《特权论》剽窃了你的哪个观点?
·《特权论》与当时(文革期间)民间出现过的探索文章有无关系
·请问朋友徐水良:这是正派人说得出来的话吗?
·且看陈泱潮和徐水良在同一时间做的事——到底谁有病?
·请问徐水良
·满江红:此病恶
●2010对网上传闻已久的“战略特务”徐水良的质疑和批判
·陈泱潮与徐水良出发点有着根本的不同
·徐水良“抓特务”意在搅乱中国民运队伍的铁证
·扒下意在搅乱中国民运队伍的争名夺利之徒嫉妒狂徐水良的画皮
·徐水良与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历史审判
·正告徐水良之类(四则)
·质问徐水良:你这不是继续“用阴暗心理搞人身攻击”,是什么?(1张图)
·回击徐水良之七: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已经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
·警告徐水良!
·陈泱潮对徐水良“有敌论”的批判
·再次严重警告徐水良(附徐水良所写《呼吁救助陈尔晋》文)!
·徐水良和一目了然的网特紧密勾结造谣诽谤诬蔑《特权论》作者的铁证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庞涓要想方设法谋害孙膑了!
·中文网上重现孙膑与庞涓的故事
·陈泱潮和徐水良先生具有结论性意义的交流和对话
·徐水良又再造谣了--陈泱潮与伍凡之争是为了争当所谓的大总统吗?
·如果你能够驳倒其中之一,我就接受你的指责
·当代庞涓嫉妒狂徐水良的丑恶和无耻
·太不雅观了!"大理论家"徐水良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
·当代庞涓嫉妒狂徐水良的丑恶表演应当引起人们的深思:
·你徐水良自己好好看看当代嫉妒狂的醋酸劲!
·请看徐水良打着“反共”旗号掩盖事实真相和要害问题的现行欺骗术
●看徐水良的同类项
·极其狡诈的战略网特五毛党最重要的标志
·对毫无道德底线的徐水良紧密搭档三妹的批判1
·警报:警惕毫无道德底线的徐水良搭档的恐怖主义板斧!
·坚决反对战略特务驱民送死的“暴力论”
·警告政治流氓特务打手徐水良的唱和者!
●2010-9月再批争名夺利嫉妒狂徐水良
·嫉妒狂徐水良是中国民主化和平转型的祸害
·质问争名夺利狂徐无耻:《特权论》恢复原名是“骗子漫天骗人”吗?
·向争名夺利狂徐无耻水良要证据
·你徐水良又暴露出你嫉妒狂真骗子的丑恶嘴脸!
·关于米奇尼克问题的一点感想
·转贴独评网友近日几则戏评争名夺利嫉妒狂徐无耻恶棍帖
·徐水良利用严家棋夫妇的名义欺世盗名行骗的铁证
·陈泱潮就徐水良问题与严家祺先生通话纪录
·陈泱潮是所罗门转世和弥勒下生的部分确凿证据
·争名夺利狂徐水良在共舞台大耍泼皮又逃之夭夭的丑恶表演
·质问徐不良:这些有关陈尔晋的文论是不是出于79民运志士之手?
·刘刚“有谁没被徐水良骂过?”
●对极端邪恶的争名夺利嫉妒狂泼皮徐水良的盖棺论定
·评乱世宵小徐水良的投机和剽窃“理论”
·再次恳请徐水良先生正面回答我所提出的五个问题
·徐水良是真正的叛徒特务线人打手的铁证
·真正“最没有道德底线”的贼喊捉贼
·嫉妒狂徐水良是一个十足的伪民运分子!
·ZT曾节明先生对徐水良邪恶行径的质问
·丑奴儿:徐水良大耍流氓无赖泼皮手段太邪恶
·战略特务徐水良不打自招疯狂的自我暴露
·徐水良人格缺陷是建设民主社会的破坏力量
·伪革命派乱世宵小抓“特务”恶棍徐水良的死穴
·谁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破坏作用超过任何网特?
·ZT徐水良,真想不到你这么厚颜无耻!/王希哲
·对冒牌革命家“军队国有化”胡诌的驳斥
●徐水良疯狂诋毁和攻击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
·徐水良为什么要如此疯狂攻击刘晓波获奖?
·徐水良疯狂打击破坏分裂民运队伍,不只是中国人劣根性问题
·对徐水良否定获得国保9.8万$安家费的几点质疑
·徐水良的所谓“丹麦、缅甸果敢朋友”是地地道道的中共抵挡特务线人
●就刘晓波与诺奖事答网友问
·2.关于发起致信诺奖评委会反对刘晓波的幕后黑影和目的
·3.关于中共是否要故意把刘晓波推上诺贝尔和平奖领奖台的问题
·4.关于刘晓波本人缺点错误问题
●喊着“民主”口号实际在干疯狂践踏民主原则的反动行为
·曾节明 “强烈谴责徐水良、卞和详侮辱陈泱潮先生信仰的恶行
·今天,我被“反共邮组”除名了
·曾节明:强烈抗议对陈泱潮先生的除名行为!
·曾節明論斷戰略特務徐水良最近罪惡表演
●徐水良一伙对陈泱潮再度发出恐怖主义死亡威胁
·ZT诛杀令:当迅速秘密处决陈殃潮等中共逆贼!
·徐水良一伙已经赤裸裸开始搞恐怖主义活动了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关于陈泱潮等再次遭到共特兰剑(007)暗杀威胁的声明之一
·徐水良与诱捕清水君凶手密切配合进行赤裸裸恐怖主义活动的铁证
·徐水良欲盖弥彰
●针对我的恐怖活动部分罪证
·就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给丹麦政府警察部门的报告
·陈泱潮就人身安全问题第3次交丹麦警察局的报告
·草根……盟友所谓“茶马古道”针对我的恐怖活动部分罪证
·哈哈!包管令您捧腹——看良心人士如此安慰陈泱潮(4图)
●陈泱潮不得不反击叛徒徐水良的原因
·论陈泱潮和徐水良激烈论争的性质
·“我们与无敌派属于敌对阵营”本质上是反对民主革命的论点
·这的确是末世现象,的确是末世已临的证明
●疯狂诋毁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凸现和坐实了徐水良的伪民运真叛徒战略特务真相
·王希哲“专题:徐水良先生确是有疑问的”
·奉劝那些妖魔化刘晓波的御用文人
·ZT准圣徒-劝告徐水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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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资中筠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29日 转载)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 。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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