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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尹曙生

编者按:「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共建政後第一次大规模杀戮运动。对象是内战留在大陆的失败者,包括国民政府的原党政军体制人员及「阶级敌人」。毛曾宣称镇反「杀了七十万人」包含有知识分子。本文作者系中共省级公安干部,材料均有史料依据。本文翔实记述1950—1951镇反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如何无法无天丶按比例丶按数字杀人的决策内幕。镇反杀人数已超过四年内战国共军队的死亡数。而毛的嗜血本性至死不改。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公安部一共召开过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这些会议大都是在毛泽东亲自关心丶指导下召开的。尤其是1951年五月十日至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更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倾注了他非常大的精力。会议通过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初稿是由彭真丶罗瑞卿主持起草,但是毛泽东看了以後很不满意,亲自修改了四遍,把原稿改得面目全非,所以这个决议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公安部原来计画於一九五一年六丶七月间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汇报丶总结自「双十」指示下达以来,全国各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情况,总结丶交流经验,布置第二阶段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任务。但是,在五月初,毛泽东把罗瑞卿叫去,明确告诉他,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必须马上紧急召开,不能等到六丶七月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提前於五月十日召开了,会议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决议,要求「全党全军均必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
   
   一九五八年,罗瑞卿在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总结建国以来九年公安工作时说:「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我们公安工作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对於巩固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成绩,防止和及时纠正错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对於整个肃反斗争来说,我们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残馀势力,而又没有犯扩大化错误,这次会议也是一个决定的关键」。
   
   罗瑞卿如此高度评价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因为和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下称「决议」)的内容直接有关。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决议」的主要内容,就能一目了然。
   
   决议要求控制杀人比例
   
   「决议」明确要求: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加以收缩丶休整,在四个月时间之内,除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及时捕丶办外,暂停捕人丶杀人;杀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即占总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将捕人批准权由县一级,收归到地委丶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委丶专署一级收回到省丶自治区丶直辖市一级;并且规定,今後捕人丶杀人要遵照以下原则:凡是界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界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杀反革命的原则是:对於有血债或有其他严重的罪行(如强奸妇女等)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於没有血债丶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後效的政策。「决议」特别要求对於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理出来的应当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丶二为原则,其馀十分之八丶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後效的政策。「决议」还布置了清理积案,组织对罪犯劳动改造,为国家创造财富等其他内容。
   
   「决议」为什麽要对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刹车呢?那是因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已经逮捕了二百多万人,杀了五十多万人。进入五月份,大规模捕人丶杀人还在继续进行,其势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而领导镇反运动的各级党丶政丶军干部中,特别是地专和县以下干部,普遍弥漫着多捕丶多杀的情绪,草率捕人丶杀人,不少地方已经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丶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人(据调查均约占三分之一左右),甚至错捕丶错杀了一些人。如不紧急刹车,将会有更多的人被错捕丶错杀,後果将不堪设想。
   
   镇反四个月杀人五十万
   
   关於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丶杀人资料,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馀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万馀名,关了129万馀名,先後管制了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馀名。徐子荣说的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中捕人丶杀人总的资料。而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0至1951-9;第二阶段为1951-10至1952-9;第三阶段为1952-10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反运动中杀人量的75%,按71.2万人计算,即有54.3万多人,主要是在一九五一年二丶三丶四丶五几个月内被处决的。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从「双十」指示(1950-10-10)下发起,实际执行时间是从1951年1月开始,而高潮在二丶三丶四丶五四个月,六至九四个月是收缩丶休整期,要求暂停捕人丶杀人(现行除外)。所以在镇反运动开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五十多万人,超过国丶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丶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我军阵亡约三十万,国民党军队阵亡四十万,国共相加大约七十万。其中辽沈丶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系共双方战死人数为四十多万)。
   
   当时全国党丶政丶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丶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将会出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指挥镇反运动的党丶政丶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多杀人,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思想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走向邪路。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镇反大批杀人风源於毛泽东
   
   那麽,草率从事,大捕丶大杀,错捕丶错杀这一股风是怎麽刮起来的呢?从根本上讲是中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一些领导人束手束脚,对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打击不力,毛泽东批评了「宽大无边」这一倾向。中共中央在《关於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後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同时,「双十」指示也明确指出,为了防止「左」的倾向,必须坚持重证据丶重调查研究,防止逼供信,严禁肉刑。
   
   在如何开展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运动健康发展问题上,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提出过操作性很强的有效措施,仍然采用革命战争时期打仗的办法丶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代替运用法律的办法。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就宣布废除「六法全书」,而此後又没有制定新的法律加以替代,政务院稍後虽然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但那都是些实体性的不易掌握的原则规定,没有任何程式性的规定,所以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於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丶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丶杀人问题上,下指标丶定任务丶定时间,主观臆断,急於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丶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丶必须杀多少人。虽然「双十指示」要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丶大市委丶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丶任务丶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丶杀人批准许可权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毛亲自向各地下达杀人指标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看看中央丶主要是毛泽东是如何下命令指导镇反的:
   
   1951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接到中南局转来的驻扎在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匪首丶恶霸丶特务四千六百馀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批示道:「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并强调「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丶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丶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丶九千人为目标」。一月二十九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一九八二三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一百六十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後,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五千多人,杀了五百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画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这是「双十」指示的要求—笔者)。毛泽东看後批示道:「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杀人批准权由专署一级进一步下放到县一级。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丶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严重的地方,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一;以後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
   
   毛指示上海南京要多杀大杀
   
   1951年二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丶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馀人仅杀二百馀人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丶惯匪丶恶霸丶特务及(道)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七十二人,拟再杀一千五百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二千馀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年二月二日,政务院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立即指示北京丶天津丶青岛丶上海丶南京丶广州丶武汉丶重庆及各省会城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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