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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径实现"论民主力量的角色和共同责任

   普及民主概念意义已不大,人人都可以自信地说“专制总要结束,中国迟早民主化”,但我们更需要人们思考和关注专制结束的方式、以及民主化实现的路径。认为民主化只是宪政制度的建立是不准确的,因为会忽略民主化是一个过程演变的实质。民主化可简单分解为两个过程:1、专制结束的过程;2、民主建设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相互叠加相互置换的一个过程。专制是否能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消亡,就看民主因素在此过程中是否成长并取代专制原来的控制领域。这是社会平稳过渡的理想路径。那些试图指望矛盾爆发而一夜变天的所谓“民主人士”,其水平和动机都是值得怀疑的。中国社会若要实现平稳过渡转型,就决定了需要某些决定性的中坚力量主导来完成,以避免在转型中问题失控而造成全面失序。2014下半年到2015年末的一年多时间,就可能决定中国的命运走向。对于有志参与或推动专制结束和民主建立的人士,需要把精力聚焦到“路径实现”上,并根据自身条件进行角色定位和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想要结束专制,就必须要清楚专制的统治基础是什么,并评估是否能转变为民主力量的基础,如此才可能针对性地寻找突破点。中共统治的三大基础分别是:暴力机器、意识形态、和资源控制。这三个基础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全面控制的铁三角:
   
   1) 暴力机器:主要是军队和政法体系,所谓“枪杆子”;


   2) 意识形态:主要是通过教育、宣传、和文艺进行意识形态控制,所谓“笔杆子”;
   3) 资源控制:主要体现在经济和行政两方面,即通过资源国有化和垄断经营来控制经济基础,以及通过复杂的审批手续迫使人们屈从政府。
   
   在这三个基础中,第一个是中共绝对控制,民间几乎没有武力对抗的机会;第二个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有很大突破,但仍不足以撼动专制统治,因为具备公民意识的群体还远未达到足够规模,且具有民主意识的群体难以组织起来形成决定性的影响力;第三个则必须要依赖中共自身的改革力量来实现,外界因素只能促进,无法直接介入。三个基础能否从维护专制转变为服务社会,民主力量多大程度取代专制力量。
   
   专制力量和民主力量,并不是严格地按中共政府和社会民众来区分的。中共党内也有开明人士,社会民众中也有很多为专制摇旗呐喊的人,甚至那些保持事不关己明哲保身态度的平民百姓,某种意义上也是维护专制的基础力量。不少人认为反腐和改革纯粹是为了“保党”,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只要是推动社会进步、增强人民福祉的力量,都可以定义为民主力量。同样,反对专制的人士,若不能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力量,甚至可能是取代旧专制的下一个专制者,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抛开专制不论,若将民主力量以体制内外划分,那就是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力量,和民间以民运组织、维权人士、及自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力量,我们简称为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这两种民主力量在改变专制的三大基础上分别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首先说内部力量。党内目前发动的史无前例的反腐运动,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内部政治斗争”这样的说法来解释了。因为斗争的目的不再是你我利益的此消彼长,而是专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取舍置换。若改革派力量没有将原有利益集团的蛋糕切割到自己口袋中,而是开放给市场和民间,那么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就是民主化的行为。对于第一个基础,军队反腐改革和政法系统被整肃清洗,对于遏制腐败和破除改革阻力至为关键,因为暴力机器不论是在阻碍社会进步、还是推动改革开放中都是最具实力的。目前我们看到本届中共领导人所做的应属于后者,即改变暴力机器对社会的阻滞作用,推动其转变为保障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后盾。对于第二个基础,宣传系统已经遭到大面积清洗,而这个系统原有势力是反自由言论的,那么新的取代力量是继续强化言论管制,还是说将随着改革的推进逐步放开呢?从逻辑上来讲,后者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不能独立存在,其动力来源恰恰就是开放的思想环境和多元文化的繁荣,改革力量一定是清楚这一点的。对于第三个基础,国企改革、利益集团堡垒被打破,以及限制地方政府权力、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本质上都是在弱化专制对社会控制和掠夺。同时,经济的开放将必然涉及思想言论的开放,否则所谓五位一体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内部力量目前的趋向已经比较明确,是向民主化的方向演进的。这里需再次强调民主化是个过程行为,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因为专制的惯性行为,而全面否定内部力量的民主化努力。
   
   再说外部力量。民主运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算起,已经近30年,民运组织层出不穷,但真正的力量并没有成长。在民运组织中,真正具备政治智慧,对社会运行规则和民主化发展有深刻洞见的人仍为少数。大部分仅能称其为“反党人士”。这并不是说反对不重要,而是有些人深陷“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意识立场中,对于党内开明力量所做的努力,倾向性地一味批判为“保党保江山”。这样便容易陷入误区,即只有推翻共产党组织,中国才有民主化的希望。他们混淆了“组织”和“体制”的概念,组织是制度的载体,但组织可以运行一个坏的制度,同样也可能转型去运行一个好的制度。在高度极权的政府中,掌握最高权力的个体或团队的执政理念,就决定了这个组织对社会施加什么样的管理制度。从中共60多年的执政历史看,毛泽东的极端个人意志决定了他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结果;邓小平利用其高度权威结束了以政治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开辟了经济改革的局面;江泽民则利用其党内核心地位,将个人本性中的贪欲和腐化扩散到全社会。对于当前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及其核心团队,民间应着力去判断其个人本质和执政理念,以此判断其将运用权力通过这个组织带给社会什么样的制度。而不是带着惯性思维一味地表示反对或怀疑,否则一些所谓的“民运力量”,反而可能成为民主化过程中的干扰因素。真正的民运力量,将来脱颖而出的,必然是那些以和平理性方式推动、以促进不同群体融合达成共识为目的、和有能力建立合作途径的社会团体。所谓促成共识,那便是思想意识上的统一,使得内部和外部的民主力量能共同向一个方向努力,甚至可能的话,促成内部外部民主力量在某些具体行动上的合作,比如打击贪腐、化解社会矛盾、或推动恢复中国传统文化。
   
   外部力量的另外两大主体,维权人士站在维护社会底线的第一线,而自由知识分子冲在打破意识形态禁锢的前沿阵地。他们唤醒人们对自身权力的认识和对自由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他们直接展现了一个公民对社会进步所应尽的责任和努力。他们在民主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民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就是对专制统治第二个基础的改变。
   
   从上述来看,各方面民主力量能不分体制内外、不分身份阶层、不分地域进行合作的,就是“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维护或反对专制的政治立场,更重要的是唤醒人们对真相和真理的追求。因为中国社会现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价值观的全面堕落。贪腐也好、毒食品也好、暴力事件也好,根本上都是价值观所致。在民主化的社会,人们能直观感受到的民主气息,就是周围的人的价值观念形态。价值观念的形成是个长期行为,从这个角度讲,民主是无法在短期仅通过宪政选举制度来实现的。所以,民主力量若将努力放在社会价值形态的再塑造,培育出越来越多具备公民意识、民主意识的群体,达到“普遍民意”的规模程度,民主的制度自然会建立起来。同时,对于专制的第一个基础、第三个基础,社会价值形态的改变,自然也会将军队成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军队,政法系统也会成为维护公平正义的系统,行政管理也会真正服务于市场。
   
   故此,有识之士应努力推动不同群体之间的思想共识,抛开固有成见,寻求共同的合作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仅仅解读为官方的政治口号,而应是所有民主力量共同追求的目标。
(2014/05/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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