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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29))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传教士发现了自己能够契入中国社会的“司法钥匙”,也有意识给中国基督教徒提供司法救肋,就算教徒理亏也能设法帮其打赢官司,以增加教会对中国民众的吸引力。中国民众终于发现了基督教提供“司法救助”方面的“世俗功利”,那些有司法缠身倾向渴望司法救助的中国人,就容易加入到教会大家庭。

   …………

   为了打开中国社会憎恶排斥基督教的精神壁垒,传教士更多地卷入了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通过为中国人提供社会服务来淡化根深蒂固的误会和敌意。为鸦片烟瘾者提供戒烟所;救济饥荒;为非基督徒的孩子们接受基础教育而兴办天主教学校;实行聋哑人教育;设立大批孤儿院;开办收费低廉的教会医院;为贫困穷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开办专为产妇接生的产科医院……

   传教士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开办教会学校。1888年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中国青少年总数达16000人,到1906年达到57683人。除2000多所小学外,到1906年开办了近400所高等专业学校,包括许多大学在内。在耶稣会士管理的江南教皇代牧区,1878—1879 年有345所男学校和6222 名男学生,213 所女学校和2791名女学生。到十九世纪末期,江南仅天主教学生的总数就达16000名。

   天主教学校宗教课程占的比重较大;基督新教开办的学校则主要提供世俗知识方面的教育,数学、法律、天文、地理、历史、化学等世俗课程远远大于《圣经》之类的宗教课程。基督新教士明白,在普遍性社会逆反心理作用下,消除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敌意不是强化宣教而是冷处理。如果孩子在学校主要学习宗教课程,家长就会怀疑学校别有用心对孩子进行宗教洗脑因而更加反感基督教。如果孩子主要学习与宗教无关有益于生存技能方面的世俗知识,家长对基督教的敌意就会大大减弱,那时再传播基督教遇到的抵触就要小得多。

   传教士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成就也一样引人注目:

   传教士医生从1874 年的10人猛增到1905 年的300多人。1876 年有41281名病人在大约40所医院和诊疗所接受过治疗。到1906年,据报道每年至少有200万病人在250所教会医院和诊疗所接受治疗。

   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接任伯驾在广州建立的医院,其后的50年间主治了100多万病人。他还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精神病医院。

   传教士还专心致志于培养中国第一批现代医生。到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有大批人(包括孙中山)在附属于中国或香港教会医院的医科学校得到培养。到1897 年为止,约300名中国人从这样一些学校毕业,另外在肄业者尚有300人。

   

   通过众多传教士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中国社会敌视排斥基督教的壁垒开始松动,基督教在中华大地缓慢传播,基督徒数量一天天增加。十九世纪最后四十年,天主教传教组织迅速扩大,到1870 年约有了250名欧洲牧师;十五年后又上升到488名;到1900 年则上升到了886名。

   1877 年基督新教徒只在内地三个省勉强立下脚跟,但到1890 年已经遍布于中国各省,只湖南省是个例外。1900年外国人经管的新教布道站数目约500个,中国人照管的分站总数则达数千之多。

   1864年中国新教传教士只有189 名;1874 年则有436 名;1889 年达此数的三倍;1905 年则上升到3445 名。所有新教教士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英国人和美国人。

   到了1900年,中国基督教徒总数接近100万人,其中80%为天主教徒。

   中国基督徒虽然稳步增长,并于十九世纪末达到了100万的可观数目,但四十年的漫长岁月加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个发展成果就太过微不足道了。

   中国基督教信徒主体是“下等人”,他们从来人数不多,几乎只限于贫苦的农民市民、犯罪分子和其它声名狼藉者、以及通商口岸上贫无立锥之地的人,有教养的教徒人数则寥若晨星。

   与中国相反,明治时代的日本基督徒占总人口的比例不但大大高于中国,且多数是上等人,其中30%是武士出身。而武士在日本是贵族的标志。基督教徒在日本的精神生活中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

   慈禧时代的中国基督教之所以发展缓慢成就卑微,主要源于中国官民对基督教匪夷所思的误会和敌意。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基督徒越来越多时,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误会和敌意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加深了,敌意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基督徒数量的增长幅度。

   1860年以前中国官府是迫害基督教的罪魁祸首。1858年、1860年中法条约签订后,各级官府不敢明目张胆地敌视迫害基督教;平民大众上升为敌视排斥基督教的主要力量。读过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绅士阶级则担当了中伤仇视基督教的领导角色。

   中国绅士阶级对基督教的敌意除了文化冲突外,还有嫉妒心理在起作用。

   传教士在中国农村开办学校、孤儿院,开展救灾,这些社会义务本来是由乡绅担当的。乡绅就算干得不好,也不愿意外人进来分彩头。现在传教士参与社会福利,不但分享了乡绅的风光,而且显示比乡绅们干得更出色,自然让乡绅心里不痛快。更让乡绅不能容忍的是:传传士居然也为人师表,受过教育,最低限度也能读能写,这些都是乡绅阶级最具特色的属性,使他们在乡村高高在上占尽风光,传教士怎么可以拥有这些绅士专长呢?

   慈禧中国的乡绅相当迷信,为了保障或恢复地方上的幸福不许冒犯“神灵”。每当传教士建造的教堂,在高度地势或方位上无视当地“风水”时,或者中国教徒在干旱季节拒不参加求神祈雨之类的拜鬼闹剧时,乡绅就一个个怒不可遏。

   于是乡绅阶级几乎是出乎本能地反对基督教,敌视传教士,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诋毁丑化基督教的群众运动。采用的主要手段不外乎造谣和中伤。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先天缺乏“质证”的“思辩”的学识修养,对谣言不具备最基本的甄别能力,连最荒诞无稽的谣言也容易深信不疑。不但轻信传播谣言,知识分子还积极制造谣言,尤其是炮制那些灵魂阴暗的性谣言。不但用两张嘴皮造谣,还损人不利己撰写大量的反基督教作品来大面积传播谣言。

   慈禧中国反基督教的作品主要是“檄文”、标语和小册子,据推测大多出自知识分子之手。他们利用最淫荡和最没有人性的罪名来指控,其目的在于造成强烈仇视和憎恶气氛。

   下面是读书人炮制的基督教滔天罪行:

   1、牧师们为了炼丹术残害怀孕的妇女,挖掉濒死中国教徒的眼珠。

   2、利用密室忏悔之机来强奸中国妇女。

   3、外国人被他们的妻子戴上绿帽子,与他们的父亲和兄弟鸡奸,与他们的母亲和姊妹发生乱伦关系。

   4、传教士的皮肤苍白,必须喝婴儿的鲜血才能维持生命,因此传教士才热衷于收养弃婴。

   5、修道院的修女则专门趁接生时割取产妇子宫以补养身体;并挖取小儿的脑髓心肝作下酒菜。

   6、西洋人眼睛怕光,害眼病必挖取中国人的眼珠子配药点眼,否则便无法治愈。

   7、“洋人”能施咒语巫术,摄取女人魂魄与之奸宿,谓之“神合”。又能取妇女的头发和指甲置于床席之下,使该女自投罗网;又把童男童女的生辰粘在树上,念动咒语,摄取小儿魂魄为“耳报神”……

   …………

   明眼人一看便知,上述种种罪状都是心灵阴暗者想当然杜撰出来的,既没根据也不合逻辑。但这种不可思议而用心罗织的说法没完没了的重复,就容易使听众信以为真。

   这类抨击性小册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本名叫《辟邪纪实》,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起流行得特别广泛。

   “基督教徒所有出生三个月的婴儿,不论男女,肛门都塞以空心小管,而于晚上取出。他们称这为‘固定生命力要素之术’。这使肛门扩大,长大时便于鸡奸。每年春夏之交,男孩子们弄到妇女的月经排泄物抹在脸上,去教堂做礼拜。他们把这叫做‘在向上帝致敬以前,先把脸洗干净,以此为礼拜上帝最虔诚的仪式之一。父子、兄弟的行为互相放荡不羁,他们把这叫做‘生命力的结合’。而且他们还说,如果不这样做,父子兄弟将会互相疏远……”

   中国读书人炮制的谣言特别爱好在“性”方面做文章。这伙平时满口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内心一样充满肮脏的淫邪念头,一有机会就用文字排泄出来。

   君主中国的广大乡村因为公共卫生条件相当差,医疗条件落后,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奇高。我的故乡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百人的小山村半数以上的家庭都发生过儿童夭折现象,多数都是死于今天打上几针普通抗生素就能轻易治愈的感染性疾病。

   天主教堂收养了大量弃婴,在抗生素没有普及医疗条件落后的十九世纪,自然会有不少婴儿得病夭折。这些弃婴如果不被教会收养,百分百都是死路一条。可中国人不这样看问题,不会在意教士救活的那些儿童,而是只盯着那几个死亡的婴儿大做文章,于是杜撰出大量教堂残害婴幼儿的荒诞不稽谣言。

   (未完待续)

(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29)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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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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