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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37)

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37)

   ——熊飞骏

   (******如果你对现实感到迷惘,你就去读读历史,其实一切已经发生过;如果你对历史感到迷惘,你就来看看现实,其实历史正在发生。

   一切善于忘却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五、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1905年夏天成立的中华同盟会,一开始就在战略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位任务应该是全力发展会员,在中国内地省份、城镇建立起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使同盟会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性革命政党。在此之前不要再轻易策动没有胜利把握的武装暴动,等到全国性组织网络组建起来并正常运转后,那时就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地举事能引起全国多地响应,毕其功于一役。

   孙中山成为同盟会总理后,依旧沿袭兴中会的斗争模式,把主要精力用于策动地下帮会从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武装暴动。就象小孩打马蜂窝一样,偷偷摸上去丢一块石头然后撒腿就跑,除了扰乱局部的社会秩序外,对革命力量的成长没多少实质性意义。

   同盟会的成员主要来自日本留学生,这些人在道德和才能上拥有强烈优越感,压根儿就看不上地下帮会团伙。兴中会的成员则属于少数派。作为同盟会的一把手,在没有独裁实力的前提下,应该尊重多数人的意见,而不能只关注兴中会那几个老朋友。进了大观园就不能仍按山寨思维办事,否则不是闹笑话就是失人心。

   孙中山在很长时间内仍未适应他那个“总理”角色,仍习惯用兴中会的模式来策划指挥同盟会的革命斗争。他对地下帮会依旧情有独衷,不顾多数会党的异议,把收编帮会和策动难以影响大局的小型武装暴动作为同盟会的中心任务。

   同盟会成立后,平均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武装暴动,1906年至1911年一共举行了五次。但和兴中会时期一样,这些暴动全闪电失败,耗费了同盟会的大量财力人力,对大局却没有多少正面影响。最后的一次武装暴动发生在广州黄花岗、损失了七十多名热血男儿,同盟会唯一的军事将才黄兴差一点丢了性命。如果把用于策动五次武装暴动的财力人力用于发展同盟会的基层组织,那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

   结果同盟会的组织工作一直严重滞后,最高峰期的会员也没超过一万人。如果组织工作得法,本可发展到几十上百万人的。

   同盟会第二位任务应该是和国内外各派现实和潜在的不满力量谈判结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清统一战线。

   同盟会的首要联络对象应该是慈禧内阁最大的敌对势力——康梁维新党,两者一旦联手就能快速敲响清王朝的丧钟。因为大清国对满人政权不满的中上层势力只买维新党的帐,在国内外的影响比同盟会大得多。那时梁启超的影响已远远超过康有为,成为维新党的主要决策人物。而梁启超对孙中山并无敌意又不会耍大款派头,两者谈判联合有现实的可能。

   孙总理不知是记恨康有为当初耍大款拒绝见他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居然号动员同盟会的笔杆子和梁启超打起了“口水战”,把大清国的头号敌对势力列为最凶恶的敌人而口诛笔伐,掀起了自剪羽翼“为敌复仇”式的改革——革命大论战。

   孙总理这招可把北京的满洲权贵乐坏了!自然希望两派斗得越火越好,如果能两败俱亡那就更好。

   因为大量日本留学生的加入,改变了兴中会的文盲下层特色,使同盟会上升为一个小知识分子团队,擅长“灌水”喊口号的快餐笔杆子应有尽有。

   梁启超的文笔和理论水平是同盟会那些青年学生无法比拟的。但晚清是一个全民急躁的时代,梁启超那些长篇大论的哲理文章在上流社会容易引起共鸣,但在中下层社会没几个人有耐心读下去。后生写手慷慨激昂的“檄文”寥寥数语读起来不累感觉又解气,反而赢得了更多读者的关注和共鸣。结果优胜的一方反而败下阵来。

   那时每逢梁启超殚精竭虑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会招来一大批后生写手的围攻谩骂,让梁启超不胜其烦最后选择了沉默。

   劣币驱逐良币不只发生在世俗社会,也一样发生在文化社会。

   1903年梁启超为中国的前途开出了两个公式:

   第一个公式:革命、动乱、专制。

   第二个公式: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

   革命并不一定能消除专制、腐败、不公,也可能加剧形形色色的腐败和不平等。依靠革命并不能限制特权,不能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革命只是权力更迭的手段,而无法达成革命许诺的一切美好目标。多少青年的热血因此被榨干,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卖,革命成为个别人及其子孙占有并享用最多社会资源的途径。

   梁启超开出的两个公式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是大智慧的远见卓识;可在那时却被同盟会的后生写手骂了个狗血淋头。

   梁启超的改革党遇上了满清政权和革命党的双重夹击,不但被革命党视为不共戴天的反革命分子;也被大清官府视为远超革命党的头号敌对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

   为什么满清官府对改革党的态度比对革命党更残酷无情呢?

   一是劣胜优汰的专制体制到了后期官场普遍超级弱智,只看得见与体制森林“不一致”的啄木鸟,看不见毁灭整个体制森林的蝗虫。

   二是官场政客欺软怕硬,革命党不好惹,动不动就玩命,无孔不入的职业杀手可不是吃素的,连安徽省长都给刺杀在官署。改革党则君子风度动口不动手,对之无情打击表演与满清中央“高度一致”没有任何后患。因此满清各级官僚都好在公众场合大骂改革党,革命党也骂但高声者少,骂后还要习惯瞅瞅旁边有陌生人偷听否。

   三是官僚政客虽然和革命党你死我活,但二都有不少共同之处,都好弄权、说谎且不择手段,感情上属同类人。改革党则属格格不入的异类,虽然没多大危险,不会要官的命抢官的财产霸占官的妻女,但感情上排斥。

   …………

   因为孙中山经常出现大的决策失误,好搞一言堂听不进不一致的声音,又好和名声不好的帮会黑哥门称兄道弟,在同盟会里的威信也就一天不如一天。尤其理论素养较高的光复会成员看不惯孙总理的专制作派,就不顾大事必须秉承一把手同意的组织纪律自行其是,在自家的传统地盘上培育发展独立于孙总理的恐怖暗杀力量。华兴会也对孙总理颇有微词,好在黄兴胸怀宽阔有大局观念,不愿看到同盟会分裂让大清官府看笑话,处处维护一把手的威信。

   孙中山有点象南美独立战争中有独裁倾向又好大喜功的玻利瓦尔,黄兴则更像灵魂高贵的圣马丁。

   孙中山的威望在1907年降到了革命生涯的最低谷。那年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压力下让孙中山离开日本,同时给了同盟会一大笔钱作为安抚资金。当时同盟会总部、机关报《民报》和绝大多数会员都在日本,维持各项工作都需要大量的钱。可孙中山无视这些,居然独自带着全部安抚资金赴欧美潇洒去了?好象那笔钱不属同盟会而是属于孙中山个人的?

   同盟会成员的失望是可以想见的。如果不是黄兴基于大局观念坚定站在孙中山那一边,同盟会就很有可能会另选总理。

   孙中山大失人心之时,正值慈禧内阁的宪政改革处于希望的顶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清政府重拾幻想,使同盟会的事业跌入了低谷。1907年以后,同盟会作为一个整体事实上已经停止了活动。孙总理在革命党中的影响正在加速度消退,到了辛亥革命前夕甚至沦落到在一个美国中餐馆洗盘子的困境。

   同盟会总部停止活动后,革命骨干并没有安分下来,而是脱离总部的控制自行其是,更多地卷入国内的暗杀恐怖活动,令大清官员人人自危,连摄政王都差一点让汪精卫给刺杀了。

   除了总部设在日本的同盟会外,中国本土继续涌现大量地下革命组织,上档次的有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是在湖北新军中服役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吴禄贞创建,主要在新军士兵中从事革命宣传鼓动工作。

   清政府特别警惕革命党对军队的渗透,对各地军官三令五申要严防死守。但只要军队的腐败与时俱进,革命党的渗透就防不胜防。清末无原则扩军和给军官加薪的直接后果不是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向心力,而是使军队的腐败登峰造极。军官多是花钱买来的,在士兵中没有任何威信,骇人听闻的腐败不公加深了士兵的不满情绪,就很容易被革命党钻空子。军官因为自己犯了严重的腐败病,就算发现某个士兵有革命党倾向也选择睁只眼闭只眼,捅上去大家都不好看,否则自己的腐败就有可能被士兵揭露。因此官兵多心照不宣,你搞你的腐败我玩我的革命,谁也不去主动找对方的茬,都达成心理默契蒙骗大清中央政府,能蒙一天算一天。

   除了“科学补习所”外,湖北新军中还成立了“共进会”和“日知会”两个革命组织。但这三个组织互不统属,为了争夺会员甚至互相拆台?在革命队伍内部闹不团结,并把自己同别的革命组织和全国人民隔离开来。

   孙中山离日赴欧后,黄兴、宋教仁秘密回国继续坚持革命活动。在边境举行的历次武装暴动闪电失败后,二人把目光盯上了中国的核心地带长江流域。如果能在长江流域发动一次武装暴动,对大清国的震撼将是惊天动地的。但在长江流域策动武装暴动的危险性比在边境大出百倍,一旦失败领导人很难全身退往国外安全地带。所以孙中山坚决反对他们的计划,断言长江流域人民觉悟太低没人会响应武装暴动。黄兴、宋教仁不甘心,只好违背同盟会“大事必须事先汇报征得总理同意方可实施”的组织纪律,背着孙中山搞单干。为此成立了独立于同盟会总部机关的中部总会,从事长江流域的革命宣传组织工作,主要成员来自黄兴的华兴会。

   同盟会中部总会对武汉的共进会和日知会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促成二者消除分歧实现革命大联合,并选出共同的领导机关,推举湖北武备学堂毕业的共进会员孙武担任一把手。

   武装暴动的革命组织虽然成立,但实施暴动需要等待机会。可暴动的机会好象遥遥无期?广州黄花岗暴动闪电失败后,清政府的统治力量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处于不可动摇的最稳定时期,任何武装暴动都无异于玩“以卵击石”的把戏。当时的各种迹象表明,别说近几年,就是等上10年20年好象也看不到举行胜利暴动的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不是革命党自己创造的,而是短视弱智的载沣内阁主动送上门的。

   载沣内阁利用“深化改革”名号垄断全国的军权、政权、财权后,感到腰杆子硬了,不用在乎民意了,认为有必要显摆一下大清官府的威风了。

   载沣内阁抖威风的目标首先对准经济领域,居然倒行逆施玩起反现代化的“国进民退”来。

   1903年,清政府放弃“铁路国有”政策,允许民间集资兴办铁路。于是拟建中的川汉、粤汉两条铁路就计划吸收民间资本。

   专制体制下的民营企业,凡是牟利空间较大的特种行业都不可避免地渗入“官僚背景”。官僚政客利用特种行业的审批、监督特权,在企业里掺入自己的股份;或者不出一分钱拥有“干股”;甚至直接投资雇佣代理人垄断某特种行业的经营权。没有官僚背景的民营特种行业你根本不可能生存或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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