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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践

《红朝末世》中共今昔 第五章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践
   第五章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践
   
   
   一、共产思潮

   
   20世纪初是社会主义从书斋走向实践的黄金时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学说泛滥于全球,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普遍热销。帖社会主义标签的政党组织一时风起云涌,其中最著名的是共产党、国家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等。所以外国有俗语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究竟不知那一种才是对的。马克思建建立了系统庞大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其社会主义学说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立脚点,创造出剩余价值学说,用来揭示资本剥削的本质,同时论证出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指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说明共产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再利用阶级斗争学说,将无产阶级上升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领导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不妥协性和战斗性,最符合有强烈革命意识者的心态,最终使社会主义从一种理论家的幻想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彻底的社会改造运动,马克思主义也成为革命者的圣经。一战之前,世界各国只有赞成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两种人,反对的大多数都是资本家,战后几乎没有了反对的声音,人们不一定赞成共产主义革命,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社会福利等主张在欧洲和亚洲还是被普遍接受,认为社会主义是消除剥削和不平等的好制度。社会主义实践于是分为改良和革命的两种路线,赞同社会改良的一般为社会民主党,希望暴力革命的是共产党。那些参加议会选举的共产党,实际上也属于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一类。照马克思主义标准,马氏社会主义称作科学社会主义,不与其它社会主义为伍,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非此,人类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俄国靠马克思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首创,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胜利。接着纳粹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登场,战后又有伊斯兰的社会主义,还有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及早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等,独立后的印度也自称为社会主义。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以其形式内容来看,并未超出早期思想家们的构想,都是为了建立公有平均的社会制度,只是在推进社会主义运动手段上有重大区别,马克思是以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之前,人类社会中已有共产的设想,即一个没有阶级之分和人人平等的社会。这种设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从柏拉图时代就开始了,但古希腊恰恰是世界上最早承认土地私有制并且把土地当做商品来买卖的国家。因此,也就最早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如何改造由私有制所造成的不平等不人道的社会,消除私有制的弊端,向往一个“世人都不知道有什么地界,也不知道有什么篱笆、围墙”,人人生活幸福的黄金世界。直到英国人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1478-1535)被认为是空想社会主义开山之作的《乌托邦》一书出笼,[1] 社会主义才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而尽情描述了一番:那个乌托邦是闭塞的、朴质无文、纪律森严的群体;一切公民都是穿同样的衣服,都是住在一式一样的房屋里;不得到允许,任何人均不能外出旅行,私下议论公事要判处死刑;不用货币,金子、银子只是用来打造马桶和溺器,连“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金的或银的”,“可耻的罪犯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还有一顶金冠”;人人参加劳动,产品按需分配,设立公共食堂。这种社会主义已经带有明显的专政思想,偏离了人道主义轨道,也不是希腊神话构建的黄金时代了。当马克思接过了乌托邦的空想,将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定义为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类社会形态,据称是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流程是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自称是人类社会历史分期的最科学论断。马氏版本的共产主义随即成为改造人类社会的政治纲领,共产主义暴力革命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亦成为共产革命后的国家政治制度。
   中国也一样,中国的大同思想也类似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孔夫子《礼运》中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是实现小康社会后的理想社会,是历代知识分子向往的社会制度。清朝末年引进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将孔夫子的大同思想发扬光大,结合西方君主立宪体制,从经济、政治、哲学到家庭模式,做了一整套大同世界的制度设计,鼓吹土地国有,兴学劝工,是近代最完整的中国社会主义乌托邦。梁启超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介绍了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基本原则。在之前,马克思的学说即以《大同学》之名,始见于报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之《万国公报》,并非什么“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共标准定义。孙中山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以民生主义来实践天下为公的思想,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但觉得用“民生”这两个字来包括社会问题,较之用“社会”或“共产”等名词为适当,切实而且明了,因为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孙先生研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赞同剩余价值的学说,认为“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者是在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这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在社会上要占大多数。”也不同意其人类社会进步的论点:“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同时否认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历史分析方法:“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所以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只求得社会上一部分的毛病,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由此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不足:
   由于他研究从前的历史和当时的事实所有的心得,便下一个判断,说将来资本制度一定要消灭。他以为资本发达的时候,资本家之中彼此因为利害的关系,大资本家一定吞灭小资本家。弄到结果,社会上便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极富的资本家,一种是极穷的工人。到资本发达到了极点的时候,自己便更行破裂,成一个资本国家,再由社会主义顺着自然去解决,成一个自由社会式的国家。依他的判断,资本发达到极点的国家,现在应该到消灭的时期,应该要起革命。但是从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们所见欧美各国的事实和他的判断刚刚是相反。当马克思的时代,英国工人要求八点钟的工作时间,用罢工的手段向资本家要挟。马克思便批评以为这是一种梦想,资本家一定是不许可的,要得到八点钟的工作时间,必须用革命手段才可以做得到。到了后来,英国工人八点钟的要求,不但是居然成为事实,并且由英国国家定为一种通行的法律,令所有全国的大工厂、银行、铁路中的工人都是作工八点钟。其他许多事实,在马克思当时自以为是料到了的,后来都是不相符合,令马克思自己也说“所料不中”。别的事实不说,只就资本一项来讲,在马克思的眼光,以为资本发达了之后便要互相吞并,自行消灭。但是到今日,各国的资本家不但不消灭,并且更加发达,没有止境,便可以证明马克思的学理了。
   ……再照马克思的研究,他说资本家要能够多得盈余价值,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减少工人的工钱;二是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三是抬高出品的价格。这三个条件是不是合理,我们可以用近来极赚钱的工业来证明。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福特汽车厂,那个厂极大,汽车的出品极多,在世界各国都是很销行的,该厂内每年所赚的钱有过万万。至于那个厂内制造和营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不管是制造厂或者是办事房,所有一切机器陈设都是很完备,都是很精致,很适合工人的卫生。工人在厂内做事,最劳动的工作,最久不过是做八点钟。至于工钱,虽极不关重要的工夫,每日工钱都有美金五元,合中国钱便有十元;稍为重要的职员,每日所得的薪水更不止此数。厂内除了给工人的工钱薪水以外,还设得有种种游戏场,供工人的娱乐;有医药卫生室,调治工人的疾病;开设得有学校,教育新到的工人和工人的子弟;并代全厂的工人保人寿险,工人死亡之后,遗族可以得保险费,又可以得抚恤金。说到这个厂所制出来的汽车的价格,这是大家买过汽车的人都是很知道的,凡是普通汽车要值五千元的,福特汽车最多不过是值一千五百元。这种汽车价值虽然是很便宜,机器还是很坚固,最好的是能够走山路,虽使用极久还不至于坏。因为这个车厂的汽车有这样的价廉物美,所以风行全球。因为这种汽车销路极广,所以这个厂便发大财。我们用这个发财车厂所持的工业经济原理,来和马克思盈余价值的理论相比较,至少有三个条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缩短工人作工的时间;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减少工人的工钱,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钱;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抬高出品的价格,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减低出品的价格。象这些相反的道理,从前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他从前的主张便大错特错。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几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变更他的学说,再推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2]
   孙中山仅仅是部分赞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不是照单全收,并不提倡用阶级斗争来推倒资本家,而是提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口号。所以列宁将孙中山列为空想的民粹主义者:“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这是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的看法,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3] 但列宁还是高度赞扬了孙中山的革命,因为需要将中国的国民革命纳入苏维埃革命的轨道。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仇恨在于资本的垄断,认为这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由国家垄断资本就可以消除剥削。这种理论听起来很美,比乌托邦美多了,但实行起来效果却完全是相反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是民权政治,资本的垄断可以用反托拉斯的法律来限止其弊端,建立公平的自由竞争环境。因为资本运行需要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高效率的市场体制,就必须确立提高效率的游戏规则,这就是法治环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自由和民主制度化的基础。资本运行是以自我为中心,但离不开他人的合作与协作,必须讲诚信情义,在利他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利益,否则会被市场无情淘汰。自由的市场环境培育每个参与者的公平和利他观念,使人们只能靠行善来获得个人幸福,社会因此走向自由和法治。公有制下的垄断是一种国家暴力,它只给一部人机会,共产政府握有无限权力,共产党是大资本家,大托拉斯,不受市场约束。掌管权力资本的统治者不可能自发地限制自己的权力,反而要借高度的垄断来攫取超常收益,成为自利型政府。垄断型社会是食物链关系,政府居于食物链顶端,统治者实现个人幸福依靠丛林法则。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环境,同样是丛林法则,一部分人靠垄断寻租,一部分人凭借官商勾结致富,剥夺大多数人的幸福,这种强盗逻辑使社会缺乏行善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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