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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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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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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对推动《决定》改革功不可没

   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一生。1978年我12岁,正值小学升初中。印象最深的是背着书包回到家,瞥见锅里有蛋炒饭,就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当时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去开长途公车——我们整个公社能够看到的,也就是县城开来的两趟长途公车。这两趟对开的公车就是我们同外部世界唯一的纽带。
   
   
   
   当时共和国已经成立近30年,领导人为了维系个人崇拜与政权稳定,诉诸阶级斗争与普遍的贫困,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弄得民不聊生。如果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我不知道中国人会与现在的北朝鲜人有什么区别,我甚至不敢想自己会在哪里……


   
   
   
   现在资讯发达,民众觉悟普遍提高,会有一些读者说,看你一副感激涕零的奴才相,执政党走了弯路,只不过是拨乱反正,有什么感激的?——我虚心接受各位批评,但如果执政者不拨乱反正,我这一生最宝贵的35年将会生活在北朝鲜那种体制与环境里,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也一样,你连说上面这句话都可能会被送进监狱里甚至被处死。
   
   
   
   过去35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以及政治上的些微改进,都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些都是从一个执政党的一次会议与会议上产生的决定开始的。说起来有些纠结,但这竟然是事实。如果我们既胸怀大志,又心系普通民众的生活,看到未来,也不忽视当下,就不难理解,关注现实中的任何些微进步并持续推动这种进步,和你崇高的理想并不矛盾,也不应该矛盾。过去十年,我没有一刻忘记自己追求的自由、法治和民主,但我也会对眼前社会的进步与政治改进而沾沾自喜,这毕竟关系到十几亿人的现实生活。
   
   
   
   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关注刚刚出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这个“决定”被多位评论家认为是继35年前那个改变了中国的决定后最重要的一份改革纲领。与35年前扭转了中国国家发展方向(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会议决定相比,35年后的“决定”是冲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来。并没有在大的方向与方针上有任何明显的“改弦易辙”。
   
   
   
   这恐怕也是让海内外一些人感到失望或者认为“美中不足”的地方,也是很多网友对我支持这份《决定》无法原谅的原因。其实,如今的中国不同于1978年,当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共识非常容易达成,加上毛去世后强势领导人逐步上位执掌大权,而如今,任何领导人甚至某个核心集体要想一下子转换轨道与方向,都可能会翻车。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民众关心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入手,从民生、环境、公正与公平入手。
   
   
   
   解决了国家大的问题,例如方向与路线,很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是常识,然而,当一个国家太大,问题积累得太多,积重难返到严重阻碍了大的问题解决之时,从具体的问题入手就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等到一个一个问题解决了,大的方向与路线也就不是问题了。
   
   
   
   举个腐败的例子说事,谁都知道,只要实行司法独立与民主监督,公布官员财产实行“阳光法案”,中国的腐败就会得到相当程度的遏制。可是,中国的腐败本身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不解决一些腐败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大的问题的程度——
   
   
   
   已经严重到任何执政者都不敢也不可能立即宣布“阳关法案”、让民众来监督官吏的程度,否则,即便官员们不集体造反,民众也会揭竿而起。在现有的体制下,先逐步解决腐败问题,例如有限的民主与司法独立,限制行政权力,新提拔官员的个人情况实行公示,全国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管理等等,就显得很有必要,也是可行的。如果一直按照这个办法执行下去,几年后实行“阳光法案”的阻力就小得多了。
   
   
   
   对于执政者和当局,最重要的是找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怎么找问题,哪些问题急需解决?如果我们读一下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这篇发言,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重复句子,例如说到司法体制时,他说:“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而在说到反腐败时候,习近平又说:“反腐败问题一直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问题。”从诸多类似的句子中我们看到,《决定》中列出的很多问题,都是普通民众与网民们长期关注并呼吁当局着手解决的,而习近平直言不讳地说出他是从民众的议论和关注出发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完全可以改为“国家兴亡,网民有责”,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决定》中提出的五十多个热点问题,大家可能都不感觉陌生,没错,这些问题正是过去互联网上一直在讨论的。我不能说国家的一些体制内智库与智囊没有对这些问题关注并做出提案,但至少以我对体制的了解,我敢说,如果没有体制外尤其是媒体与网民的持续鼓噪,有些问题恐怕很难登堂入室进入执政党的法眼。这些问题十有八九被利益相关的集团与个人阻挡在决策者的视线之外。
   
   
   
   不久前,一位北京的领导同我聊起废除劳教,他说,劳教一定会废除,但并不是你们(网民)的功劳,是我们体制内智库研究出的结果。他还劝我说一旦废除后,不要再提这件事,否则会被删贴。我心里感到一阵悲哀,他难道真不知道有多少网民出于对国家的前途而冒险对劳教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做出了一些不顾身家性命的抗争?为什么要分“你们”和“我们”?
   
   
   
   《决定》中专门对互联网的管理做出了指示。我赞成对互联网依法管理,清除有损国家安全以及违法乱纪的内容,但我想说的是,互联网十年的经历,让我可以扪心自问并大胆地说一句:如果没有互联网上相对自由的言论、公开的讨论和平等的互动,刚刚出炉的《决定》不可能如此接地气,不可能得到如此多普通民众的支持。
   
   
   
   《决定》中对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大书特书,但我认为更应该把协商民主扩展到网络上。网络反腐已经展现了威力,网络上的协商民主同样可以在依法、有序之下发扬光大,或多或少弥补当今中国一党执政、缺乏外部监督造成的困境。请当局对互联网依法管理,同样呼吁那些管理互联网的人要依法办事。
   
   
   
   离上一个改变无数中国人命运的“决定”已经35年了,弹指一挥间,我们可能已经老了,但还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会成长起来,也许一些年轻的孩子们还不知道执政党的一纸“决定”对他们一生会有多大的影响,但不管怎样,我们这些普通的中国人都应该一如既往地关注国家的命运与民族的前途,尽微薄之力协助、督促与监督执政者做出正确的选择,走向正确的方向。
   
   
   
   杨恒均 2013.11.24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解读之四 (请继续关注“解读”之五)
(2014/04/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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