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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21)

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21)

   ——熊飞骏

   (******如果你对现实感到迷惘,你就去读读历史,其实一切已经发生过;如果你对历史感到迷惘,你就来看看现实,其实历史正在发生。

   一切善于忘却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二、一条腿改革的陷阱

   

   一个国家的体制分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

   体制改革包括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改革。

   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被史家称为“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只变革帝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则继续走老路,因此称为“一条腿改革”。

   大清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官僚政治”。

   官僚政治的主要特征:

   1、官僚垄断全部公权力,民众无权。

   2、官僚掌控绝大多数公共资源。

   3、等级制,下级服从上级,民众服从官员。

   4、特权,官僚享有超出普通民众的特权享受,官越大特权越大。

   5、政治奉行暗箱作业,平民无政策知情权。

   6、官员管制信息传播渠道。

   7、各级官员任免升降由官场上司决定,民众无权干预。

   8、官僚权力缺少有效制约。

   …………

   官僚政治运转的法宝是“暴力”和“谎言”,优势是能在特定时间段集中力量办大事;弊端是特权不公,贪污腐败,效率低下,奢侈浪费,形式主义,歌功颂德,任人唯亲,不负责任,道德沦丧。

   儒家文化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道德伦理层面:礼、义、廉、智、信。这是儒家文化的精华,其精神内核与现代民主政治不谋而合。

   二是社会制度层面:官本位、特权等级制、三纲五常、君权至上。这是儒家文化的糟粕,也是官僚政治的理论基础。

   英、法联军之役虽然打破了“中国中心论”和“洋人野蛮论”,但并没有动摇中国官民对官僚政治和儒家文明的信心。

   中国官民虽然在西洋人面前一败再败,并且败得很不体面,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败涂地,连首都也轻而易举陷落了。但大清国统治集团只认定自家武器不如人,从没反省过自己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出了问题,依旧认定自家的精英政治和儒家文化是人类世界最优秀无出其右的。中国的问题只出在“物质”层面而非“精神”层面,如果需要变革的话也只能在“物质”上做文章,学习制造先进武器和现代器物工艺技术,把西洋人超越我们的物质成果“拿过来”就大功告成了。

   大清官府的“改革开放”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1、从西洋各国购买洋枪、洋炮、轮船等先进武器;

   2、自已设立工厂制造这些先进武器;

   3、向外国人学习制造使用这些先进武器的技能。

   大清统治者坚信,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比西洋文明优越百倍,只要想办法把西洋那些先进武器弄到手,就能扬眉吐气再造辉煌。

   因此大清国制定的改革开放总体战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是“灵魂”,西方文明是“工具”。灵魂是根本千万不能变,工具只能为灵魂服务。学习西方制造先进武器的技术只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制度文化服务,而不是为了变更传统制度和文化。

   大清国官府心目中的“中学”实质内容就是“官僚政治”和“儒家文化”。官僚政治是绝对不能变革的!儒家文化“道德伦理”部分的“礼、义、廉、智、信”可以根据对外斗争和御民的需要作出必要的调整,对外国侵略者玩“厚黑”斗“阴谋诡计”并不损害孔孟之道;但儒家文化的“社会制度”内容绝对不能更改!官本位、等级制和官僚特权是帝国坚定不移的大政方针。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质就是只进行经济层面的变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变革。也就是“只变其形,不变其心”。

   问题是“形”变“心”不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存在的严重问题。这就好比一个成天吃喝嫖赌弄出一身性病的混混无赖,你只给他换上一套整洁漂亮的绅士礼服,他并不能变成受人尊敬的绅士一样。

   十九世纪中后期大清国的政治体制百病丛生,就象一个只知吃喝嫖赌性病缠身的无赖混混。你把他手上的刀、箭换成枪炮,他就能脱胎换骨英雄无敌吗?

   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同步相生错步相克的。只变革经济体制不变革政治体制,政治落后于经济的步伐,必须会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破坏经济增长的成果。

   一支木船水师的现代化,一是要购买或制造现代铁甲军舰替换那些木船;二是要挑选合适的人才去指挥操作那些现代军舰,使之发挥出应有的威力。

   购买制造军舰是“物质”和“经济”层面的,用铁甲舰替代木船属“经济改革”范畴。

   挑选合适的人才去指挥操作现代军舰则涉及到用人体制,也就是政治体制问题。

   大清国传统人事体制是“任人唯亲”和“体制内近亲繁殖”。对于舰队领导来说,一艘军舰买回来后谁来当舰长,首先考虑的不是技术、勇气、和责任心,而是你是不是“自己人”?对领导是否恭顺慷慨?只要你善于拍领导马屁,行贿送礼慷慨大方,处处和领导“高度一致”,你就算对现代军舰一窍不通一听到炮声就吓得屎尿并出关键时刻舍得拿军舰去换酒喝也一样有可能被领导相中。

   少数责任心强情操较为高贵的开明派官宦,虽然能战胜“任人唯亲”的局限性,但一样走不出“体制内近亲繁殖”的陷阱。

   专制体制是劣胜优汰奖恶惩善的。专制官场到了后期,体制内多是不学无术的邪恶无耻之徒,能当大任的杰才俊士基本都逆淘汰到民间去了。一支现代化舰艇必须是能当大任的俊杰统领才能发挥出应有的威力,所以用人的大门必须向民间开放。象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之流的大清国开明官宦,就算再“爱才”也只能局限在体制内“矮子里挑将军”,不会破格去民间挖掘命世之才。他们既没这个见识,也没这个权力!

   要想挑选出合格的人才去指挥操纵现代化军舰,就只有对帝国的人事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也就是大力变革帝国的政治体制。否则就算你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化军舰,多数情况下也只能选出胆小鬼、外行、贪污狂当舰长,在军舰上赌博泡二奶、拿大炮当炮仗玩。

   大清国第一次改革开放,因为拒不变革政治体制,只坚持经济一条腿单跳,前期虽然取得了举世嘱目的成就,但存在的问题堆积如山,并最终问题总爆发酿成灾难性后果,完全毁掉了经济增长的成果,把中国推向大灾难的陷阱。

   

   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方承诺和英、法等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外国使节朝见中国高官元首时不用下跪磕头。但条约签订后,大清皇帝在长达12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以“皇上未成年”这条站不住脚的借口回避以平等礼节接见各国驻华外交官。直到1873年夏天不得不接见外国使节时,竟然别有用心安排一种特别“失礼”的方式进行。

   1873 年6 月27 日,星期日,各国外交官们在这天上午五点三十分钟就集合,但直到上午九点钟才在紫光阁受到同治帝的接见。西方外交官们等待了十二年之久的这次觐见礼的全部过程只用了半小时。

   这样的觐见自然有负各国厚望,尤其是当外国代表们后来得知他们被接见的那个紫光阁就是接见贡使之地的时候,就更是大跌跟镜了

   

   国家现代化需要培养一大批拥有现代化思想和技术的人才。传统的科举制度显然不能担当这一使命,必须对教育制度作出根本变革。

   大清国的教育体制不是为国家培训有用的人才,而是培养官员。

   知识分子唯一的目的就是当官,要想当官就必须通过科举考试。科学考试的中心职能就是维护中国的“官本位”文化。

   “官本位”与国家现代化不能并存,一个国家的“官权”通常与现代化程度成反比。

   大清国的科学制度分文举和武举。文举考试八股文,武举考试弓马。

   八股文和弓马显然与国家现代化格格不入。

   帝国的教育制度必须变革:要么废除知识分子以“当官”为唯一目的的科举考试;要么变革科举考试的内容,使之符合现代化的需要。

   骤然废除科举考试会招致知识分子阶层的整体反抗,权宜之计是变更科举考试内容。

   文举不再只测试文法章句,还应测试数学、天文、理化、外语、地理、国际知识等自然社会科学知识。

   武举则废除弓马测试,代之以枪法、炮术和现代战术。

   七十年代李鸿章曾奏请中央政府在科举考试中增加数学、天文、外语内容;同时建议同文馆等新式学校毕业的优等生给予科举功名。这些奏请要么被断然否决,要么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当清帝国花费大量金钱从国外购买大量洋枪洋炮军舰,开办新式兵工厂时,帝国的文官考试还在测试八股文?武官则依旧测试弓箭、马术?

   因为知识分子的主要目的是当官应付科举考试,为学习现代化知识设立的新式学校的教育景观让人啼笑皆非。

   1、生源严重不足。上等人家的青年才俊多选择科举考试当官之路,因而拒绝进入新式学校学习。愿意进新学堂读书的学生要么是没钱受传统教育的穷家子弟,要么智商偏低。

   北京外国语学校第一次入学考试只有72个人报考,并且多是失业的中年人。那些身体憔悴的穷苦文人与其说是来学外语的,还不如说是来“谋生”的,因为学校除管吃管住外还发给一笔津贴。

   今天如有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官二代富二代一定会争得不亦乐乎。可大清国在1872年选送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时,很少有官绅之家的孩子报名。结果第一批赴美公费留学生多数来自无权无势的贫寒之家。

   2、新式学校的教学内容除了数学、理化、外语等现代化知识外,还有大量四书、五经等儒家文化课程,大大地分散了学生的精力。

   赴美留学生除了要学习大量儒家经典课程外,每天还要面向东方对大清国皇帝磕头谢恩,祈祷皇上万寿无疆。

   3、很多学生进入新式学堂后,只把少部分精力用于应付数学、天文、外语等现代化课程,大部分精力则用于八股文练习,他们的主要目的仍是日后应付科举考试。新式学堂不交学费还管吃管住,为贫寒之家学子提供了读书应试的理想场所。

   1865 年江南制造局建成后,它的译局翻译的出版物销路相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真的很“可怜”。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译局只卖出约13,000 部译著。中国公众对读物的冷淡态度和明治时代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日本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自1866 年出版后几乎立即卖掉250,000 册(包括私印本)。日本的人口只有大清国的十分之一。

   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旧式书院的主要职能依旧是教授儒家经典和训练八股文,普遍拒绝教授现代科学知识。在1895 年开始的教育改革以前,现代科学在书院的课程中总的说来是被禁止的。

   日本明治维新不但把现代科学知识列为学校的必修课,为了培养一大批现代化的合格人才,国家还花大本钱推行义务教育,很短时间内就普及了初级教育,教育拔款占财政支出的重中之重。到了十九世纪末青少年入学率高达96%,超过欧美最先进国家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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