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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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雅学:谁是许志永—— 与滕彪博士的访谈)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滕彪:对,法治人权方面的,拆迁、城管、户籍制、食品安全,各种大的冤案。有些是跟专家、教授一起来做研究、开会;有些是直接介入现实去推动。
   
   YC:公盟的参与者,从最初的几个人,到后来的发展,请你讲讲。
   
   滕彪:公盟的办公室搬了几次,最多的时候,全职工作的也就三、四个人,其他的,许志永、我、李方平、黎雄兵、王功权、郭玉闪,还有其他律师,我们都是志愿者,每个星期过来开会。另外还有一些网络志愿者,在网上发布一些博客和信息,做些其他的事情。具体有多少人参与,我也不太清楚。
   
   YC:今天,维权律师群体在中国推动社会变革的努力中,我感到是一个很大的亮点。维权律师群体,实际上就是从公盟开始的吧?
   
   滕彪: 也不能这么说。有联系,但不能说公盟是发源地。人权律师在2005年前除了公盟的六七个律师外,其他的都是分散的。05年的蔡卓华案,有六个律师参加,东阳画水¹³、双鸭山教案¹⁴,都有不少律师同时参与。04年底高智晟站出来,为法轮功问题写公开信给全国人大,我们05年认识。律师们开始抱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应该是2005年左右开始的。公盟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但不能说是从公盟开始的。
   
   在中国NGO短短的历史上,公盟几乎是最前沿的。公盟之外也有些不错的NGO,如爱知行、益仁平、天下公、传知行、衡平、天则研究所等。要么是非常专门的一个专题领域,要么是以研究为主的。艾滋病问题以前也相当敏感,但毕竟不涉及政治体制。所以公盟在NGO中是涉及法治、人权、民主、社会运动方面,走在最前面的。另外黄琦等人的六四天网、刘飞跃的民生观察、张建平的权利运动,也是很不错的人权信息和行动平台。
   
   YC:后三者我都知道的,依我看,他们跟公盟还是很不一样,虽然有交叉,但公盟显然是一个更综合、视野和抱负大得多的机构。
   
   滕彪:公盟包含了大量律师、学者、教授,包括记者,尤其是法治记者。有些人还是体制内的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就某个问题开会、发言、或者直接介入行动。在中国NGO中,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关注广泛的法治和人权议题、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并且得到众多体制内知识分子支持的,公盟的确是非常罕见的。
   
   YC:我记得你在《一个反动分子的自白》开头讲到你们三博士2003年上中央电视台,也就是说,体制那时候视你们为这个社会优秀的年轻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和许志永成了政府眼中的麻烦制造者?
   
   滕彪: 没有一个突发的转折点。应该说是一些事件积累的结果,比如说“一塌糊涂BBS”事件,政府对我们就很不满,这是04年。05- 06年介入晟智律师事务所被停业案、陈光诚事件,这又是很大的一笔帐。其他的如孙大午案、陕西石油案、代理南都程益中案、三鹿事件、律协直选、西藏事件调查报告,我本人还多次介入法轮功案辩护、首批签署08宪章、在北京参加六四二十周年研讨会,政府一定是越来越恼火。
   
   YC:政府是如何表达这种不满呢?
   
   滕彪: 通过学校找我们谈话,一开始还心平气和地谈话,再后来就警告,再后来国保就来了。警告无效就升级:停课、不给评职称、软禁、禁止出国、吊销律师证,乃至绑架、关押……
   
   YC:你讲到许志永最初希望充当政府与民间之间的调和者,那么当他受到打压后的反应是什么?
   
   滕彪: 他是个非常坚定的人。无论怎样打压,他都要坚持做下去。09年之后邮电大学就禁止他上课了。出国也出不了了,评职称就更不用想了。学校把他安排到文法学院资料室,要求他每天去办公室上班,但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放在公盟上,一个星期去资料室一两次的样子。2012年,学校又跟他“摊牌”:你再不来上班,我们就开除你。他也跟学校摊牌,他说,你们再不给我安排上课,我就辞职。
   
   YC:你也一直没有升职,这也是对你的一个惩罚。
   
   滕彪: 对。
   
   YC:你和许志永的教师职业生涯基本被当局扼杀了,你们付出了职业发展的代价。
   
   滕彪:是。我09年第一次被停课的时候,打击很大,想了很多办法,包括给校长写信。失去讲台是个极大的损失。但对许志永来说,更重要的是公盟。
   
   YC:09年什么导致了许志永的被捕?我当然知道当局表面的借口,就是逃税。实际上就是打压的一个积累吧?
   
   滕彪: 对,是积累的。关于这件事情的导火索有不同的猜测。有人说是公盟的314事件调查报告;另一个说法是我们碰了翠湖湿地案,这是北京的一个土地维权案,这片地涉及到北京级别非常高的官员。
   
   YC:请你简洁地解释一下2009年当局对公盟的逃税指控,好吗?
   
   滕彪:网上有详细的辩护意见。公盟这样的小公司一般都是委托外面的会计事务所做帐,我和许志永都不懂会计,账目管理上或有些微的不规范,但绝对不构成他们指控的什么逃税问题。
   
   YC:有人跟我说,许志永没有签过《零八宪章》,言下之意是他的政治反对立场不够彻底。没签零八宪章,这个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滕彪: 这个我清楚。他完全认同零八宪章。他没有签,是为了保护公盟。如果他签了的话,那他会更快地被敏感化。为了保护公盟,他也很少接受海外媒体采访,除了耶鲁法学院的一笔资助,在09年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海外的钱。09年之后更是一分钱也没有从海外拿过。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护公盟。他跟我说过,08宪章他犹豫了一下,差点签了。再说不签署08宪章,也得不出“政治反对立场不彻底”的结论来。
   
   YC:09年以后许志永思想上有些什么变化呢?我记得你说09年以后他表达得比较清楚了。
   
   滕彪: 有一些是我的分析,有一些是他跟我讲的。从公开的行动和表达看,他是有一个转折。公盟不断地被骚扰,每租一个办公室,政府就向房东施加压力,驱离我们,日常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我们开始做更多的理念倡导工作,比如公民承诺。最积极推动这个工作的是王功权。
   
   YC:王功权什么时候介入公盟的活动?
   
   滕彪: 他很长时间一直在支持。后来参与我们的理事会,与我们每周开会,作决策,他为人温和谦虚,看问题精准犀利,办事效率极高。再后来他就公开地站出来支持我们。09年把许志永救出来,王功权出力很多。当时公盟被罚142万,社会各界捐助很多,但王功权出了一大半。
   
   2011年我和很多人都被抓了。许志永没有被抓。我、唐吉田、唐荆陵、刘士辉这样的,都是经常上街的,是抗议、举牌、围观的参与者和组织者等。如围观黑监狱、福建三网民、番禺垃圾焚烧厂抗议、倪玉兰、陈光诚等。
   
   YC:许志永上街比较少,是不是也是出于保护公盟的想法?
   
   滕彪: 黑监狱营救访民,他是最重要的组织者。但他2011年前上街较少,主要出于对公盟的保护。但是2011年之后可以看到他的变化,比如给习近平写公开信这样的事情,以前他是绝对不会做的。他不希望自己敏感化,从而摧毁公盟。
   
   公盟日常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这当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运动的整体水平在提高。新公民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营救陈光诚、小安妮事件¹⁵、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他都积极参与。
   
   YC:新公民运动从2012年5月许志永发表《新公民运动》算起,到2013年春夏积极参加者陆续被捕,还没来得及做更多的事情。最近媒体的比较多的,一是财产公示,二是教育平权。街头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这个比较直观。我想请你谈谈教育平权运动。这个运动好像进行了好几年,促使中国政府对不人道、不公平、不合理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受惠者恐怕要以百万计。最近我听到一个曾参加过这个运动的志愿者说,关于公立学校资源均衡,私立学校自由选择,许志永有过完整的提案。请你介绍一下好吗?
   
   滕彪:许志永和公盟很早就关注教育平等权问题,从一开始的关注打工子弟学校,后来的居住证制度研究,到后来的呼吁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教育平权”旨在减少并消除教育资源分配在城市和农村的巨大不公。教育平权运动包括以下一些活动:保障城市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正常运营,取消大城市中考和高考的户籍限制,等等。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活动由2010年最初的4位家长志愿者,发展到两年后的超过10万人。教育部迫于压力在2012年8月出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随后除北京和上海之外所有省市都开放或者承诺开放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在许博士入狱后,北京、上海也出台了新政策。
   
   YC:教育平权运动为那么多普通中国人争取到了权益,细想一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运动少有的一个典范吧。我想再强调的、很多人不知道的一点是,在2012年新公民运动这个概念出现前,你们已经在推动“公民”这个概念,你自己也写了这方面的文章,包括《后极权时代的公民美德与公民责任》等,那么最早是什么时候你们开始从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入手来推动社会运动的?
   
   滕彪:十多年前一开始介入公共事务就是从公民权利的角度,参与的人多了,就有了维权运动、社会运动。2003年的“阳光宪政”到2004年就变成了“公盟”(因为不让继续在民政局注册了,只能改名字到工商局注册),公盟的意思就是“公民联盟”。2009年公盟被取缔后我们就改为“公民(公盟)”,后来就直接叫“公民”了。
   
   YC: 可是现在大家都仍然叫它公盟。
   
   滕彪: 对,“公民”的确不像个机构的名字,所以大家仍然保留叫“公盟”的习惯。叫“公民”也有这样的想法在里边: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NGO,谁认可公民的理念、愿意承担公民责任,谁就是“公民”的一分子。
   
   YC:新公民运动开始后,你已经住在深圳了。你们怎么沟通和行动呢?
   
   滕彪: 对,我们经常通过互联网沟通。后来我恢复上课了,每个月都要回北京,见面机会不少,重要的事情我也都有参与发起。
   
   YC:现在我们来谈谈2011年的钱云会事件。许志永带领的公民调查团得出了普通交通事故的结论,引起巨大争议。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不仅不能原谅许志永,而且谩骂他,对他的行为进行各种动机猜测,等等。
   
   滕彪: 当时我在北京,笑蜀、于建嵘他们也去了乐清,公盟理事会讨论决定去做公民调查,就去了。网络上有大量消息,民众的关注度极高。一天我们正在聚餐,就在推特上看到许志永把他的结论公布出来了。我们都很震惊,因为他没有跟我们商量。这个结论当时就引起非常大的批评。后来他回到北京,见面后他讲了他的理由,他坚信他的结论是对的,虽然有些细节上可能不足。我则完全不接受。后来他要出报告第二版,我说那要看怎么写了。许志永、我,还有俞江,我们理事会讨论了很多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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