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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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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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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害人连婴儿都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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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奥输出的是共党的造假、虚伪和狂妄的本质
·共党折腾够了,也离垮台不远了
·死皮赖脸的共党该是受惩处的时候了
·真正拥有说话权的是民众,不是共党
·共党结下的民愤太大,人民必然惩治共党
·共党无规矩,所以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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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贵州瓮安县的中学生们致敬
·共党终于迎来了全民对它的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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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党和解?天理良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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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敢说话了,共党就没戏唱了

对于任何一位无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背井离乡、漂泊去了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凡是看到了共党的中央电视台,或共党喉舌媒体们的报道文章之类的种种宣传以后,可以说无一人不会认为共党实在是好生了得,把中国大陆管理得成了世界的典范、文明的楷模、经济的火车头,甚至还是世界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和创始者。使得不少的海外华人都热血沸腾,以为中国大陆辉煌强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上了。

   

   如果说中国人喜欢新鲜事物的话,倒不如说中国人喜欢凑热闹,好奇罢了。当然了,像佛山市发生的汽车压倒小女孩的事情,十几个过路人无动于衷、视而不见、坦然走过、绝不出手相救的中国人毕竟是少而又少。虽然嘴上可以这样说,这种冷血的中国人是少而又少,但是十几个人当中只有一位女士出手相救,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究竟是因为国家太强大、太辉煌了,因而连带着出现了人性的异化、或者是泯灭了?或者那就是中国人已经幸福得忘乎所以了,于是造成了冷血的现象?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同胞们,心知肚明这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而海外的中国人,难免就有些困惑了,不知什么原因。

   

   共党把海外的华人称作是赤子。据说每个赤子还得有颗赤子之心,这似乎还是个专利。国内民众就不配被称为赤子,而是被共党称作是分子,或者是某种人。不是别有用心分子,就是挑头闹事人;而国人民众则被称作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或者是上当受骗人。其实海外的所谓赤子们,是真正的不明真相的群体,通常是上共党的当,受共党的骗的群体。

   

   在北京地下铁的车厢里有两位四、五十岁的女士在高声的说着话。一位女士说:他的儿子最近入了党,言外之意那是饭碗有了保障。而另一位女士马上就高声地说:“嗨!现在的人都退党,哪还有入党的呢?”

   

   北京地铁的拥挤那是世界闻名的,两位女士的谈话至少半个车厢里的人都能听到。产生的效果却是:既没有人反对这种说法,也没有人拥护这种说法。人们的修养似乎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上,因为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到有丝毫的表情变化。

   

   列车在向下一站奔驰,两位女士仍在高声地继续地谈话,唯有共党这个政权被人抛在了脑后。昔日至高无上的庞然怪物,今日却成了人人都恶心,并且要极力清除掉的虱子臭虫;曾经独领风骚不可一世的共党,显然不甘心今日如此被轻贱的下场。

   

   据北京市的《京华日报》报道,共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要求所有的公务人员,凡是党员的必须在工作时间内佩戴党徽。据说颁布这项要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倒使我这个曾经充当过二十年党员干部的人感到落伍了不少。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党证、或者党徽是什么样子的,甚至因此而怀疑自己曾经加入过的不是共党,或者是假冒伪劣的冒牌共党;再不然就是做过一次不明共党真相的上当受骗人;甚至还怀疑,四十年前的毛共和现在的胡共或许是有真假的嫌疑。无论真与假,加入过一次,毕竟在自己人生中留下了一个污点。

   

   估计持有我的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中国大陆的铁路客运工作的人员,年纪轻的都佩戴着团徽上岗工作,却没有见到一位戴着党徽的工作人员。幼儿园里没有见到党旗,可是小学校里却都竖起了党旗。看起来,胡锦涛把党的工作的重点转向了主要是毒化青少年的方向上去了。因为他们小,涉世经验极少,容易上当受骗。富有几年阅历的年轻人,就不那么容易的轻易受骗了。更何况中年人了。

   

   在街头巷尾、在街芯花园或者是公园里,人们可以经常看到年轻人、中年人和五、六十岁的人聚集在一起,公开畅谈着家事、国事、天下事,和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他们直言不讳,矛头直接指向的是体制、政权和共党。人们在从容不迫的说着话,有理有据的分析,实事求是的得出问题的根源,社会矛盾的根源的出现、发展、激化的过程和原因,以及最后必将爆发革命的结果,等等。人人争着发表评论,有的激烈、有的老成持重,毫无顾忌,时常吸引着过路的人驻足参与。共党贯用的那顶反党反革命的大帽子显然是再也吓不住人了。

   

   有一位88岁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说,1949年以前,他在山东的老家是有140亩土地和7间房屋。共党来了,他父亲就成了地主,被斗死了;他在北京开了个小小的早点铺,1956年又被公私合营了。老人接着说:“说是公私合营,其实就是抢。”文革当中,这位老人还被扣上个资本家、坏分子的帽子,又是劳改、又是监督的整整十年。“共党们当然都富了。因为老百姓都被抢穷了,抢老百姓的当然就富了。”

   

   对于民间的这种自发的聚会谈论,无论是警察、还是城管,都是匆匆走过,全当是没看见,也没听见一样。我问他们,是否担心会有国安或特务们混在里面,给大家找麻烦?回答是反问式的:“你以为这些人的日子就好过吗?”

   

   对于这种普遍的不怕谈国事的民间现象,有人说这是普世价值大潮的影响;也有人解释为是中东茉莉花行动和阿拉伯人民革命的影响。可无论是受什么样的影响,人们普通的说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共党永远也无法封锁或屏蔽互联网。许多人,甚至其中不少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们,都能够说出一套他们是如何搜索信息的、如何翻墙的、如何躲过屏蔽发出信息的种种办法,语气既是平静又很自信。

   

   本人是经历过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有互联网,甚至连电话都极少。可是几十万人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发出了打倒现代秦始皇的声音。稍微读过一点书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是“不平则鸣”。不要说朝廷昏庸、吏治腐败了,哪怕是政治不清明、或者是一项政策措施,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民间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去批评和抵制。

   

   一年十几万起的民间抗暴维权的事件,整天愁眉苦脸的胡锦涛难道会不明白,中国的大地上已经布满了干柴,天知道哪一粒火星就会引起燎原的大火呢?更何况这二、三十年共党的干部们,又哪个不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得比共党政权是更重要的呢?

   

   从北京到各省市,甚至各个县城,首先那就是一个拆、一个建。拆,是拆得乌烟瘴气;而建,是暴土扬场。抬头看青天,是灰茫茫的一片,说不清楚是雾还是灰尘;低头看路,泥泞一片,大小的机动车飞驰而过,不是溅起泥水泼向两边,就是扬起一道更大的尘土弥漫着空气。

   

   见怪不怪的人民轻描淡写地说:“这就是为了GDP”,“这是为了政绩”。也有人说,这是瞎折腾。愿意多说两句话的人就说,“多大的家底,就这么样的折腾。反正咱看出来了,不折腾到什么都没有了的地步上,也不算完。”

   

   民间的看法,与当政者们的报喜邀功,完全形成了对立。当政者们的形势一片大好,与民间的普遍感受到的生存的日益艰难,造成这个社会板块断裂。再加上人们对共党贪腐的痛恨,从而加深了朝野敌对的尖锐矛盾。

   

   显然老百姓对于强大、辉煌和GDP的兴趣不大,当然也更不会去想什么国际地位的高低问题。大家想想,三、四块钱一斤的大米、两块钱一斤的白面、五块多钱一斤的鸡蛋、二十七、八块钱一斤的羊肉,再加上三、四块钱一斤的青菜,这就足够一个普通人家、全家人去奋斗的了。

   

   《京华时报》上发表的记者调查中说,一种治疗哮喘病的药品,出厂的价是六毛钱,可是到了患者的手里是要花出十二块钱的。二十倍的出厂价是便宜的。药品普遍的售价是出厂价的六十五倍。这几十倍的中间环节的钱,那就都进了个人的口袋。一个人有病,不知多少人从中发财。

   

   老百姓们想恢复传统,多吃些窝窝头、玉米面粥以保健康。可是到市场上一问才知道,一斤玉米面的价钱是五块到六块钱。难怪有人当场就愤怒的发出了天问,“自古以来,玉米面的价钱从来都是低于大米和白面的,穷人究竟该吃什么?”

   

   此一问倒是触发了本人的一点回忆。家父始终挣着所谓的高工资,所以玉米面、地瓜面是不吃的。可是在大饥荒和文革的年代里,为了活命就什么都得吃。玉米面不过是八、九分钱一斤,地瓜一、两分钱一斤。文革以后家父恢复了正常,每天吃早点,是一碗馄饨八分到一毛钱,一个小烧饼是五分钱。本人也作了一次同样的尝试,结果是馄饨一碗八块,烧饼一个一块五。不由得我也发出了天问,“假如家父仍然活着的话,以他的百分之百的离休工资,他还吃得起这一碗馄饨加上一个烧饼的早点吗?”

   

   所谓的改革三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总结一下,不过是两点:一、是90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债;二、是接近80万亿元人民币的新钞票投入了市场。再去比较一下每年不过20万亿人民币的GDP,于是高通货膨胀率和货币的大幅贬值那就是必然的。共党喉舌们近日报道说,共党国务院打算把中国人的平均标准收入提高到人年均2,300元。

   

   记得大约是四年前,中国人年均收入是1,840元。可是四年之内物价提升了几倍,又岂是提高25%的收入能够应付得了的呢?明年的一月份退休工资要上调一百多块钱,升幅是5%。老百姓说,这不过是三斤多的羊肉钱;可是五毛们却说,今年的大白菜才两毛钱一斤。市民们马上回驳说,“去年是八毛钱一斤,今年卖两毛菜农们倒了霉。明年种的菜少了,天知道又是多少钱一斤呢?”五毛们说,“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律。”

   

   可是共党反对私有制。中国大陆根本就不是个市场经济,这只能说是一片乱象和混乱,民怨于是就沸腾了。当政者们明白,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所以从来不敢面对公众去讲清问题,于是舆论的空间就让给了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五毛们。五毛们确实也不辜负党恩,心甘情愿的替党挨骂。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新行业,挣多挣少且不去管它,反正什么人也得吃饭。

   

   经济这台戏,共党明显地是唱不下去了。崩溃破产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上,不要说胡温,就是抬出马列,也无回天之力了。但是毕竟是共党,共产主义搞砸了,就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搞砸了,就搞全民经济。反正是不敢搞市场经济。政治搞砸了,那就搞经济;经济也搞砸了,那就搞文化体制的改革。

   

   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崩溃了的废墟上,竟然建起了亮丽的文化成就。大小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共党们忙着正在研究各省各市的精神应该是什么?计算着还剩下多少文化遗产,能卖几个钱?于是被拆建得面目皆非的北京,突然又冒出了个北京精神。

   

   共党又煞费苦心的堆砌出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这四个词,据说是可以表述北京精神的。尽管荒唐,可是也算是多少有点进步,比共党一直宣扬的共产精神要强。究竟什么是共产精神,其实共党也说不明白。凡是死了的,都反映出了共产主义精神。显然共产主义精神也搞砸了,于是就又弄出了个北京精神。

   

   从这四个表述词上看,似乎是不必人死了以后才能反映出北京精神,活人也能有精神,这就使人们放心了不少。可是既然提到了人的精神,问题也就出来了。精神这种东西是没有地方性质的和地方观念的,既不分国界、更是不在乎种族。精神是属于人的自然属性,每一位独立的个体的人,都有他自身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的思考,因而产生每一位独立个体的人的自由精神追求,那就是一种境界或者是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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