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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当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三期叠加,即GDP锦标赛动力的丧失期——改革红利不能充分协调发挥合力期——全球化红利暂缓释放期,中国经济当下的情况空前复杂,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特别是在今年这样一个外围流动性可能发生急剧变化的环境下,不能排除会看到一些系统性风险的集中爆发,这包括二三线房地产价格泡沫的自我实现式地破灭,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以及金融体系包括主流银行系统的坏账损失,如果这叠加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就会引发一场完美风暴。这其中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拥有超过35万亿的净资产,但如何巧妙的转移过高的地方政府杠杆,完成从地方到中央,从政府到居民,从国内到国外的转移腾挪,用长久期的成本低廉的负债去匹配地方政府那些缺乏流动性的长期资产绝对是一个重大挑战,这也是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短期前景高度怀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知道,违约是一条长长的光谱,最上端的是上游的原材料,例如涉矿的大宗产品,包括铜、大豆,铁矿石,煤炭等,然后是中游的过剩产能,包括新兴的过剩产能,例如超日债,太阳能,风能等,也包括传统过剩产能,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然后就轮到下游的房地产了,房地产往下就连接着地方融资平台,因为如果土地卖不出去,则地方融资平台的流动性立即就会出现问题,而这两者如果出现问题,那么中国的影子银行部分,特别是信托就会出现兑付风险,再下来是国家级融资平台,例如国开行的金融债的发行困难,然后是一般商业银行体系的坏账问题,从而回到危机的起点和终点。

   

   这其中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是关键的分水岭,去年经济之所以还可以,就是因为地产投资还是不错的,但今年这个假设就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即便放开非核心城市的两限都仍然不足以支持需求的释放,从而导致土地销售和新开工继续下降的话,增长底线就会变得岌岌可危。所以预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应该就应该划在附近。我们认为寄希望于一次性出清的理想化方法,来冷启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改革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在系统性风险爆发,全球经济激烈博弈和资本高度快速流动的大环境下,大型又另类的经济体几乎不可能有喘息的机会,这个机会成本可能有无法承受之重。在接下来的关键数年中,中国既需要甄选合适的策略冲出人均GDP6500-13000美金的这一中等收入陷阱,又要避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局面。怎么办呢?解决的方法也蕴含在提出的问题中。

   

   发挥“政府更好的作用”至关重要

   

   第一个断层主要的问题在于民间资本还没有被释放出充分的活力,那么第一条路径就主要是发挥“政府更好的作用”,这同“让市场起决定作用”一样不可偏废。是的,我们要市场决定,但不要市场原教旨主义。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而且要学会与市场及时沟通和良性互动。

   

   例如“十三五”规划即将展开,这是中国冲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五年,采取什么样的可行策略进行突破至关重要,明确的规划将给出指导民间资本行动的清晰指南。在增长动力方面,在主体功能区规划清晰的前提下,能否考虑把30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参与的全员gdp锦标赛,升级为20-30个城市群之间的比赛,在重点建设区域,甚至可以考虑升级成立一批直辖城市群,重塑扁平而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既保障地方的活力释放,也强化了中央的有效指导。

   

   特别是切勿浪费这一次高规格的京津冀一体化的顶层设计机会,用大都市圈统一管理模式来进行整体的人口、产能、基础设施、环境、公共服务、生活的优化布局,那么这将有力地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化的进展。3J的一体化本质上是一个超级城市群建设,它可能就是未来深度城市化的一个范本,同时可以在3J大力推进3P,即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在城市建设中同步进行政府适度去杠杆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

   

   最近一些稳增长的行动正在展开,例如在中央层面,铁路总公司调增了今年铁路建设目标,新开工项目由44项增加到48项,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由7000亿元增加到7200亿元,新线投产里程由6600公里增加到7000公里以上。地方上,近期宣布的15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总计18万亿元,投资方向集中在交通、能源、水利、环保、民生等领域。当下未必需要当年4万亿的强刺激,但不要排除适当的“克强”式微刺激来对冲经济的下滑走势,只要这些刺激或者说项目是效率兼容、民生兼容、改革兼容和升级兼容的。也可以考虑启动重大基础设施例如国土整理,环境,水资源保护和跨流域污染治理。关键是推出有效投资和对投资方向的把握。我们不需要对中国的投资进行妖魔化,在一个人均资本存量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的现实情况下,进行有效的投资才是王道。有效的投资使得民生需求得到大量的释放,使得短期的经济不至于下滑过快,能够稳定经济增长温暖的内核,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储备将为改革红利最终释放引发的新一轮周期做好铺垫,一如1997-2002的那个周期,那个时段中,最大的拷问就是如何激活民间投资,历史会再度押韵的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远未结束,但内核变为了深度城市化和产业升级。

   

   重要改革领域衔接与突破

   

   第二个断层源于众多改革的衔接度问题,因此第二条解决路径在于不仅让快改革倒逼慢改革提速进行配合。同时而且还要在避免金融风险形成集聚,守劳底线的同时,还要尽快在各个重要改革领域形成重大标志性的突破,并相互呼应。改革大致可以归类为:1)提升效率的,例如国企改革,政府改革和自贸区改革;2)增加供给的,例如土地改革,要素价格改革;3)增加需求的,例如户籍改革;和4)调整分配的,例如财税和收入分配,金融改革中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这些改革必须相互协调,发挥合力。同时要注意,很多改革不能简单沦落为因为西方怎么样,所以中国应该怎么样的简单山寨式模仿,因为一种政策总在一个整体环境下有效,特别是经济学家老是喜欢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做一个推断,而不幸的是其他变量一直是在剧烈变化中的。

   

   具体到推进上,例如在国企改革方面,一定要在前十大的国企中挑选一两家(包括五大国有银行),真正实现混合所有制,从股权比例、人事安排、激励机制等方面做出全面的真正市场化的安排,中石化、中信等需要加速行动。目前中国国企有近84万亿总资产,约占实业资本的44%,3900万在职员工,但收入仅占27%。更加麻烦的是这些国企的净资产收益率不过是5.9%,远远低于全社会企业的10.4%,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拉平国企和民资的利润水平,GDP就有额外的2个百分点的增长,这就是改革的红利!所以说混合所有制是真正的风口,会把国企吹得像猪一样的高飞,让本次国企改革跟上次股权分置改革一样波澜壮阔。而且一旦把资本化出售所得的真金白银交给全国社保基金以充实社会安全网,就会让改革更无后顾之忧。

   

   再如财税体制方面,必须利用预算法三审契机,全面推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和全口径的预算公开,并在此前提下允许地方政府独立举债,用长久期和低成本的市政债券替换目前通过性价比极差又不透明的影子银行融资手段,实现资产与负债的全面匹配。同时在新一轮城市化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全力启动PPP机制,外包城市化的职能给市场化主体和民间资本来完成。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重大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工程,油气管网及储气设施、现代煤化工和石化产业基地等方面,首批推出80个符合规划布局要求、有利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建设营运。下一步则将推动油气勘查、公用事业、水利、机场等领域扩大向社会资本开放。政府通过要素价格的调整,吸引民资进入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来,一定要让利于民,要叫好也叫座。每一个项目的成功都会为民间资本克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添加信心。此外政府还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大幅度减免中小企业税费,并加大科技投入的税收抵扣等供给政策来刺激民间投资的活力。

   

   又如在户籍改革方面,今年内不妨彻底放开中等规模城市户籍,并在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其中提供适当的居住公共服务尤其重要,国开行近期宣布加快住宅金融事业部的组建,并将实行单独核算,采取市场化方式发行住宅金融专项债券,向邮储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筹资,鼓励商业银行、社保基金、保险机构等积极参与,重点用于支持棚改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工程建设,这其实就是中国版本的两房,在国家的层面上,用国家级的信用来支撑住房公共服务。一旦最大几个类别的公共服务得到国家的支持,则地方政府的改革成本就会降低,抗拒度也会下降,进而开放户籍就会水到渠成,而这会使得有效劳动供给和劳动生产率可以成倍增长,让所谓“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成为一个伪命题,仅此一项就可以增加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这也是改革的红利。

   

   在这些核心领域里面不断的改革成就的获取就会为这个市场建立足够的信心(加上重大反腐行动的成功),这个年代信心还是比黄金更重要。要知道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在雪亮地看着呢!笔者相信上述领域内的重大成功范例会全面提振全球对中国改革的信心和整个资本市场的乐观情绪。

   

   建立中国为主的内循环

   

   第三个断层是全球化大循环已经局部断裂,那就以中国为主建立自己的内循环或者小循环。某种程度上,目前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同1945年二战刚结束的美国面临的环境和机遇窗口是类似的。当时美国拥有全球的最多黄金储备,占当时西方世界黄金储备的48.5%,为法意德英日的4.5倍(也是二战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高达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时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工业产能,二战中美国由中立到参战,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至1948年,美国工业已占世界总产量的53.4%,世界出口总值的32.4%。而中国现在存在普遍的过剩产能,在500主要产品中有220种居世界前列。而根据最新的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计划要淘汰落后产能钢铁270O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

   

   而在另一方面,当时全球的环境是被战争重创的欧洲和亚洲两大完全瘫痪的一序列原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废墟上德国和日本,以及即将获得独立的,但几乎是一穷二白的新兴民族国家区域。现在则是在2008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百废待兴的老欧洲、基础设施陈旧的美国和明显减速的发展中经济体,全球经济正处于无明显增长动力的垃圾时间状态,由于流动性减缩,今年可能还蕴育着再次下行的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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