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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至76年间自杀现象之剖析-终

二.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分析与评价
   
   在已收集到的1949至1976年间自杀者的案例中,以知识分子的自杀最引人注意。下面的分析以笔者选择的部份知名知识分子的案例为基础[22],这一名单与上一节注[21]的自杀名单基本不重复。在这一名单中的知识分子多数是本世纪上半叶的大学毕业生,不少人曾留学国外,多半学有专攻,是各自学科或领域内的骨干,也可以说是民族的知识精英。他们在中共建立政权时都留在大陆或在中共建政后特地从海外回国,投身祖国的科学文化建设事业。他们是爱国的,并非中共的政敌,不少人甚至就是中共早年的党员和重要干部。但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政治打击的对象,使得他们走上了绝路。
   
   1. 39 例自杀案例的归类分析

   
   为找出自杀现象的共性特征以研究其成因,笔者曾按下列项目分析对比过名单中的案例资料:1.自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2.自杀的具体方式(如跳河、跳楼、跳烟囱、跳海、跳井、跳粪坑;自缢;打开煤气;服过量安眠药;触电;切断动脉;卧轨等)。3.自杀的直接动机。4.生前工作单位。5.生前经济状况(主要指收入)。6.自杀前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疾病)。7.自杀时的婚姻状况(主要指是否与配偶不和)。8.自杀时与子女的关系。9.自杀时的年龄。10.自杀后单位的结论。11.自杀者家族成员中有无自杀史。12.其它特殊情况。
   
   经过归纳分析后,发现了如下特征:
   
   第一,在诸种自杀方式中死者通常选用最简单、成功率较高的方式,如跳楼、自缢,这表明知识分子自杀时的绝望程度和必死的决心。他们选择的自杀方式还受制于物质条件的制约。例如,只有少数人选择打开煤气的方式,且集中在家庭煤气使用率较高的上海;自杀的高级官员中多采用服安眠药的方式;而其它自杀者则往往选择自缢和跳楼等痛苦或惨烈的方式。[23]
   
   第二,自杀者中,除少数人外(老舍 67 岁、饶毓泰 77 岁、卢作孚 69 岁、王重民73 岁、周瘦鹃 67 岁),其余 35 人的年龄约在 45 岁至 55 岁之间。自杀者的这一年龄特征说明,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年富力强、正处在事业高峰期的中年人为主。例如,其中有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汤非凡四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饶、谢两位还是 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还有熊十力、周予同等国学大师。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也都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既然处于这一年龄段的知识分子有较多自杀者,说明社会生活是极不正常的,这些人如果不是被逼到绝路上,一般情况下其自杀动机本来可能会比其他年龄段的人低。
   
   第三,自杀者集中分布在高等院校、作协文联、艺术团体,这些职业恰恰是“思想改造运动”、“反右”和“文革”的矛头所向。
   
   第四,自杀者中有不少是夫妻双方同时自杀,如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张宗颖夫妇。这种现象说明,这些自杀者的婚姻状况良好,他们选择这种方式反映了夫妻双方对自杀身死有高度认同。
   
   第五,绝大多数自杀者的家族中都没有自杀记录,从自杀者的性格、年龄、经济、婚姻状况里,都找不到明显的自杀理由。由此可以推测,这些自杀现象的原因与社会学通常对常态社会里自杀现象的假设不同。
   
   2. 自杀现象的原因解析
   
   著名社会学家爱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曾对自杀现象做过系统的研究[24],他从对宗教活动、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体的研究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利己型(egoistic),这类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未与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altruistic),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而贡献自己的生命;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anomic),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杜尔凯姆将自杀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因素的思路,给人们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自杀与社会环境有关;正是从自杀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某人自杀的根源和背景。
   
   1949 年至 1976 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状况,恰好能从它们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找出根源。但是,导致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的原因与杜尔凯姆的分析并不吻合。因为,杜尔凯姆所描述的是常态社会中自杀现象的一般规律,而笔者在本文中所考察的却是一个非常态社会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奇异现象。杜尔凯姆有关自杀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的这种自杀现象。仅在分析某些个案时,杜氏的理论或许有参考价值。
   
   在1949年至1976年间自杀的大批著名知识分子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之间,本来并不存在特别的紧张和冲突,但是,在当局有意识地引导操纵下,形成了一种对知识分子强加政治压力的社会政治环境,这种压力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达到了高峰,而知识分子的自杀率则与这几年政治运动中的政治压力高低完全成正比例。在已知案例中,自杀的时间集中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这三次高峰,这些自杀高峰与当时的三次几次政治运动的高潮期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实质。
   
   这一时期出现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还带有明显的突发性和传染性。当许多人处于几乎相同的政治压力之下时,个别自杀者的行为具有对其他社会成员的某种暗示性,而别的正感到恐惧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这一暗示,而选择相同的结局。例如,1966 年 9月3日著名音乐家傅雷夫妇自杀后,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也一起自杀;又隔了三天,傅雷生前的好友、该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25];随后,该院的音乐理论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陈又新也相继自杀。
   
   在这二十多年里,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选择自杀的道路,确实是令人吃惊的。从这些案例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自杀的原因。
   
   首先,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制度产生了一种严重威胁知识分子生存的气氛。在自杀者中以早年信奉自由主义理想、并有留学和国外生活背景的知识分子为多。这些知识分子曾经感受过自由社会的生活方式,他们回国前或者对中共的制度不了解,或者是对这一制度抱有不少美好的幻想,结果国内现实的政治环境与他们所期待和愿意接受的显现出巨大的差异。发现受骗上当后,他们的内心可能长期处于复杂的矛盾状态下而无法自拔,再遭遇突然降临的政治打击,就很可能导致他们的精神崩溃。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当年从香港回到中国的三个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容国团和傅其芳,最后全都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中共建政之初,有不少知识分子本来是可以选择离开中国大陆的,由于对新政权抱有幻想而留了下来。当后来他们面临政治高压时,或许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有一种追悔莫及之感,这也是令他们走上自杀之路的可能原因之一。
   
   其次,五十年代初期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产生了一种媚上卖友、不择手段打击同事甚至亲友的极为恶劣的政治文化,而且这种政治文化被冠上“革命”的旗号而受到政府鼓励。社会当中充满了对立,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友情被无条件对党和干部的效忠所替代,正常的社会人际关系受到很大的破坏。这样的政治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也是这些知识分子难以认同的。从以往早已习惯了的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落入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并且毫无选择地不得不在其中生存下去,使许多知识分子的身心受到摧残,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无法通过任何渠道释放出来。人际关系的普遍恶化,甚至使家庭、亲戚、甚至长幼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异化。知识分子自守的个人道德和人格,无法对抗这种由政权强加给整个社会的无道德化,因而他们会有孤立无援之感。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气氛中,让许多正直而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产生厌世的社会心理,这是自杀现象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
   
   再次,五十年代以降,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日益取代、甚至消灭了传统的日常文化生活;人为地制造阶级对立,使整个社会普遍缺少人道主义精神;由于取消了教会,使一切与教会相关的博爱观念都淡化了。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自顾不暇,甚至人人自危,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社会成员也普遍失去了人类本应有的同情心。在这种情况下,绝望而有可能走上绝路的人们以及已经自杀的死者,不但得不到别人的关心和爱护,反而受到更严酷的打击。从本文列举的自杀案例中可以发现,某人自杀后,其所在单位往往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他们的多数在“畏罪自杀的”名义下而被罪加一等。巴金曾说过:“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功击死者。”[26] 不仅在社会基层如此,党政高层也毫不关心绝望者的命运。毛泽东就曾对他的医生李志绥说过这样轻松的话:“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自杀现象缺少起码的人道关怀,也是加剧自杀现象激增的原因。
   
   第四,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自杀率,与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间政治运动中对他们人格的恶意侮辱有关。从已知的自杀案例中发现,自杀者往往相对地集中在这样几个社会群体,即大学教授(学者) 作家、大学生、名演员。有研究表明,在西方和日本,作家自杀的情况比较为人熟知,而历史上中国作家却很少自杀。[27] 为什么在特定历史时期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却集中出现了一个自杀的高峰呢?其原因只能从那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从案例中发现,当时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污辱有时甚至超过了政治迫害。比如,当年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就是在被人当面扇了耳光之后自杀的,其它诸如老舍、傅雷、翦伯赞等都有类似情况。知识分子是高度自尊传统上也受到社会充份尊重的社会群体,只是到了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才史无前例地受到了自上而下的、有系统、刻意的政治迫害和人格侮辱,这是许多知识分子自杀的直接原因。
   
   最后,自中共建政以来,除了连续不断的政治高压外,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也迅速缩小,他们一旦受到打压就只有死路一条。知识分子以传播思想文化为职业,但 1949年后完全取消了新闻和出版自由,逼着知识分子只能依赖现存体制生存。同时,政府垄断了几乎一切知识分子可能就业的场所。如果知识分子被这个体制所排斥,他们将再也无法以自己的知识技能谋生,而只能去从事体力劳动;而对一些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失去了原来的职业,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后的绝望正是由此而生的。这种为了明确的政治目而塑造的严酷的生存环境,是导致这一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急剧上升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既不同于帝俄时代的流放,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谪贬。在那样的时代里,在皇权之外还有民间社会,被正统贬斥并不意味着在民间无法生存。而在1949年至1976年间,民间社会基本上消失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受到政治迫害后根本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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