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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昆明“3.1”惨案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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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昆明“3.1”惨案的反思
      ——民族冲突的真正根源暨中国民族冲突的大势
   
     “3.1”昆明恐怖砍杀惨案震动了全世界,引发了海内外华人对民族问题的新一轮反思和激辩。许多人把民族问题归咎于专制,知名异议作家,民族问题学者王力雄先生就认为:民族冲突的根源是“权力的肆虐”。此种主流看法,因为顺应“自由民主”的异议主旋律,而应和者众。
   


     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专制政权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差异,奉行民族压迫的专制政权,如蒙元、满清、土耳其等等,固然滋生和激化民族冲突;但也有的专制政权,并不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其典型就是共产党政权,共产党政权的压迫是阶级压迫,而非民族压迫:
     共产党政权因其马克尸意识形态属性,几乎无一例外地奉行马克尸民族虚无主义民族政策,以阶级属性取代和掩盖民族属性,对引爆民族冲突的导火索——民族主义,不约而同都是严厉压制的:
     共产党时期的蒙古,就严厉打击对尊崇成吉思汗民族传统;东德当局对纳粹影响、对以腓特烈、卑斯麦为代表的德意志英雄主义传统的清肃和压制,比西德严厉得多。。。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共当局对“大汉族主义”的打压,到了走火入魔——以本民族——汉族为劣等民族的地步(对少数民族几乎全方位的“优待”政策),此种丑恶,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中共当局比满清还等而下之的地方。
     各国共产党当局对民族主义刻意打压的客观后果,就是民族矛盾和冲突受到转移和抑制:这就是为什么苏联时期和共产党时期的欧洲,民族冲突反不如后来激烈的原因;在中国,则必须看到:毛泽东时代疆、藏爆发的少数民族大规模反抗,主要反的并非汉族,而是毛共当局对少数民族强行推行的共产暴政。。。可惜众多专家、学者都忽略了这一点,把当年少数民族的反共产暴动与现今的民族冲突混为一谈。
   
     民族矛盾和冲突大升级,反而在1989~1992年“苏、东、蒙”大变天后到来:苏联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分离、高加索陷苦战、新纳粹甚嚣尘上;南斯拉夫分崩离析,各族仇杀混战;蒙古“成吉思汗热”大复兴,华人倍受歧视排斥。。。。。。
     综上可见:
     一,民族矛盾和冲突不一定是专制政权造成的;它们显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显而易见的是:1949年之前,新疆维、汉、满、回等族相互的大屠杀,比1949年之后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自由民主并不能自动解决民族矛盾和冲突,相反,至少在宪政民主制度建立后相当长的不成熟阶段里,原先被专制政权转移、压制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因为获取了丰富的释放渠道,反而大升级。。。能够说明这个规律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乌克兰:
     毋庸置疑,现今乌克兰的自由民主程度远远超过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族群矛盾和冲突为什么越来越具有爆炸性?
   
     当然,决不能因为自由民主不能自动解决民族矛盾和冲突,就否定宪政优于专制的价值:由于从长期来看专制缺乏修错能力,它是一种弊大于利且后患无穷的体制。
   
     当今学者一个通病,就是故作高深: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浆糊化。。。并以此故弄玄虚,以达到骗吃骗喝的目的。
   
     民族矛盾和冲突到底从哪里来?说白了就是从民族的差异中来,这种差异,包括:语言、信仰、文化、习俗、种族、发展程度。。。维、藏两族为何长期以来与汉族特别合不来,以致在中共上台之前,都一直冲突不断?说白了就是维、藏两族的语言、信仰、文化、习俗、发展程度。。。与汉族差别巨大,维吾尔与汉族,更有种族上的差别。这些差别,令维、藏两族对汉族天生具有强大的离心倾向,而一旦两族对汉族的人口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生发出民族冲突。
   
     民族矛盾和冲突激烈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其中两个因素最为重要:一是矛盾和冲突双方的人数;二是信仰:
     现今中国,维、汉冲突为何特别激烈?一是因为新疆维吾尔族对汉族的人口优势越来越大:
   
     新疆维吾尔族人口超过834万人(2000年),占新疆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二,而同期新疆汉族人口不到749万人,只占新疆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点五强,汉族在新疆对维族居于数量上的劣势,由于中共当局迄今在少数民族地区单对汉族坚持“一胎化”的“计生”自弱蠢政,使得汉族在新疆对维族的数量劣势继续扩大,到2005年新疆维汉比例变为:百分之四十点七对不足百分之三十九强,最可怕的是:五年内新疆汉族新生人口大跌百分之七十六,迄今新疆汉族生育率只及维族三分之一(2005年维族生育率3.16);由于维族成为年轻人口众多的朝气民族,而把持新疆政权的汉族,因为年轻人口的急剧减少,沦为暮气沉沉的衰减民族。
     因此,维族的分离动力愈发强大,且后劲十足;相反,因为本民族的老化衰减,中共当局对新疆的统治基础不断弱化,日益陷入左支右绌的救火式“维稳”困境。
     再则,维族的民族性宗教——伊斯兰教,脱胎于古犹太教,本身带有崇尚报复、崇尚暴力和不宽容的特点;伊斯兰教精神驱动,令维族拥有了不择手段激烈反抗的价值核心;因此在中国少数民族中,维族的分离主义运动,最为激烈和强劲。
   
     那么,信奉佛教的藏族,反抗运动为何也强韧不衰呢?这是主要是因为汉族在西藏所占的人口比例,比起藏族居于绝对劣势(迄今弱于百分之六),由于现今汉族生育率远低于藏人,也由于汉人天生无法适应西藏的缺氧环境,此种劣势仍在扩大。。。因此,中共当局在西藏的统治基础,比在新疆更为薄弱。
     从民族人口的劣势不断扩大的趋势来看:新疆,特别是维族集中的南疆,脱离中国已成定局;西藏脱离中国的大势,更加无可挽回。
   
     而此种定局和无可挽回,主要是中共当局一手造成的,其中,邓小平及其继任责任尤为巨大。  毛泽东时代,中共当局大力笼络少数民族,制定了以近乎全方位歧视汉族为代价的少数民族优待政策。毛泽东以汉奸民族政策笼络少数民族的幕后,怀有以汉族移民占领少数民族地区的心机,这在新疆体现的尤为明显:毛共当局一方面待维族为上宾,一方面以“生产建设兵团”的方式,向新疆(主要是北疆)移入数百万汉人,使得新疆维、汉两族比例发生剧变,支持了共产党政权在新疆的生根。
   
     毛泽东的汉奸流氓民族政策,确有汉化新疆的实效性,但它留有助长分离的巨大弊端:
     一则,优待政策日后难以收回,且“高人一头”的优待助长维族分离之骄气:既然你汉族低人一头,那我为何归附你?我离你越远岂不越获优待?
     二则,优待少数民族的自视劣等民族政策,导致历经满清荼毒后一盘散沙的汉族,更加散沙化:既然汉族如此待遇,那么做汉族还有多大吸引力?于是1949年以后,少数民族归化汉族的大趋势发生逆转,一大批汉人为了入学、工作、提干、婚育。。。等等优待,反而冒充少数民族(通过虚报、篡改户籍等手法),平白生出一大批伪满、伪蒙、伪回、伪维、伪藏、伪壮、伪苗。。。来,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荒诞现象。
     本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空气稀薄,使得汉族在与少数民族分离势力的角逐中,竞争力和斗志都大打折扣。
     现在在新疆、西藏两地,汉人之所以暂时还占上风,全靠把持着政权的优势,一旦专制政权失控,一盘散沙且数量都处于劣势的汉族民间,根本不可能是团结、且具有反抗的信仰价值核心的维、藏民众的对手,两地的汉族老百姓,将遭对方杀鸡宰羊般地大屠杀!
   
     “邓改开”之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原先或多或少为马克尸民族虚无主义遮藏的民族矛盾,再也遮不住了。但邓小平及其继任者非但不能审时度势,在民族问题上改弦更张,作出清醒的决策,反而接连作出比毛泽东大为昏乱的决策,几乎是昏招迭出,一个比一个荒谬:
     邓小平复出之后,眼见李光耀的专制模式当时风光无限,迫不及待东施效颦,竟由邓记矬子的短促天庭中拍脑瓜拍出“一胎化”强制“计生”的超级臭棋昏招来,以实现他“人少好致富”的脑残想当然;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邓效颦头脑短路若此,竟对汉人在新疆、西藏广袤地区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浅显事实都看不到了,竟在坚持“毛优待”的前提下,在新疆与西藏同样实行单对汉族的“一胎化”强制“计生”来。
     对新疆和西藏,“邓计生”的最大作用,是扶助维吾尔族在人口发展上战胜了汉族;并且把西藏汉人由绝对的劣势民族,继续望悬崖边推。。。明眼人不难看出:民族的较量,归根结底是数量的较量——古埃及人为什么灭亡了?因为他们被人口数量大大超过自己的阿拉伯人征服者同化了;满洲征服后,中国没有万劫不复,而于两百多年后成功复国,就因为满洲族后来输给了汉族;征服中国的满洲族为什么最终输给汉族?就因为汉族不仅数量远多于满洲族,而且在人口的发展上也没有输给满人,因此同化了满人。
     三十年来,由邓效颦发起,由江泽民、胡锦涛坚持(习近平仍在坚持)的、单对汉族厉行的“一胎化”强制“计生”,堵死了汉族以数量汉化新疆的唯一门径。由于三十年如一日地坚持“邓计生”,“少子化”的生育文化已在汉族家庭中生根,且莫说习近平大体上仍在坚持“邓计生”(只作了“单独”准生二胎的微调),就算现在全面放开“二胎”,汉人生育率也不可能上涨——山西翼城的试点,早已铁板钉钉地证明了此点;因此,在新疆,汉人要想在人口上战胜维人,已经不可能!
   
     在西藏,则更不可能!因为西藏还有缺氧的高原环境这一天然巨障——由此也可知,西藏不属于中国,诚乃天意!
   
     由此可知,邓小平及其迄今继承者,在民族问题上昏聩愚蠢到什么程度——全世界绝无仅有!毛共和中国左派分子对此全然无察,把民族问题不可收拾的现状,统统归咎于胡耀邦的“拨乱反正”,称什么胡耀邦对少数民族怀柔的政策是“胡乱邦”,其实,邓小平才是造成现今中国民族问题不可收拾局面的始作俑者!
   
     而邓小平“隔代指定”的胡锦涛,比邓小平更等而下之:由“拉萨平暴”开始,胡锦涛切身体验了马克尸民族虚无主义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已经行不通了,便急忙于上台后对疆、藏祭出强迫汉化的民族暴政,结果是火上浇油,把两地更快地退向动乱:
     从策略上说,如果汉族人数在疆、藏两占有人数上的优势,强行汉化不失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手段;问题是由于坚持“邓计生”,汉族在疆、藏两地日益趋于劣势,中共当局对新疆、西藏的统治基础日趋薄弱,这时候去搞强行汉化,不啻是赤膊上阵捅马蜂窝——激起爆炸性、且不断升级的反抗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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