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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七)

   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七)

   ——熊飞骏

   

   四、近代中国第一个背黑锅的外交官

   

   近代中国官场最可怜的职位是外交官!

   近代中国绝大多数外交官都是背黑锅角色,不但被当时的国民骂了个狗血淋头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死后还要背负“汉奸卖国贼”的百年骂名。

   近代中国外交官背负骂名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近代对外战争几乎都是打败仗。凡是打败仗都得签订割地赔款的屈辱停战条约,如拒绝签订屈辱条约就不是割地赔款的问题,而是整体亡国的大灾难。

   二是中国人欺软怕硬,宁开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皇帝和握有军权的小人武官打了败仗国人不敢谴责;手头无兵多少有点休养的文官自然成了国人发泄不满和表演爱国的理想目标。

   丧权辱国的罪魁祸首应该是腐败弄权挑起国际争端又打败仗的皇帝政客,外交官就算处置失当也不担主责。可绝大多数中华大国民只有痛骂外交官那点胆识,好象只有外交官才有权力割地赔款?

   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外交官是李鸿章。他的纯熟外交手腕和如入化境的以夷制夷策略,为好逞强斗狠又屡战屡败并面临亡国危险的大中国挽回了很多损失,保住了大中国东山再起的资本。

   可李鸿章却是我国历史教科书上名声最响亮的“汉奸卖国贼”,背负的骂名比近代中国所有腐败政客的总和还要多。

   近代中国第一个背黑锅的外交官是琦善。

   琦善在鸦片战争前是直隶总督,权力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两大市委书记的总和。

   英国远征军打到天津北河口大沽炮台时,挑起战端的林则徐被撤职查办。琦善受命出任对英国谈判的全权大使。

   琦善面临着两项紧迫的外交使命:

   一是让英国远征军尽快从能打击首都的白河口撤退,退得越远越好。

   二是和英国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结束战争,让英国远征军回国,恢复大清国的和平与秩序。

   要达到上述两项目标,就得答应英方提出的大部分停战条款:割地、赔款、通商、平等外交。

   可道光皇帝给琦善下达的外交底线是:即要讲和,又不能让步!

   那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外交使命。

   琦善面临的是一个谈判死结。

   可琦善在初期却天真的认为自己有能力解开这个外交死结。

   中国官场从来都是“关系第一”,当官的主要职能就是“跑关系”。

   琦善则是大清官场善于“跑关系”的人精。

   琦善认定人类世界的官场都和中国大同小异,都可通过“搞关系”来解决棘手问题。他只要和英国远征军一把手义律搞好个人关系,在义律面前“装孙子”,多说好话多拍对方马屁,送上足以令对方心动的巨额贿赂,就可令义律在谈判桌上作出巨大让步。

   中国官家要面子,只要是用于贿赂的暗箱支出,那怕数量大到和赔款总额相当,皇帝那边也好通融。暗中赔钱百姓不知情,对内照样可以宣布取得了反英抗战的伟大胜利。

   琦善自信能解开中英谈判死结的逻辑一样来自中国特色官场:谈判获得再多的好处也是国家的;给官员个人的巨额贿赂则是自己的,官员在关键时候都会选择损国肥私。大清国的官员多是这么干的。

   琦善在英国人面前“装孙子”,可在给皇上的奏章中他却是大义凛然不辱国格的“大爷”。他在英国人面前宣称他是义律不分彼此的最好朋友;在送往北京的奏章中却又痛心陈情:要克服对那些必须打交道的性格粗野形体污秽无父无君的外国人的自然憎恶心理实在很困难……

   琦善面临的当务之急使命就是说服英国舰队从能直接打击首都的北方南撤,最好能返回广东,把皇上和京官从危险恐惧中解放出来。

   琦善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到了这一点?看上去象是创造了外交奇迹。

   大清国是一个崇尚“谋略”不知“诚信”为何物的国家。琦善创造暂时性“外交奇迹”的谋略就是“骗”和“拖”。

   为了让英国远征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掉头南下广州,琦善对英方提出的“割地、赔款、通商、平等外交”等停战条件在口头上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承诺只要舰队回到广州,他会代表他的帝国最大限度地满足英方的合理诉求,结局肯定会让英方满意。

   十九世纪中期的大英帝国是一个“重契约、重信用、重诺言”的国家,对琦善这个帝国全权大使作出的承诺自然深信不疑。

   琦善根本没有想到要兑现那些承诺!他也没那个权力。在外交死结面前,他只是乞灵于中国官场外理棘手问题的拿手戏——“据箭杆法”,只在表层问题上做文章,而把核心问题尽可能往后拖,如果能把问题拖到下一任那就更好。

   当然琦善也想通过拖延来赢得时间,好实施他的“关系反间计”。在天津到广州的漫长旅程上,他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和英国官老爷“套近乎玩贿赂”的计谋。

   琦善对自己的“骗术”不但没有丝毫良心负担,相反颇为自豪。中国《孙子兵法》不是有“诈降计”吗?他这次只是成功运用了一下孙子兵法而已。那么多帝国军队都挡不住英军攻势,他只通过三寸不烂之舌就“喝退百万师”了。琦善恍恍惚惚把自己想象成了天才的军事家。

   道光皇帝也为琦善的成功“舌战雄师”兴奋不已,授与琦善更大便宜行事的权力,当然少不了叮嘱一番,在英国人面前要做汉朝苏武那样的硬骨头不辱使命,用正气压倒敌人,不但不能做出丝毫让步,有机会还要好好教训英夷一通,对他们普及一下礼教方面的知识,让外夷“知耻而后退”。如果外夷不知耻就再来一次“诸葛亮骂死王朗”。

   收到道光皇帝的圣旨,琦善感到身上的压力更重了。

   当回到广州的义律和取道陆路南下的琦善再次相遇,要求中方兑现在天津白河口做出的承诺时,这才发现琦善既无诚心也无那样的权力。

   英国人又一次被激怒了。

   和中方打了那么多年交道的义律深知“大清国官员只听得见炸弹的爆炸声”。当琦善在最后警告面前仍露出一幅无可无不可的不负责任微笑时,义律命令英国舰队用大炮来说话。

   1841年1月7日,英国远征军攻占了虎门要塞。广州门户在英国大炮面前洞开。

   琦善直到此时才明白他那套在中国官场百试不爽的“关系反间计”在外夷面前不管用了,但一切已经迟了。他已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无论如何不能让广州城落入英夷之手,那可是掉脑袋的大罪。

   1841年1月20日,为了避免广州沦陷这一紧迫灾难,琦善在英方提出的谈判条款基础上签署了《穿鼻停战草约》:

   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银元;开放广州贸易;两国官员平等交往。

   之所以说是“草约”,是琦善为了表明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是在万般无奈情况下作出的个人选择,是为了争取时间最终打败强敌。

   英国提出的“两国官员平等交往”这一条款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一定很费解,难道大获全胜的英国人还要在屡战屡败的中国官员面前低头下跪不成?

   说来也许没人相信,那时一败涂地的中国官员确然认为百战百胜的英国人有向他们低头下跪的必要。

   说句公道话,在当时那种军力一边倒的绝望情势下,英国人的要价算不上很苛刻。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大清国的远征军打到英伦三岛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是不会仅索要这一点价钱的。

   《穿鼻草约》的代价毫不沉重也有琦善的一分功劳,从某%D

(2014/03/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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