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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一个分裂的国家,两个对等的政权”——由“王张会”引发的政治议

   王郁琦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台湾官衔访问大陆,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于2月11日在南京正式会晤。两岸主管台海事务最高官员首次在大陆会谈,被台湾舆论称为“王郁琦一小步,中华民国一大步”。
   
   “中华民国”重返大陆
   
   台湾《联合晚报》社论指出,“王郁琦此行意味着‘中华民国’重新踏上中国大陆,这一步无论应多么地谨小慎微,其意义却矍铄光华”。 这次被视为最具意义的“王张会”议题,就是商谈建立“陆委会与国台办的联系沟通机制”。记得台湾当局曾在90年代初期制定过《国家统一纲领》,按照设计,在国统纲领的中期阶段“两岸应建立对等官方沟通管道”。但民进党主席阿扁执政后“终统”。国民党重新赢回大选后,两岸沟通步伐再次加速。有些乐观的分析认为,台湾当局“国统纲领”的中期阶段就可能在这次“王张会”后实现。甚至有舆论认为,此次“王张会”有可能为马英九和习近平会晤铺路。


   
   然而不幸的是,大陆方面拒发签证给台湾的《苹果日报》以及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驻台记者采访“王张会”,发出了与会谈气氛的不谐和音符。对此,民进党、陆委会和台湾新闻记者协会都表示抗议和遗憾。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声明表示,对中国在力促两岸互设媒体常驻机构谈判前,即做出箝制新闻自由、践踏记者採访权之事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
   
   国家分裂根源在谁?
   
   长期以来,中国海峡两岸恩恩怨怨,困死在主权冲突,难统难分的死胡同,纠缠在“一国两制”、“一中各表”(北京认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北认为“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一中一台”、“一国两体”、“一国两岸”、“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两个中国”,以及“一边一国”、“特殊两国论”等等各种立场、意识形态化的复杂说法中。然而,这些表述都不完整、不客观,也无法达成共识。在本文看来,其实也很简短,定位当今海峡两岸政治关系最准确的概念,应当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两个对等的政权”,这是谁都推翻不了的客观实然状态。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国民党政权曾一度作为满清王朝国家人格的继承者,用王郁琦在中山陵博爱广场的讲话说“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已经103年了”。1949年,共产党军队用战争手段,又把国民党政权逼到了海峡彼岸,但毕竟没有从主体上消灭中华民国。在1972年前,台湾国民党政府还是中国的合法代表。这使中国陷于 “一国两权”局面。中共还没有把一个满清王朝国家人格的继承者从主体上消灭,就要急急忙忙地另起炉灶,自我造神,建立另一个政权,分裂了一个完整的中国。这个历史责任,当然在中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今天的台北完全可以俯视北京
   
   如今的台湾,早已循普世价值,以文明、和平、民主地票决方式实现二次政党轮替。这对中国大陆未来的民主政治走向,已经产生着领航与灯塔的深远意义。今天的台湾人民可以自豪的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国家主人。台湾没有“党管干部”的反民主现实。台北的政治家们,为了民众的选票,不得不走到民众中间争取支持;不得不直面选民的不断质疑和问题而做出诚恳地解释与答复;不得不亲民性的“扫街拜票”,握手击掌。由此证明,台湾民主政治是落户中华文化生态的成功示范。 如今的台湾完全可以站在俯视大陆的时代高峰上,让“中华文化不能结出普世价值观果实”之谎言彻底破灭。
   
   北京政权天天在高喊道路、理论、制度的“三个自信”,其实就像一个矮子总要翘着脚走路,其实表现出的恰恰就是他什么都不自信。正如大陆流行的民谣“论民主,全民直选不自信;论公平,三权分立不自信;论公正,信息公开不自信;论公开,新闻自由不自信;论历史,还原真相不自信;论反腐,公布财产不自信;论爱国,收复失土不自信;论爱民,全民医保不自信;论安全,立法问责不自信;论扫黄,不包二奶不自信。”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曾在2012年8月1日受访时对大陆有个比较清醒地认识。他说,中国大陆人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清朝。中国大陆的历史是以皇帝为中心,而且过去朝代没做的事就不能去做,5000年历史也只有3次改革,商秧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清朝末期改革,但法统没有改过,仍以天子为中心。如今的习近平,还在“奉天承运”毛泽东的红色帝王道统。
   
   “一国两制”统一不了中国
   
   世所共知,中共主张“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然而,谁知道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时,又隐含了多少辛酸、多少悲凉和迫不得已。因为面对世界性的共产主义惨败,全球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蔑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邓小平深深地懂得,用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统一中国的。无论在香港、澳门、台湾,那里同样是中华血统、中华文化和中华大地,他们虽多无独立诉求,但决不能容忍统一于“四项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这就是邓小平的无奈、中国共产党的无奈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奈。因此,他才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然而,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两种制度?为什么不能哪种制度好就统一于哪种制度下?两种制度又算什么统一?“一国两制”这种画饼充饥性的“统一”,难道不是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和全体中国人的悲哀吗?
   
   如今, 一个反对宪政民主、大批普世价值,始终拒绝“还权于民”的中国大陆少数人专政的制度,又怎么可能赢得全体中国人的认可?
   
   现阶段只能“主权共有,两岸自治”
   
   去年10月在峇里岛APEC年会的“萧习会”上,习近平指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显然,北京越来越没有耐心了。然而,王郁琦此来大陆虽被规定不能谈敏感问题,但并不意味着未来的“陆委会与国台办的联系沟通机制”就一定不能谈主权与分治的两岸政治议题。即一个主权谁是代表?这也就是双方争夺“一个西瓜”的问题。 北京的立场认为,主权意义上的“西瓜”只能属于北京;而台北的立场认为“主权、治权分属”,“西瓜”一家一半。
   
   正是基于“一个分裂的国家,两个对等的政权”的客观现状,本文倡导现阶段两岸对等谈判应以现实的态度,首先完成战略性转变,不仅跳出主权上分与统的对立,同时也应绕开切割不能割切的“西瓜”陷阱,而开辟“主权共有、两岸自治”的新思路。
   
   所谓“主权共有”的提法,既避开了分割主权的死胡同,使两岸都能接受,又可以使双方以对等的身分展开谈判,谁也不能自我拔高,谁也不要自我矮化。因为一个国家的主权,本来就是全体公民所共有的“权力仓库”。中国主权也同样是全体国人所共有,这也是不争的道理,台湾民众完全可以在“一个分裂的国家,两个对等的政权”的客观现状下,在国际关系中拥有自己的民选代表,发出自己的自由声音。而所谓“两岸自治”,是指在尚未走向民主化中国的过渡阶段前提下,各自按自己的政治理念、法律体系和管理方式来行使治权,既避开了北京不能同意的“分治”的提法,又避开了台湾不能同意“一国两制”意义上的“特区”概念,而是两岸对等意义上的各自自治。
   
   北京不能规定台北
   
   此前传出,北京规定王郁琦有“三个不能说”,包括不提“中华民国”,不提民主人权云云。给人的感觉是北京似乎在让台北朝拜,被规定了该怎样说,怎么做。如果王郁琦此来大陆真的自我臣服,“矍铄光华”一说就太具讽刺意义了。
   
   记得2007年6月11日,台湾《联合晚报》曾报道,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张俊宏于以“一国一制、大破大立,中道百合、觉醒台湾”为题,在媒体刊登广告,倡议台湾应该以“一国一制”的构想,即民主制度来回应中共“一国两制”的统战政策,可谓台湾民主政治的新思维、新视野、大智慧。如今,台湾当局为什么不能以自由与民主的普世价值道德制高点,在与大陆政权展开积极交涉与沟通中争取自己的权力空间与安全前景呢?为什么不能在积极影响大陆政治、参与大陆民主化进程中实现夙愿呢?西方政府曾积极推进自由价值观,这是全球“新安全观”的真知;台湾政府积极向大陆推进民主政治,才是海峡两岸“新和平观”的卓见,而且可以增强自己在谈判桌上的实力。因此,王郁琦此次应理直气壮地携着“中华民国”的普世价值观重返大陆,才会有“矍铄光华”的历史性意义。可喜的是,王郁琦南京大学演讲《一诚天下动》时,提到人权,提到了普世价值,更提到了台湾民主。王说:“在台湾,记者无所不在、媒体无所不报和名嘴无所不知的环境中,再加上立法委员在‘国会’的充分监督,在台湾担任政府官员的确相当辛苦,但我认为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民主政治虽然不完美,实行上也不是没有缺点,但让官员因为受到监督而不敢滥权舞弊,这正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生活方式。”
   
   本作者一向认为,只有当中华人民都能自主、自由地选择民主政府、更换政治精英时,海峡两岸归于统一的历史契机才可能成熟。
(2014/03/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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