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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咬了咬牙,肿胀的脸上的两只小眼睛闪闪发亮,发出一丝阴狠的神情,他又挪动了位置向前靠近我,拱着他肿得像猪一样的嘴,嗫嚅着透出一阵腥恶的热气,随之而来的是他的不可告人的阴谋;他说:“医虫儿的操行,敲诈我的烟,‘输血儿’不出‘菜’, 屄嗷的,我跟丫碴啦,我在拿到解除证时非揭丫的底不可。”接着恶狠狠地加重语气说:“我让丫转不了正,你当我是土老冒可任人宰割的吗?说完这些话他才平静下来,沉没在他的阴谋之中发出呼呼的鼾声。
   
   1995年3月22日
   
   今天我和张学雄一起来到中队的大院里,搬动这些锈蚀的铁皮牌,我们用铁刷子,砂皮除铁锈。我在阳光下干活,有些目眩,张怕铁锈的尘埃沾上他的脓疮,戴了个大口罩。那些铁皮牌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日晒,真是锈迹斑斑,好多地方已烂成了细洞,稍不留神就把手指给扎破。张学雄干不了,我又去中队要人。我对李指导员说:“张学雄怕铁锈感染干不了活,让周和我一道完成这批标语牌。”李指导员没正面回答说:“还是让吕得武帮你干吧!”我说:“宁可一个人干,也不要他给我无事找事。”
   
   晚饭后,黄教导员推门进了我的工作室,我以为黄教会和我谈起诉状的事,但他只字未提,估计他们不会给我交上去。我正在画《晃来荡去的丧钟──瀣》第二稿。黄边走边问:“又在画什么?噢,印象派的东西,和你说了不许画看不明白的印象派的画,你又在画了。”我说;“是在搞水墨实验,这是准备出版那本《现代水墨画技法》书的图例。”黄扫视了画室,用脚踢着废纸堆中的揉成团的水墨画,想捡起来揉平看个究竟,又嫌弯腰太累,就用他的脚,在废纸堆的水墨纸团上边踩边说:“尽是在胡画,明天把这些都清理掉。”
   
   然后正式宣布:“周国强是不可能和你在一起干活的。”还加上一条规定:“你们再串班私下谈话,发现后就处理你们。你说张学雄有病干不了,就让吕得武回来。”我连连摇头并斩钉截铁地说:“我宁可一个人干,也不要吕得武来。”
   
   黄教导员仍注视着这满地的水晕墨章,那淹漫的墨色世界中横线、直线的、十字的交叉;那些大圆、小圈以及点面的伸延,墨水的交融和排斥……他怎么也看不明白这些图像组合的意蕴。仍是从牙缝中漏出一句:“尽是在胡画。”这正是我们双方求之不得的结论。因为在这个黑色的世界里,只能依靠这墨色的变幻才能稳住我波动的情绪,自得其乐,也就不会给他们找太多的麻烦。因此这个“尽是在胡画”的结论包含着一种难得的容忍,至少能够让我在这种水墨世界中苟活下去。
   
   1995年3月24日
   
   今天李副指导员通知我,赶快整理工作室,他派来三个强劳人员帮我把工作室的东西和画具搬到文化室旁边的大房子中去。那房子足有二间大小,将近有四十平方。我暗喜可以铺得开画大画了。走进工作室,北墙西边的铁窗一半已用红砖砌死,北边的铁窗正对着一个嘹望哨的岗楼,在岗楼上能看清我在房内的一举一动。下边是一排禁闭室。房间已让人打扫过,还留下二只空空的大木橱。东西真不少,三、四个人来回搬了好几趟。安排就绪后,李副指让那几个强劳人员回班,留下我一个人整理东西。当然这是让我绘制宣传牌的工作室,我把那些铁牌搁在边上,留下中间的大块面积画我的巨幅水墨。把画具材料和书搬上大木橱。
   
   只见空空的木橱上有一张纸片,抄着一首流行的歌曲,名曰:《九百九十九朵玫瑰》。那笔迹很熟悉,我想大概是Q警察留下的,他当然事先知道我会搬来这个房间,就留下这首如诉如泣的歌:
   
   “往事如风,
   痴心只是难懂,
   借酒相送,
   送不走身影朦朦。
   
   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
   仍只见你独自照片中。
   夜风已冷,
   回想前尘如梦。
   
   心似冰冻,
   怎堪相识不相逢,
   难舍心痛,
   难舍情已如风,
   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
   
   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从分手的那一天,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花到凋谢人已憔悴,
   山盟海誓已随往事湮灭。”
   
   Q警察的自作多情却勾起我另一种情绪,我低吟这缠绵的歌,在凌乱,空旷的工作室中,翻遍了存放什物、颜料的纸箱,最后找出我要找的东西,这是我的一张画稿,我注目良久……
   
   傍晚,周国强溜进我的工作室,匆匆地告诉我起诉将在29日开庭。王慧一直被盯着梢,恐怕难以到庭,也许他妹国梅会来。这是我们搬工作室后的第一次长谈。我们不顾警告,仍频频接触,那些强劳人员见打小报告没什么结果,已不愿再去告密了,所以也就没有队长来干扰。 我们谈到“劳动教养,收容审查”这两个绕过法律为所欲为的措施,没有严格的审理程序,我们重获自由后必须呼吁取消这种“法外施刑”的强制措施。说到此,我不无自嘲地说:“我们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今天我们已成了虚假的法律的祭品被关在牢中,明天让我们上断头台,我们还在叨念这民主和法制的理想。”
   
   1995年3月26日
   
   今天在新换的大工作室里作画,思绪万千。似乎是去年9月27日,我受了电刑之后,残酷的惩罚摧不垮我的意志,才使劳改营用另一种方式安排我存在的环境,破例为我提供了工作室。半年后,我又赶走了安排在我身边的监视人员吕得武,前天又换了个更大的工作室,连中队长都傻了眼。
   
   今天于立德中队长进了我的工作室,见我坐着画画,就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对我吼道:“队长来了,你怎么不立正。”我没有理会,因为让我们背熟的监规所纪中没有这么一条规定。我仍在画我的直线和横线,于中队长的语气变成恶狠狠的了:“为什么不去刮铁锈,中队不会再派人给你干,这摊子活就是你一个人的活,不然你回大班种田去。”接着又是那句话:“我能让你上,也能让你下,你别忘了强劳的身份,别以为是政府养着你,供着你像个大爷。别人说把你都供成了溥仪了,溥仪是配合政府自觉改造的;你看你的表现呢?尽给我们添乱。”
   
   我知道于中的秉性,只要我开了纸箱,把我仅有的那几包邮来的“德州烧鸡”“平遥牛肉”“舟山鱼片”塞到他手里,即能堵住他叨唠不绝的嘴。他就是这个德性,每个月不榨点油水是不罢休的人。也许别的队长,我会自愿和他们礼尚往来,他们常常给我个鸡蛋,西红柿之类的食品,以及难得听到的理解和关心的话,我亦会把好东西回报他们。因为他们确实也不容易。死板板的几个工资,‘陪’着我们这些有期的强劳人员在这荒蛮的北大荒日复一日地消磨日子。因此,往往也会听到他们经常发出的牢骚:“你们是有期的而我们是无期的,我们不也同样是一年365天待在大墙之中。”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管着我们这些犯人,吃犯人的,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只是于中队长的方式,让人难以接受。强劳人员暗中常说:“你给于中队长‘出血’,他能给你滋润的差使让你管水房,去伙房填个肥缺,你给他煽情,说出局给他发蜜,由他高宰一吨一方地掼张儿,喂得他‘铁磁’,他成了‘揽爷’给你趟路子。能让你没病泡病接着就‘保外’啦”。明着则说:“要是你出得起价钱,会给你带进酒来。去年燕飞龙化了几十元钱,于中只给他一块熟猪头肉,让他割着吃,那酒和肉都是市场几倍的价钱。”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掠夺。而燕子跟我说:“出大价钱的还能让你抽‘白面’。”我还真听说有吸毒的,只要你时时供着他,他就会给你提供任何的方便,但要是你一月不给烧香,他就会沉下脸找你的不是,开场白当然是那句口头禅:“我能让你上,也能让你下”,言下之意是你得放明白些。
   
   并不是我舍不得箱中的那几包“德州烧鸡”“平遥牛肉”或“舟山鱼片”之类的东西,而是接受不了他自诩的大权在握的这种贪得无厌的本性。
   
   此时,我突然真的想给他添点乱,我说:“怕我会自杀,不给我刮刀,铁砂皮又没了,我如何去刮铁锈?”争辩之中,来了巨队长和单队长。单队长是新来的,总想给我下马威,他学着于中队长的腔调紧跟着喊道“你当这里是疗养院,供着你、养着你这个人大代表,明天跟我去种地,你就会老实了。”我说:“我是带病坚持工作的,我有病你们不给医,治病的药不让吃。种田我不怕,无非是直着出去横着回来。”
   
   李指导员过来了,什么也没说,喊我去办公室。批评我不能顶撞队长,我说:“于中队长动不动就找我麻烦,我心里比谁都明白,他想要干什么。上次叫了胡队长小胡,说是顶撞队长,这一次无非又想让我受电刑!”李指导员又说:“在公共场合,你得维护队长的威信,队长代表着政府。”我没有说什么。指导员接着问我和周国强来往的情况。我说:“抬头不见低头见,见了面总得说几句话。”李指导员又问我:“你们都说些什么话?”我说:“要说的话早已说完了,现在碰面只是‘你好、我好’、或是‘吃饭了没有?’这种中国人明知故问的话,我们已是无话找话,还有什么可说的。”真谢谢李指导员总算给我打了圆场,否则这个顶撞队长的罪名下,又不知会有什么样的惩罚后果。
   
   1995年3月28日
   
   早上刚起床,周国强塞给我他的“起诉辞”和“最后陈述”,我塞入内裤,跟着大家去出操 。操练结束,我随周抢先去厕所,占了两个相临的坑位,我们偷偷地交谈。他要我立即设法把这两篇材料寄出去。早饭后,回工作室,拿出两份材料细细阅读。周国强在起诉书和最后陈述中,丝毫没有掩盖自己的立场和政治主张。文章中措词尖锐,毫无妥协认罪之意……我正在看着,李指导员在敲我的门。我急忙忙又把它们塞入裤叉之中,开了门,跟着李指导员去了他的办公室。接着又默默地跟着他走出筒道,下了楼,踏过操场。他在大铁门的值班室中签了字,领我走出高墙。一路无言,尤使我纳闷。
   
   在去分场的路上,对着北方呼啸而来的寒风,他扭过头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家乡早就绿了吧,这里要到5月份才开始发芽。”我说:“北大荒的冬天真漫长,我也许都等不到坚冰溶化的日子了 。”他说:“不就是两年吗?很快的。”“我是度日如年。”他又说:“你们家乡夏天不好过吧?”我说:“我们家乡面临东海,是海洋性气候,夏天是凉爽的,现在早已是桃红柳绿的季节。”李指导员停顿片刻接着说:“以后我有机会去浙江椒江,你还会见我吗?”我说:“有缘份在这里认识你,当然是忘不了的……”
   
   说到这里,我内心浮起一种莫名的悲怨。想起那次电刑,李指导员执行了黄教的命令,指挥着让十多个队长,用五、六根电警棍狠命地电击我……人们为什么不能沟通,而非要人为地制造仇恨?要是那次他不参加对我的施刑该多好?没想他心里想的也是这件事,他突然问我:“你不记恨吗?”我没说恨或是不恨,只是说“你们是执行黄教的命令,也许你会说这是一种职务行为。但你同情我,知道我被人诬陷,可你当时就不能不开电警棍的开关,装模作样地应付几下吗?你们这么多队长。将我上下大背铐,按着我的四肢,不让动弹。这种如同剥皮抽筋的刑罚,谁受得了。中国没有人权,总还有人性,就不能更人道些?当然也是亏了你们钳制着我,不然我早撞墙自尽了,……”改革没有改变警察的丝毫特权,却进一步武装他们,挥舞着现代化的刑具,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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