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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保(河南省光山县泼河乡)个人史口述19

口述人:周天保(1940年生,河南省光山县泼河乡人)
   采访人:胡金铭(1990年生,清华大学研究生)
   口述时间:2012年2月19日
   口述地点:周天保家里
   周天保(河南省光山县泼河乡)个人史口述19

   
   采访笔记:
   
   如果用颜色来形容我采访过的老人,油坊店的老人们给我的印象是淡灰色,而周天保老人则是暖黄色,他传递出一种正能量,不仅仅是勤劳、忍耐,还有一种境界。与油坊店的老人们相比,周老人读过书、会作曲、写得一手好字,生活就不仅仅局限于生存吃喝,而是多了许多乐趣与寄托。知识对于一个人的基本功用不在于获取功利,而在于丰富生命的层次,开阔无限可能。
   
   周天保老人语录:
   
   “我上艺术学院,学了这个手艺(作曲、拉二胡),一生也受用,能为别人做很多事。就是生不逢时啊。”
   “那时候都是家长包办制,有个人介绍认识认识就算了,不像你们年轻人,还要相处一段。”
   “那时候听说放电影,天没黑就都跑到粮库大厂子上等着,搬小板凳等着看。有时候放着放着下大雨,老百姓都不走。”
   
   口述正文
   
   一、学生时代
   
   浮夸风的时候没人说实话
   
   你可能不知道,59年我们这里当地的群众生活相当困难,饿死人的特别多。那时候属于浮夸风,我上学时候看河南日报就登有,58年秋天水平县亩产小麦一万二千斤。居然在河南日报上刊登了,那时候就不怕你不能夸,绕地球两三圈这样的话都敢说。当时光山县上级来检查粮食,从县里到村里的干部都作假,底下是草垛子,上面铺一层稻谷,给上级看,其实上级心里都心知肚明是作假,只是没有人愿意揭发,检查的人能不知道吗?摄像、记者都在,都不敢揭发,怕挨打,57年58年搞运动,游街,群众批斗,都搞怕了。
   
   学校里每个班都要指定一个反党的人批斗
   当时爱搞批斗,尤其是成分不好的,那些爱捣蛋说俏皮话的,都被视为不良分子。我在潢川师范上学,当时学校指定了每个班要揪出一两个反党的人批斗。根据平时的言论,有说饭不够吃的,有探亲回校说家里饿死人的,都是反党言论。班干部记下来就举报。59年春天,我记得有个姓敖的潢川人,他本身也是富农,班里一个团支部书记,南向店乡的,把他的话记下来,组织批斗。批斗就是学生把他围起来用脚踹、拳头打。本来潢川师范毕业应该分配工作的,但是他就没有分到工作,毕业临走我去送他,他直跟我哭,我也跟他说了实心话,这都是没办法的事。那个时候还有个事,就是学生都要写大字报,大字报上要提意见,但是绝对不能提粮食不够吃的事,谁要是说粮食不够吃,说党不好,就必然要被打成右派。
   我当时实在不知道提什么意见,就写潢川大桥上的栏杆太低,不安全,行人容易从桥上翻下去,这不都是瞎扯嘛。当时也有学生贴大字报说粮食不够吃,其中是富农成分的,都被打成了右派。
   
   学校推荐去郑州求学
   
   我59年潢川师范毕业,本来应该分下去当小学教师,但是刚好赶上省里有几个院校来招生,我这一届六个班招12人,其中郑州艺术学院的师资科、美术科、音乐科都来招生,我那时候倾向美术。当时招生都是听老师安排,我们学生都不太想去,因为家里困难,掏不起学费,当时有三四个学生被推荐到郑州上学都不愿意去,找校方磨牙。但是不去不行,不去上学工作也不给分配,当时都讲究组织安排,所以最后他们也都去上学了。
   
   二、被迫辍学
   
   上学没毕业学校倒闭了
   我在郑州上了一年半,第二年暑假寄来一封挂号信,说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苏联撤出支援,国际国内重重困难,学校决定延迟开学,我就在家等着,过了两个月,又接到一份厚厚的信,说学校停办,让学生来学校办肄业手续,拿自己的被袱乐器。这对我的打击相当大,不能上学不说,学校停办也不能给安排工作了,市里的孩子还给安排,县里村里的都不管了。我在农村也没田没地,我老娘年纪也大,我不能吃闲饭,就找了个架子车,拉柴火拉菜卖,赚点钱。由一个大学生变成了拉车的。当时街上人就说,上学有什么用?你看周天保上了十来年的学,回来不还是卖菜?很多话听了心里非常难过。我妈妈的高贵之处也在这里,她对我寄托了很高的期望,但是她始终不埋怨,她不埋怨我也不埋怨政府,我父亲在我两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她一个小脚女人,在街上打草鞋度日,供我上学,她自己一天吃两餐,支持我上学,结果学校停办,一切都垮了。
   
   来到乡政府做工
   
   我拉了两年架子车,后来经过供销社同意,接替了我母亲在镇里的代销点的工作。一个月能混到二十块钱。那时候干部也就是这个工资标准。不过也很辛苦,我们街上逢集的时候要挑着东西去农村叫卖,学的东西也算是丢了。我这一搞就是八年。当时代销点离乡政府很近,乡政府里好些年轻人我都认识,都是初中同学潢师同学,认识也没办法,他们都不是主要领导,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到了1971年,我才到乡政府里做工。那时候乡长、书记有的都不识字,讲话都靠秘书准备,连夜写出来,写出来的比较潦草,所以还要再用正楷抄一遍,其中有个秘书是我潢师的学长,他知道我的钢笔字写得不错,有时候夜里加班就叫我去帮忙,义务帮忙,经常一抄抄到半夜。久而久之,就让我去办公室里工作了。
   
   三、在乡政府工作
   
   我放了两年电影,放电影乡亲都围着看
   
   后来乡政府里成立了电影队,一个电影队要两个人,我就放了两年的电影。放电影技术要去定点的潢川师范去学习,我又到了潢师,一切回头来又是原点,触景生情啊。16毫米你知道吗,就是胶片的宽度。《龙江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还有朝鲜的《苹果熟了的时候》。我记得放龙江颂的时候,要写材料,写龙江精神——堤内损失堤外补。当时修龙江水库,很多农田被占,农民种不了地,但是水库修好之后,灌溉了一方,让大部分人受益,这就是龙江精神。龙江不是个具体的地方,是文艺作品里的虚构。不过现实中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像光山泼河水库不就是这个例子么。当时胶片都是县里电影放映队拿的,每个电影县里只有一个拷贝,每个月各乡镇都跑到县里来,把手上的胶片相互交换,再拿到各乡去放。那时候听说放电影,天没黑就都跑到粮库大厂子上等着,搬小板凳等着看。有时候放着放着下大雨,老百姓都不走,我怎么能收机子?不能收,就用伞把机器遮着,胶片不能淋雨。就这样看,乡亲都不走,我也有感触,还为这事写了材料。
   
   那时候精神生活太贫乏了。我说的这些实际就是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啊。由黑白电视到彩电,由彩电到液晶电视,现在又有电脑,我的孙子有时候还教我上网,浏览窗口,用QQ,这时代进步,也惠及了我们这些老年人,还有机会能接触到这些东西。这也是子女的孝顺啊,这是生日送给我的礼物。我给你看我们的全家福,当年可怜娘儿俩,现在变大家庭了。这是金婚五十年拍得,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四家人,一共19个人。放电影也苦的很,一个月泼河乡24个村里都要跑一遍放电影,那时候交通也不好,这村到那村,都是用扁担挑设备走到各个村去放,担着机子、喇叭、汽油,有时候天阴下雨放不了,下个月还得接着放。
   
   日子过得苦,我就写了副对联发泄
   
   有回冬天我拉车子去晏河,架子车从河里过,河里没桥,我就把鞋裤子脱了,把东西先送过河,再把车拉过河。反反复复好多趟,结果把腿冻坏了,腊月病倒在床。年关的时候我苦恼的不得了,就以我的名字写了副对联发泄:
   天生受苦命纵然寒窗十载,
   保住全家安甘愿劳碌百年。
   横批就是得过且过。
   还有门神写得是:
   大大小小弄个路,
   老老实实做个人。
   正月初一有个税务所的干部拜年看到我的对联,出去就跟政府反映,说周天保对时局不满,写对联。泼河街上一个街长听说了就过来告诉我,让我换一副对联。我才换了一副对联。
   
   因为搞文艺活动被指为地下俱乐部
   
   七一年的时候学习新党章,每天夜晚要学习,对照思想,对照行动,就把我和街上几个所谓投机倒把的人都弄去学习。我们这帮人是怎么来的呢,是先前县里流行写毛主席语录,全县那时写毛主席语录搞得轰动一时,只要有墙就用油漆、红土写,消灭一切空白地儿。泼河老百姓认字的少,像我跟几个会写字的就被派去写毛主席语录。有时候大队组织汇演,也用的是我们这帮人,我们会写字会拉琴,外面老百姓听见我们里面在唱,就说我们是地下俱乐部,反映到乡政府,说我们是地下俱乐部,因为原来匈牙利有个地下俱乐部,搞反党言论的,老百姓听说了这个名词也不懂,看见我们又拉又唱的就说我们是地下俱乐部。我乡政府的同学听见这个反映就觉得好笑,我们排练都是有组织的,都在乡政府里面排练,怎么能是地下俱乐部呢?但是群众的反映也不能不理,所以我们这帮人就被弄去学习新党章了。最后事实证明,我们没有问题。所以中国这个民主进程还是非常缓慢,再过五十年不知道会怎么样。
   
   历经曲折终入党
   
   放了两年电影,16mm换成35mm的大机子,我就没放了,因为乡政府忙不过来,又把我调到办公室刻文件、发通知,有时候第二天开大会,我一个人头天晚上要把文件内容用铁笔在钢板上刻好,用油墨印出来,分好,第二天发。最后我的食指都捏成了三角形。开三级干部会,办公室布置都要张罗,大字的横标是我写,标语口号都要写。我当时能吃苦、字写得好,秘书跟我说让我申请入党,我写了,第二年开党员大会,大家都说我可以,七五年三月我入了党。那往前推,我在潢师上学的时候就要培养我入党,那时候一个班要评一个学习标兵,我们一共六个班,其中我就是一个。但是我们学校一个团委书记在我们班上学,老师考虑到他的职务,把他也评上了标兵。他学习不如我。这个标兵就是要培养入党的,结果一调查我,我家庭是小土地出租成分。小土地出租是什么呢?我跟我母亲两个人过日子。我父亲爷爷都是农民,那时候一个家庭平均有一斗多地,接近一亩,我父亲死了之后,我母亲小脚不能种田,只好把土地给别人种,别人有收成了就把收成给点我。保我母子二人有饭吃。结果我就变成了小土地出租,说我们不劳动,是剥削别人,其实是我们家没有劳动力了!这找谁评理呢?结果我在学校就没有入上党。如果当时在学校入党了,就不是去郑州艺术学院的事了,就是去北师大上学了。当时我们学校推荐两个学生去北师大,我学习最好,但是不是党员,所以就没能去成,最后学校推荐了一个姓杨的,一个姓郝的去了北师大,他们两个后来都在大学当教授了。如果我当时去北师大了,现在的经历又不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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