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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之坦:我的“大跃进”和“三年饥饿”回忆之一

   【贾之坦,男,1951年出生,湖南省石门县白云乡鸡鸣桥村村民,在家务农。2005年起开始参与草场地工作站村民影像计划,拍摄纪录片短片《采石场》,之后拍摄完成《我的村子2006》、《我的村子2007》、我的村子2008》、《我的村子2009》、《调查贾之修》五部纪录长片。】
   贾之坦:我的“大跃进”和“三年饥饿”回忆之一

   贾之坦:我的“大跃进”和“三年饥饿”回忆之一

   
    我为什么开始回忆


   
   我七八岁时就听说要过过共产主义哒!吃集体食堂: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啥有啥……心中真有点异样的、飘飘然的想法。可实际的三年(五八、五九、六零),现还健在的人几乎都这样认为:饭量大的,人人几乎饿死。没饿死的个个也成了水肿病。八十七岁且双目失明的莫德君老人被我采访时由衷地说:“还这么继续办下去,人都要清汤哒!”
   
   自己虽只八九岁,被创伤过的心灵却终生不能忘怀,各人忍饥挨饿攒下的条儿(饭票)掉了不便向大人说,只好更加的勒紧裤带;不到三岁的妹妹硬是那么饿死;因与人口角不让我母亲进食堂吃饭逼得她只差跳水(跳堰塘自杀)……之所以我拿起像机几乎天天去拍,是和我不能忘怀的那段亲历所分不开的,我的目的是:不讲国家再不走那回头路,起码不想让我的子孙再受那二遍苦。
   
   在采访过程中,因年久记忆力减退,有的只能说就是人都快要饿死,其他细节却说不出什么。而八十二岁的老人刘清和却说:“终于有你这么个人来了,我担心的这些历史会带进土眼(入土)里去……”这个老人是我采访中记忆力最好的老人,从他懂事开始,包括他爷爷口传给他的,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说得那么井井有条,就他一个人回忆的都能足足写出一本书来。
   
   在我采访到九十七岁的李妈(李金兰)时,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食堂里呦!我死哒都不得忘记!”这是个耳聋、背驼、花白的近百岁老人的肺腑之言。八十六岁的贾之兰老太太说起食堂就泣不成声时。而她儿子李超勇在旁却说:“你讲就讲,一个么哒哭肠!”正如有些年轻人听到老一辈讲起食堂就说:“你俺有哇用的!”哪知现在的年轻人哪晓得!那时你种一蔸菜、说一句不满的话,都会要上斗争台,甚至被整死的呀!
   
   讲“三年自然灾害”,按我们当地村民讲,就是“搞食堂”。这个具体时间是五八年至六一年三月。五八年开始是为节约劳力,我前面也讲了,就是每一个队拿出一个劳力集体蒸饭,饭蒸熟后提回去再自己炒菜。再就是到了五八年十月,所有劳力都集中炼钢铁去了,家里剩下的老小就开始吃集体食堂了,并且灶也挖了,锅、只要是带铁的家具都收到铁厂炼铁去了。五八至五九年还能勉强过得下去,到六零年就开始饿肚子了。六零年下班年办起了“福利院”,就是把快要饿死的,全身浮肿的都集中到那里去,这福利院是“病人”。六一年开始更没得吃的了,又根据中央精神,于农历三月下了食堂,开始搞起了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村民喜欢上了这种搞法,而刘少奇却又被打倒了,这是后话。)村民们开始了起死回生。
   
   五八年进的食堂,也就是大跃进时期,在修和平水库时,要女人脱光衣服后在她们的奶头上写上大跃进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犟点的男人像唐西金几个不打赤膊的。除捆绑吊打外,还把他几个搞到楼枕上,下面专门用湿枞枝烧烟熏……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也有人顾虑重重,生怕说漏了嘴。以为我是个国家派来的,怕我抓到了证据,又会把她们搞上斗争台。再就是要我向她们作出保证,不然,她们所说的些东西搞成影像或其它资料后,一旦被整过她们的子孙晓得哒!还说我们还在记那些恨呢!乡里乡亲的,也不愿意去结那些子孙仇。
   
   我采访的已有八十五人哒!没有哪个说起食堂不是摇着头一言难尽的!唯独一个当时他父亲是支书,他是在食堂当事务员、在水库当保管员的他说(不便透露他的真实姓名):“那时是特殊时期,国家有困难呀!不们搞也没得法。”只是我反问他是什么困难时,他却吱唔着说不出究竟是什么困难了。
   
   如此的三年,教科书上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只是我当时就没发现什么天灾人祸。现在被我采访到的老人也没一个说成是天干啦、涨大水啦、打仗啦!对于村民的经历、切肤的感受,国家是不会有如此档案的。我想和吴(文光)老师他们把它做成一个民间的影像档案或博物馆。希望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包括我们的子孙都不要忘记这段历史,须知这是一个用千百万人性命换来的历史呀!
   
    我父亲是炊事员
   
   六零年我已满九岁了,全家八口人,爸妈、姐、妹和三个弟弟。越是没饭吃,嘴巴却不少。那时家里是不准开火的,甚至连厨具都被收缴到了食堂。办食堂前期我父亲是炊事员,那时的“三员一长”(事务员,就是会计、炊事员、保管员、队长)是饿不着的,所以我们家的人都还有饭吃。父亲有时晚上回家还能偷偷给我们不知怎么赚到的几张饭票,有时还能从他身上的破棉袄里悄悄掏出几个煮熟了的红薯,就凭这些不光彩的手段,除小妹和小弟之外,我们全家八口人都活了过来。
   
   我爸是个宽容忠厚的人,当炊事员时给他分工是蒸饭,一些十三、四岁的后生饭量大,手中的饭票吃完了就找我父亲赊饭吃,说是待下次发票后就还。父亲是个好说话的人,就给他们赊了,然后把他们的名字记在饭灶的烟囱上。可这些年轻人趁下次开饭时间没到,就故意站在烟囱边,背靠烟囱和我父亲聊天。我父亲因忙着开饭前的准备,没精力去注意他们,而他们边说话边用背把烟囱上的名字给擦掉了。当父亲每天给事务员交帐时总是交不齐,只得说是一些赊账还没收到。第二天下米时就只得克扣每个饭钵里的饭了。当时那些后生现在都六十多了,一起聊起这些,都还笑得前仰后合。
   
   但是这么一来,社员的饭不够,吃不饱。有人反映到了队长才代保的耳朵里,就撤销了我父亲的炊事员,不让他在食堂里搞。他本人饭也吃不饱了,不久就得了水肿病。
   
   我的饭票丢了
   
   一寸多长宽的硬纸制成,盖上生产队会计的私章。那时的饭票比金子还值钱,丢了不会补发。我记得那时是十天发一次饭票,半斤一张的票我只能领到十张,也就是说我每天只有半斤米的标准。饭票是我自己管,装在妈妈用旧花布缝制的一个小包里的,中间用布隔成两层,这种包就成了当时时髦的“皮包”,一般小孩还没有。我的小包一边装饭票,一边装钱,钱最多时也只能一毛、两毛的装到两三张。不是装不下,而是没得装的。
   
   按发放的饭票标准我还是省着吃,有时在食堂把饭端回家再多拌点菜,有时还勉强撑得住就干脆不吃。几个月下来我还节约了上十张饭票,正在庆幸自己有时可加餐吃到饱饭时,饭票连包却不知怎么都丢了。我丢了饭票,不敢向父母说,两餐没吃饭。我妈妈发现后,就每餐从她的饭里给我一些吃,这样我才混过来。
   
   
   吃枇杷树皮做的粑粑,吃到恶心
   
   我们家房子后面是榨油房,榨油的师傅有时候煎一些糠粑粑吃。我总是眼巴巴地守候在那锅灶边,直流口水,偶尔他们看不下去,施舍我一个,就赶紧塞进嘴里,虽是觉得粗糙,吞不下去,倒是很香,细嚼慢吞后,肚子还是饱些。师傅说,吃得多了屎拉不出来。
   
   吴杨波的菜园里有棵枇杷树,每到四月,我和附近的一些伙伴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偷来吃。可这年头很多人都打上了枇杷树的主意,说是它的皮做成粑粑最好吃。有一次我妈带着我悄悄刮来这颗树的皮子,利用榨油房的灶做成粑粑。那粑粑煎熟后带红色,一看就直流口水。吃起来像糯米一样很糯。我马上送往嘴里,哪知好看却不是好吃,当吃下两口时,就觉得嘴巴里涩得很。瘪了的肚子哪管它涩不涩,趁机饱食一顿。吃下后感到头晕、肚痛,恶心得很,我开始吐,吐得天昏地暗,肠子肚儿都险些吐出来了。以后我一见到那东西就恶心,饿死也再不吃那东西了。不过很多人还是能吃,那些山上山下、屋前屋后的枇杷树,皮子几乎全被剥光,树也就死了。
   
   
    来源:新浪博客《民间记忆计划》-----草场地工作站
(2014/03/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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