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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羽翔(广东)口述“个人史”4

口述人:黄羽祥(男,1930年出生,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彭寨镇寨下村村民)
   采访人:叶祖艺(男,1985年出生,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彭寨镇寨下村村民)
   采访时间:2012年4月2日
   采访地点:黄羽祥家中
   黄羽翔(广东)口述“个人史”4

   
   采访笔记
   
   “文革”内容黄羽祥讲的最多,从2011年11月2日第一次采访他,到2012年4月3日离家前的最后一次找他,他对“文革”的讲述始终没有断过,“文革”的伤痛是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里。我作为一个采访者,一个村里的85后年轻人,跌跌撞撞地“掉”进了历史的黑洞,倾听黄老一次次的讲述,力图透过他的嘴巴和眼睛去打通历史的通道。但这个通道不好打,这个洞不好挖,要推倒这道阻隔在现在和过去、真相和谎言的墙壁,可比拆除东西德的墙壁要困难许多。
   
   采访正文
   
   冇吃是小事,主要是政治上冇自由
   
   我那时冇吃是小事,主要是政治冇自由,有个手在上面抓着你。不是冇吃,是那个自由,政治上不曾(没有)得到解决,政治上管制着你,一滴自由都冇。比如像现在,吃了晚饭你敢过家去吗?不敢的,不敢过家的,哪里都不敢去的。等一下差不多了,那些民兵就来喊开门了,来查夜,阿冇(有没有)生疏人来?我说冇。冇来讲呢,他们就走了,等我关了门,上床躺下冇一下,他们又来敲问了。一夜要来过个五六次,那时候真的是一日不得一日过。他妈的,一直都冇闲的,夜夜都要来查夜,夜夜都来,每次睡到半夜的时候,当民兵的阿榄嘛就来喊开门,问阿冇(有没有)生疏人来。夜夜搞到你冇闲,那时候。天气又冷,那个床位还不曾(没有)睡暖,他又来喊了。他妈的,那时候,好惨。
   
   借的米又被拿走了
   
   当时屋下(家里)冇米了,冇米煲粥给小孩吃,我就要偷偷地出去借。白天我不敢去的,白天出去被那些民兵知道了,被阿榄嘛知道了,他就骂你乱说乱动,横行夜走,骂你不请假就敢随便乱走,不经过批准你敢去哪里。他们白天一般不准你去哪里的,就要你埋头去干活,连上街都不让你去,有什么特殊情况要出去,就要申请批准,不批准不准出去,如果批准你出去了,就会限定时间给你,要你多长时间就得归来。晚上也不准你出入,如果被阿榄嘛见到了就打,骂你乱说乱动,勾勾结结。所以我只有晚上偷偷地出去借米,不能让他们知道。比如我问你这次赶集籴(买)到阿冇(有没有)米,借升米给我先。你说有。我说有的话我就今晚过去拿。当时我去下门阿锐公家里借到一升米,这个裤袋装一筒米,另一个裤袋也装一筒米,就装了两裤袋的米。我要拿米归来给阿旺和阿亭,给他们两个小孩煲粥吃,救两个小孩要紧,两个小孩要先救过来。大人就是随便弄滴蕃薯片什么吃的了,就这样。屌他娘的,我走到那里被阿榄嘛看到了,他说你去哪里来。我说我去借了一升米。他说把米拿出来。我冇办法,只好把米拿出来。屌他娘的,借到一升米又被他没收了。如果借米没有被抓到,在蒸饭时被抓到了,连你蒸好的饭都要被端走。他娘的。
   
   医病赚的四吊钱被没收了
   
   我那时会医病,医铁打,有一次我偷偷地去给人家医病,赚的四吊钱又被没收了,白搞一场。那次是去甘坑,还是晚上去的,晚上去晚上回。白天不敢去,要晚上偷偷地去,干完活归来天黑就去,去病人屋下(家里)吃饭,吃了饭就归。当时是行路去的,冇车什么的,硬打硬行路去行路归,归来都过半夜。到明朝(第二天早上)他又知道了,那个治安主任,老介。他说你昨晚去哪里了。我说我不曾(没有)去哪里。他说你还说不曾(没有),明明就横行夜走了,还说不曾(没有),又不曾(没有)请假。后来我说甘坑跌倒一个人,跌断了脚,他家里人来喊我,喊我去给他医。他说你怎么不曾(没有)请假。我说我是不曾(没有)请假,当时很夜了,他们又要我马上去,所以就不曾(没有)请假,但我去给他医完病立刻就回来了。他说你弄了多少钱?我说四吊钱。他说四吊钱拿出来。结果那四吊钱又被他没收了。后来又开会,开批斗会,他说我不守法,乱说乱动,去哪里不请假,横行夜走。屌他妈的,我晚上去给人家医病,他说我横行夜走。
   
   缺一天就扣一天
   
   我们四类分子一个月要做28天的工,做到冇28天的就要扣,缺一天就扣一天。你一个月要出勤28天,结果你才做到22天,还差6天,那6天怎样呢,要减去,用你做的22天减去6天,就还剩下16天。做了22天,减去一个6天,就还只有16天。做到冇就算了,还要倒扣你的,缺一天扣一天。大队那边又要我去做义务工,一个月做10天的义务工,做义务工就冇报酬的,白白做的。大队会派些事给你做,哪里的路要去开,哪里的路要去修你就要去做了。大队本身就去了10天,只剩下20天时间了,公社又要我做够28天,就算我一个月做足了30天,大队的10天义务工做了,公社的20天也做满了,那剩下的8天也还要扣。你做了20天,减去一个8天,就只剩下12天了。
   
   按成分评工分
   
   那时候评工分由生产队队长说了算,他评工分不是真正按劳动来评的,如果你的成分不好,你再努力也冇10分给你。我们的工分完全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多少都可以。明打明我就可以得10分的,但他们说你得8分,那你就得8分。明打明他是不值10分的,但他们说他得10分,那他就得10分了。我们工分是最低的,其他人闲来闲去,但工分都比我们高。开社员会我们是冇听的,我们要另外开会的。
   
   他们真不怕饿死你
   
   那时是按劳取酬的,就是按劳动日分粮,一个劳动日一天,分半斤谷,或者一斤谷,就这样。我屋下(家里)四个人,分了800斤谷,再扣去一个400斤,算是抵超支数。他们说如果屋下(家里)超支,又冇钱称粮,生产队就要把你的粮扣起来。所以当时就被扣了400斤谷,只剩下400斤给你。400斤谷子里又被他们分赃分了一个200斤,就只剩下200斤。哎呀,那时候,他们真不怕饿死你的,他妈的。
   
   三天汇报一次
   
   我那时冇自由的,三天就要汇报一次。怎样汇报呢?比如前天我割禾了,昨天我去割草皮,今天就放牛,我要把每天做的事情写下来,还要找人签字证明。你说你割禾了,谁见你,阿甲阿乙,谁见你?我要拿个本子去找那个人,让他签字证明。如果冇人签字,就算你不曾(没有)劳动,要有人证明。那个治保主任要检查的,你把本子拿给他,要他签了字,盖了章,才承认你做了工,不曾(没有)去哪里偷懒。有一次我在梅塘老鬼坑犁田,那时很冷,冇人出门,就我一个人在那里犁田。后来归去汇报时,治保主任说你在梅塘犁田有谁见。我说我们村里冇人出门,冇人见我在梅塘犁田,只有一个禾笔尖的人,喊作佛正,他在那里,就他看见我了。他说那你要去禾笔尖找他,叫他写证明。屌他娘的,我又要特地去禾笔尖,走路过去,禾笔尖在粮溪那边,那时还不曾(没有)修公路,要走山路去,要走很久。找到那个人后,我说我今天在梅塘犁田,你帮我证明一下。他说怎么这么麻烦。我说我们的治保主任喊我来找你,叫你签字证明我今天在梅塘犁田了。他说可以。他写了证明后,我又归来重新汇报过,这样才准通过。
   
   逼你承认是反革命
   
   特别文化革命那时候,文化革命那段时间最难搞,日夜都斗的,轮班斗,上半夜你们去睡,让这班人来斗,你们那班人什么钟点起来了,就让这班人去睡,由他们来斗。我们被斗的就冇睡的了,就这样的,硬打硬这样斗。他妈的,我不是叛徒,他们说你是叛徒,他妈的,逼你默认。那时他们又说你参加反革命,公安特别员朱前进说你参加了反革命。他说我参加了王恒芳的反革命,我又不曾(没有),冇那回事,逼我默认。后来我问准不准默认,他说不准,不准默认,共产党的政策不准默认。不准默认,我又不曾(没有),你又说是,又要我认,不认也被逼到认了。他妈的,他们逼我签字按手指印。不承认就打,阿榄嘛那些民兵打。后来我说算我承认了。他们说承认就签字按手指印。我说这样子,我在这里承认,但出去公社就不承认。他们说为什么。我说这里是逼供性的,逼到我承认,如果公社也是逼供性,跟你们的手段一样,我就冇话讲了。朱前进听了,把驳壳枪从身上拨出来,往桌子上狠狠一拍。他们就这样来吓你逼你。后来他们整来整去整不出什么来,就说你归去好好想清楚,然后就把我放了,主要是放我归生产队干活。
   
   被绑了游村
   
   红卫兵那时出动,绑了我游街,游村。这样绑着,这个手绑到后面去,另一个手就绑到肩上去,然后绳子一抽,就这样绑着去游村了。从“河背”游到“缸陶下”,再到“社全”,然后是“乌石下”、“老屋下”、“大岭下”、“上坝”,再一直游到学校球场,就在球场里批斗,跪下来,放些沙子在你膝盖下面,就这样跪着被批斗。当时我和马牛被绑到学校广场上,石羽嘛撑着一条棍子走过来,棍子上有一个铁块,他本来是打马牛的,因为马牛以前搬过他家的锅,他受过马牛的气。所以他走到前面,一棍子打过来,说:“我屌你娘的,马牛,我受你的气呀!”但石羽嘛眼睛不好,结果一打打到我头上了。治保主任阿构士看见了,就阻止他说,你打错了,这个不是马牛。当时被他打得头都出血了。后来做民兵的阿榄嘛就把我带回大队关起来,他们当时还不知我头出血了,那血流一脸的。
   
   一开群众大会就要被斗
   
   每次开群众大会的前一夜就会广播通告,这时我们就要提前作好准备了,因为第二天一早那些民兵就会来,阿榄嘛就会背着枪拿着绳索过来。自己呢,一定要在前一夜做好准备,剪了一些烂棉被,这样搞好,绑到膝盖上,再裤子放下去。因为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四类分子是要跪的,我们跪在台上,地上放有粗泥沙,要跪到上面去,下面就是群众。这些会一般是从早上8点钟开始,一直到12点钟才散会。两个手被这样反绑着,要跪四个钟头。跪着的时候不准抬头面向群众,如果抬起来的话,民兵就一枪头打过来,硬打硬要你低头伏地。只要一开群众大会就要绑着我们去斗,如果一个月有十次群众大会开,你就要被斗十次,反正一搞什么运动,不绑着我们去斗,那个运动是搞不起来的,一定要绑着我们去斗。
   
   买了头猪杀差点被斗死
   
   当时我和阿周、耕财、李震四个人,因为买了一头猪来杀,我差点被斗死了。在过去的集体里,个人是不准杀猪的,要公家大队集体杀。当时我们四个人偷偷去粮溪大路下买了头猪,扛到梅塘新联庙,在那个药厂那里杀。买来时是一百三多斤重,宰了后才六十多斤重,里面的粥都有六七十斤,倒了满满的一桶。那头猪四个人分,天黑了我们就拿着回家,但第二天一早就被知道了,不知是谁去报了。他们说我们偷宰生猪。屌他娘的,我们用钱买的,他们说我们是偷宰生猪。猪肉被没收就算了,又抓到我来斗,日夜都斗,差点被斗死了。先是大队斗了我四天四夜,然后又开群众大会来斗我,晚上民兵又来斗我,说:“贫下中农都不敢偷宰生猪,你敢!”接着又在“茶厂”被斗了四天四夜,“石灰陶下”也斗了四天四夜,“学校广场”也被斗了几天,被抓回大队后,大队又继续斗。因为买一头猪宰了,差点被斗死了。阿榄嘛把我吊在“下河背”月林和海周的茅草间里,就这样绑着两个手,吊到横木上,这样一拖,两个脚不给你着地,逼你承认:你为什么偷宰那头猪。我说是大家约好的。他说谁先约的。我就说自己先约的,不敢说是李震约的,心想反正自己被认为是坏人,要斗就自己好了,死也我自己一个人死算了。屌他娘的,差点被他吊死了。后来放下来,那个南棍的老婆说:“是不是死了?”阿榄嘛说:“让他死。”南棍的老婆用勺子舀了一些冷水倒到我嘴巴里来,喝了几口我才醒过来。屌他娘的,那头猪是自己用钱买到的,又不是偷的,如果是偷的,你就是把我整死,我也没话说。我买的有名有姓,都跟他们说是向粮溪大路下一个叫做阿周的人买的,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了解。他们说谁都不敢,为什么你敢。我说过年了,想多弄点猪肉,肚子饿,食品站的猪肉冇肉证就买不了,有肉证也不一定能买到,因为要排队,排到又卖完了,就冇买了。他们就说我偷宰,两个手被他们吊起来,这个手被吊坏了,现在这个手都硬硬的,吊坏了,硬打硬吊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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