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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成(湖南)口述:“文化大革命”(1966-1976)之22

讲述人:刘伯成(男,1923年出生,湖南省石门县白云乡王堰村村民)
   采访人:贾之坦(男,1951年出生,湖南省石门县白云乡鸡鸣桥村村民,村民影像作者)
   口述时间:2011年12月24日
   采访地点:刘伯成家
   (口述整理:吴文光)

   刘伯成(湖南)口述:“文化大革命”(1966-1976)之22

   
   
   采访笔记
   刘伯成大名叫刘良松,刘伯成是他的号。我早耳闻此人,特别是当我采访到文革期间发生在我们大队的“反革命集团案件”时,被牵连的王堰大队也还有一大批,其中有个家住城墙弯叫刘伯成的,还被抓去坐了一年多牢。
   
   为了把这个案件搞清楚,我去年冬就去他家拜访了两次,但都没见其人,听他儿孙讲,是去了别人家里。去年两次没见着他,我很是着急,因为听说他都九十岁了,这年龄都是“说走就走”的人。为了把这段历史搞明白,我绝不能放走这个当时称为“反革命集团骨干”的老人。
   
   第三次我又特意去了他家,这次机会还好,碰到了他本人。当他一开口说是上个月险些死了时,还真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说:“上个月我患了个冠心病,接医生来,三瓶水只给我吊两瓶,一瓶吊不进去而没吊了。当一五一十地准备死时,不晓得,又慢慢地吃得一点了。”
   
   刘伯成老人开始和我讲他的历史,从年轻讲起,到土改、大跃进、文革,文革是他经历最复杂的时候,他讲得也最多。
   
   口述正文
   
   土改时
   
   解放前我在石门二中(那时叫石中)读了两年半初中,是日军来才解散了的,当时我是随中央军一起在新关(河)搭的浮桥,就这么从浮桥上走回来的。
   
   解放的那一年,有一天我在刘美才家里吃酒,俺跟他是亲房。他的大儿子刘良元做十二岁,还(演)傩戏,那天是白云桥的场(集),在白云桥的桥这头,一个解放军站在那桌上正在演讲,只听到一声枪响,那个解放军一下就栽倒在那个桌下。当时赶场的人赶紧跑都跑不赢,你们那里的贾国叔就被挤到了桥下,腿都摔断了。当听那些跑回来的人说后,我赶紧从他(刘美才)那山后就跑回来哒。
   
   土改时,俺屋里条件还好(有些财产),一些群众就要把俺喊成地主。那时我是天天帮李运权他们造册(登记),李运权是土改根子,农会主席,他和我是二中的同学,我把这事向他反映后他却宽慰我说:是不是地主是要按政策办事的。后来我连“二十一种人”(地富反坏右等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都不是的,当然这是同学李运权的关系。
   
   吃食堂
   
   在食堂里我还好,没有饿到。那时我是在榨坊里打油,就是现在王吉汉住的那里,榨坊当时就是在他俺屋里。我和张方友(大队支书)关系一直都好,他就安排我主管榨坊,全大队各个食堂的油都是我发的。
   
   在榨坊里每月有五十斤,油水又好,五十斤还吃不完。俺是大队的饭票,在哪个食堂都吃得到饭,也称得到米。在食堂里俺屋里有十个人吃饭,我有时就把攒下的称点米回去,有时用那个空酒壶(瓶)还添点油放在胳肢窝里,外面再披个烂棉袄悄悄带回去。
   
   1968年,路遇算命人,说我有牢狱之灾
   
   一九六八年,我记得很热嗨,就是五六月间,我从石门县城上来,天热得很。就在新关下边安乐桥那桥边的杨柳树下,坐着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个人,他正在那柳树下歇荫,喝(抽)烟。我也是个喝烟的,见着他喝不觉烟瘾也发了。当我凑近他时,他热情地招呼我坐在他身边,把他身上的烟袋递给我。我接过,装了担(一杯)烟,边叭边和他聊了起来。
   
   边聊我边打量着烟斗,这烟斗六寸来长,烟杯和烟嘴全铜质的,在阳光下还有些晃(刺)眼。再打量他:身略比我高点,光头,下巴留有两寸来长胡须,身穿一套蓝色土布便衣,脚穿一双用线麻编织的草鞋,肩背一个紧扣布袋。一看我就知道他是个走江湖的。我边喝烟边赞他的烟蛮顺口,他说这是四川燕子峡的烟,是转到那里时朋友送他的。
   
   从聊天中得知,他是慈利岩芭渡人,姓张,弓长张的张。他说他搞迷信还坐了二百九十七天的牢。
   
   聊了会后,他仔细地打量打量了我,说:“这位大哥对你相面来看,你住的地方是:屋前两个钵盂堡(凸)、不打官司就坐牢。你那地方有些遭凶杀、遭命案的呢!你人是个好人,心直口快,可对你相面上看,却有牢狱之灾,只看你(出)现过没有。”
   
   听他这么一说,觉得他说的屋前两个钵盂堡确实是他说准了,我家大门前确实有两个小山凸,近年也有人去坐个牢。只是说我有牢狱之灾,我从不说是道非,更不去为非作歹,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
   
   见我不信服他的那个样子,他又从身上掏出三个志眼钱(旧铜钱)来,将坐前的地面用手把杂草扒开,双手合住志眼钱,口中念念有词,再将志眼钱向上一抛,待铜钱落到地面停下时,他看了看铜钱说:大哥不管你相不相信,你有三百天的牢狱之灾。
   
   见他说的那样的肯定,只是我回家后行事处处都更小心谨慎。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两年后我真的坐牢去了。
   
   现在算起来,这湾里刘纯层的儿因贩毒被判十几年,廖衍淼的儿搞“打砸抢”,也判了十几年,我和张彩芹,坐牢的还真不少啊!
   
   我因为和大队支书关系好,他被打倒,我也被牵连
   
   我到当时的易市公社的双桥大队,找到原来在俺公社搞干部的王子明,他仍然在那里搞干部。我把俺这里没吃的情况告诉他后,他一下子表态,就把那个大队的粮食指标给了我两万斤,给我转到了白云粮站。
   
   那时他们那里种棉花,国家补助的指标多,吃不完。拿起这个指标到粮站去买,每百斤只要九块五角钱,有了指标,钱当然就想办法了。那个时候,没有指标,你拿起钱都是没地方买的。全大队虽有千把人,但在当时来讲,两万斤也是个不小的数目.。这些粮食吃完后,不但之没给人家还,又要我去借去。看在和张支书几个人的情面上,我只得硬着头皮去找那个王子明,结果又给我借了些。
   
   六九年冬的时候,张方友被批斗,不愿搞大队支书了,公社杨书记上门来做他的工作,他还是坚持不搞,并说这官有个么哒(什么)当场。杨书记反复劝说,他硬是坚持不搞了,杨当时就来火了,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这样第二天就派人来整他的材料,硬就把张方友打成反革命了,还把他抓去坐了牢,把张彩芹(原国民党团长)、袁直修(伪军医),还有你们大队的杨官元(伪团长)这些历史反革命都当成现行的反革命都抓去坐牢了。
   
   我是一直以来因和老张的关系好而被抓去的,说我是他的“黑参谋”,之所以说我是“黑参谋”,是老张他相信我,我给他提的些建议他听。七零年前,俺这里都缺饭吃。那时支书是张方友,王吉朝是大队长。他们见我外面人缘好,就派我以大队的身份去拉(借)粮食。他们就说大队的权是我掌的。我也跟着坐了一年多牢。
   
   把我们说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他们硬说成是,老张主持的一次“反革命的发起会议”,说我们在那里起草了“反革命的纲领”,人员分工,张方友是头,我是参谋长。回想起来真是太冤枉我们这些人哒!
   
   说张方友成了反革命,公社在俺大队成立了专案组,县公安局也来了好多人,一时间我们大队像是变了的天,乌云翻滚。大队本来就有派性,把张方友关起来后,大队是覃大脑几个当权的,他本来就有一帮子人,大队的人,凡是和老张关系好点的都被抓起来了。
   
   我被关在学校教室审讯
   
   那是三月间的一天,公安局的人来到我家里,说张方友都交代了,说我是同伙,也参加了他的组织。要我老实交待,走坦白从宽的路。
   
   我说:他们搞没搞反革命我确实不知道,我更没参加他们的么哒组织。他们说我不老实交待,不见棺材不流泪。就当即要我跟他们到大队去,要对我实行隔离审查。
   
   那天去了,是把我关在大队那学堂教室里的,公安局的人又审讯了我一大会。我一再说明我没参加个什么,我有么哒(什么)说啊!
   
   他们见我还是不老实交待,就把我关在那教室里,甩给了我一坨纸、一支笔,说是我什么时候老实交待了就放我出去。关在这教室里和任何人都不能接触,有时是我老伴给我送的饭,有时是儿子送来的,但送来了都只能交到公安局值班的人手里,不能直接给我,更不能和我说话。
   
   他们要关就关,看那个反革命的话是不好说的。我当然不能乱说,见我还是不交待,关了些日子又把我转移到八队的覃士炎家里,又关了七天。在那里同样是枪兵把门,俩娘母(老伴和大儿子刘仁慈)给我送饭的,一样见不到我。
   
   开群众大会批斗
   
   把我关了些日子后,那天大队开群众大会,是专门对俺的审判大会,是公社的干部黄XX主持的。把我和老张还有几个都被押到了台上,把我们都捆得都只有蛋大一坨坨哒,头低得几乎落地。
   
   我当时只穿着条短裤子,想抬头看看屋里的人(老伴和儿子),要她跟我送点衣来。我头没抬得,后面赶紧就踢了我几脚,头也被他们赶紧拵(狠狠地往下压)了下来。那时天还是有些冷,身上却黄豆大一粒粒的汗,手和身上已被捆得麻木哒,也不晓得痛哒诶。
   
   会开完后赶紧就把我们往公社押去哒!到公社那里,又没得人管我们,就又直接把我们解到皂市派出所去哒。我认得那时的所长是张明元,他还没动我的刑罚,只要我老实交待。在那里关了十多天后,又把我送到大队来哒。
   
   回到大队后才听到家里人说:那天没有给你送衣,是开会之前公安局的人就讲了的,开完会就要打(枪毙)你们’。打的啷场(地点)都讲哒,就是打在金家溪儿(往公社去方向,与枧桥大队的交界处),反正是死去的人,一个么哒衣送诶!那天开会的人都跟到赶到了金家溪儿,结果又没看到打我。
   
   关到县公安局
   
   记得是七零年五月间把我弄去的,当时我是在公社,车子在公社把我装起去的,车子里头还装得有几个人,个个都是那么捆起的,还带的铐子,还有两个枪兵,活怕俺跑哒嗨!
   
   把俺拉到石门(县城)后,在公安局的一个屋里,宣布我还只是拘留,没宣布我要坐几年牢。在那里,天天就给我甩一坨纸,要我写,只要我写跟张方友一起搞反革命的那个事。我没搞,看把个么哒(没什么)写。
   
   审讯
   
   有时候提出去,就要我列席参加,他们是想让我看别人是哪么交待的。有一回是俺这村里的刘坤乾审案的,他是公安局侦查股的股长,他是刘高嗲的儿,和俺是一刘(同宗族),原来就认得。但当时审的时候,他装作个认不到我的,俺也不好认得他,他审我的时候很是严肃地问我:你姓什么,好多岁……你要老老实实的交待,不扩大,不缩小。
   
   后来他又说:不乱讲,要对事、对党、对自己负责。本来是熟人,他还是装作不知。不过我也晓得他不能认我,但他的话我还是晓得他暗示我,没有的事绝不能承认,还是替我着想了的。我晓得他为难,我也不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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