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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东兵:《政坛秘闻录》(二)


   师东兵:《政坛秘闻录》(二)
   
   “十多年来的北京,始终是漩涡的中心”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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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德
   
     吴德退出政坛以后,几乎是闭门不出了。但是是,作为一段历史的参与人和见证人,他始终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在历史的风浪中,有时不是人们选择了生活,而是生活选择了人。吴德的沉浮,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我和他坐下来回忆那段历史时,我们的话题竟是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谈起的。
   
     “我的那篇1976年4月5日的讲话,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我出面宣读的。但是并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当时,政治局会议研究的时候,我汇报了从1976年三月下旬以来,天安门广场出现的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当时王洪文就问我:[ 你认为是什么性质的活动?] 我说:[ 肯定有一小撮在背后挑动,但是目前我们还缺乏证据。] 华国锋连说:[是反革命在捣乱,是邓小平在背后操纵。] 政治局讨论的时候,七言八语,就形成了我的讲话稿大纲。”吴德丝毫不掩饰他当时的观点,说:那时尽管大家对张春桥、江青那些人有一定的看法,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华国锋尤其积极。”
   
     吴德4月5日的广播讲话已成为一篇历史的文献,特录如下: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盾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吴德等我看完这篇当年的讲稿后,笑道:“就是这篇东西,就成了后来一些人不能容忍的理由。你看政治斗争是多么的残酷。”
   
     提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吴德说:“那时我刚刚从东北来京,对整个运动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刘少奇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说:[ 你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是协助李雪峰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来演一出现代的《八大锤》。] 因为我和李雪峰调京的时候,从山西和华北局还调来了另外六个主要负责同志,包括《山西日报》的吴象和山西团省委书记李立功等人。那时北京新市委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权威,北京的运动直接受中央的领导,我们动不动就会陷入政治漩涡里去。李雪峰对我这样说过:[ 他妈的,这个官儿可不是好坐的,放个屁也会让最高层闻见,我们的一言一行可是要注意呢。弄得不好,就会栽进黑洞里了。] 这话,我至今记得清楚。”
   
     吴德第一次单独出面,是1966年8月30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上和红卫兵们谈话,他是奉了周恩来之命给学生们做工作的,但是他见了他们却说自己 [ 今天同大家商量一些问题来的 ] 。谦谦之词,可见一斑。
   
     他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纠正了前阶段的错误,扭转了方向,引向了正确的道路。现在是热火朝天,群众起来了,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各种阻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解放17年,北京在修正主义把持下,有许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一直没有收拾,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这次来了一个大扫除,把隐蔽在阴暗角落里的寄生虫都揪出来,把金银财宝、变天帐、武器、地契、委任状、国民党旗帜等都拿出来示众,这件事做得很好。这是一件大喜事。凡是革命的,人民就支持。北京充满了革命的景象,这是红卫兵的功劳。革命的人民精神大振。我今天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吴德在谈到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条件的时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形势很好,能不能把运动搞好呢?这就看能不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坚决不做。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前是学好十六条。十六条是主席亲自制定的,我们要用十六条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解放军,革命师生、特别是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总理说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盾,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党,忠于人民,很好地团结群众,联系群众,以解放军为榜样,做人民忠实服务员。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注意策略注意方法……”
   
     这也许就是他的经验之谈。
   
     他在谈到要和红卫兵商量的几个问题时,这样说:“最近一些地方出现了打人的现象,个别地方也有把人打死的,我们认为群众起来,这是出于气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敌人向我们实行了阶级报复,杀了我们八个人,打人是可以理解的。要坚决保护红卫兵。但是,因为我们人多,你一下,我一下,很可能把他们打坏了,打死了,把斗争对象没有了,有些材料也就搞不上了,算来算去还是我们不合算。如果打多了,也会引起中间群众的误会。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决执行十六条。另外,关于给黑帮黑线剃头,挂牌,戴高帽,一般也不要这样搞。我们主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这是最厉害的,表明我们有力量。”
   
     1966年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上,吴德发表了实际上是他站出来的讲话。他说:“首先,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今天,大家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声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大会,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我们决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讲到这里时,吴德似乎表现出了强烈的气愤,他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明了眼前这场斗争的性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尽管这些都是应景的官样举动,但是反映了吴德适应潮流的本领。
   
     1977年7月2日,吴德和纪登奎、陈永贵三人一起和担任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姚连蔚谈话的时候,吴德说得很清楚:“现在,陕西省有人在告你的状。如果再让你继续工作,中央怕群众有更大的反映,中央也不好解释。因为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我们考虑再三,决定让你回去,接受中央和陕西省委审查。”这时,先后经过他手和他参与,宣布一些人停职审查的,还有吴桂贤、孙健、庄则栋、孙玉国等人。
   
     但是,他没有想到,不久,他也和这些人一样,享受了同样的待遇。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他和陈永贵、陈锡联、汪东兴、纪登奎是被迫辞职罢了。
   
     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对我说:“政治这碗饭,可不是那么好吃的呀。从我调到北京后,我就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全国的漩涡了,要想不翻船,只有虚心一些,处处事事都谨慎,多请示,多汇报,自己尽量少担责任。从一开始,我就下定决心,决不卷入到哪一派里去,就是一心一意地跟着毛主席走,跟着党中央走。这是保证我自己没有在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栽跟头,和后来的粉碎林彪、四人帮中没有陷入进去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整个党中央集体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作为中央里的一个成员,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纠正这和集体的错误,这不能怪我。这是整个时代和历史的错误。”
   
     我问道:“你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后,到什么时候就感觉到再也无法工作了呢?”
   
     他说:“我从1966年5月下旬到北京,参加了首都的文化大革命,到这年的11月份,北京市批判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李雪峰已经无法工作了,我名义上也在工作,实际上只是应付一下生产和抓具体的事情罢了。”
   
     他给我讲了当时的整个形势:
   
     1966年底,林彪等人支持《解放军报》社的负责人胡痴和关锋、王力在一些部队运动的调查报告上,提出了“军内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甚至提出要在军以下直至连队开展“四大”等建议。到1967年1月14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坚决把我军的文化大革命搞好》里,提出了“在我们的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两面三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等论断,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应。就在此的前一天,即1月13日晚上,毛泽东的女儿萧力亲自带人查封了《快报》的办公室及其全部的材料,并下令这个机构停止一切活动。
   
     吴德得到消息:“1967年元旦刚过,林彪秘密地支持唐平铸、胡痴亲自带领一些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要揪出司令员杨勇和政委廖汉生。大字报有唐平铸和胡痴亲自执笔签名,唐平铸曾经指着签名说:[这个小名单后面还有大名单呢。] 他们去的时候,不是公开一起走,而是约定了暗号及汇合地点,夜间到军报外头分批上了汽车到了北京军区。在那儿,邵一海动手张贴大字报,其他人观察动态。整个行动,十分保密。”
   
     1967年1月19日,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会议,当提到军内要搞“四大”时,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等人立刻跳起来:“党政机关已经够乱了,难道还要把军队也弄乱吗?”
   
     叶剑英拍着桌子喊叫:“警告想要把军队搞乱的野心家,他们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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