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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一个全面的吴耀宗—评《大时代的宗教信仰》一书
   [日期:2014-03-12]
   来源:对华援助协会 作者: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3/11/2014下午2:08|
   
   
    由香港著名基督教学者邢福增 (Fuk-tsang Ying)主编、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于2011年出版的《大時代的宗教信仰:吴耀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以下简称本书)一书是研究吴耀宗、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现代中国政教关系不可多得的好书。该书主体其实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中国基督教史学会及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于2010年6月22日到2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合办的“吴耀宗与中国基督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名家荟萃、研究精深。除了邢福增和吴耀宗之子吴宗素外,还有各方学者如王艾明、罗伟虹、吴梓明、宋军、段琦、张化、许开明、郭伟联、陈广培、刘建平、严锡禹等的十多篇很有份量的研究论文。
   
    正如邢福增的编者序中指出的,本书“反映出吴氏身处20世纪的大时代中,在不同层面的反省与实践。全书分四部分:新思想与非基运动、神学思想、学生运动与救亡运动、三自运动,不仅凸显了吴氏本人的思想与实践,也衬托出20世纪中国基督教的重要历史场景”(见本书编者序)。的确,该书对把握、评价一个全面的吴耀宗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也对当今众多关怀中国命运的基督徒,有很大的启示和警醒。
   
    正如邢福增所言:“翻开近百年的中国基督教历史,吴耀宗(1893-1979)绝对是个最具争议的人物”(见本书编者序)。他的争议性在于基督教神学与政治两方面,神学上他“自始便烙上鲜明的自由主义及现代主义神学印记”,与主流“基要派”壁垒分明;政治上他与共产主义者携手,建立国家教会(State Church),“质言之,吴耀宗被视为‘政治投机者’、彻头彻尾的‘叛教者’”(见本书编者序)。也如吴宗素先生所言:“在国内,他是基督教会的先知,是三自爱国的旗手;在国外,他是不信派,是出卖教会的犹大,双手沾满了基督徒的鲜血。”(见本书509页)
   
    显然,不同的立场造成了对吴的不同评价。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吴耀宗的评价也是要站在今天中国家庭教会的立场上进行评价。从此立场出发,吴耀宗无疑是与中共相互勾结迫害中国家庭教会、践踏中国基督教信仰自由的基督教内的罪魁祸首。这个历史定论是我们把握吴耀宗时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准绳。但是,以这个历史定论为基础,更加丰富、全面地认识吴耀宗,揭示他对当今时代中国基督徒的意义,也是很有必要的。《大时代的宗教信仰》一书,就给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全面认识吴耀宗的素材和角度。
   
    跟一些人认为吴耀宗是中共内部辖制基督教的高级党员的看法不同的是,本书告诉我们吴耀宗早年信主的确是真诚的、他与众多进入基督教内部的共产党党员是不同的,他不是共产党的党棍和宗教特务,他与共产党的合作,就他个人而言也是真诚的、积极主动的。对中国基督教迫害的首恶,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政权高层,而吴耀宗等宗教人士只不过是基督教内部被中共利用者、相互勾结者。就是在三自会里面,吴耀宗也与那些专门来压制、破坏基督教并掌握三自会实权的共产党员三自高官也是有区别的,吴毕竟还是基督教界人士,但后者却是伪装成基督徒的党棍和中共高干。
   
    这些吴耀宗的定性,表现在他起初抵制非基督教运动上,也表现在他对唯物主义有所保留的态度上,表现在他主动热情单纯地与中共合作上,更表现在三自会成立后他对三自会信徒信仰自由的一定程度的维护上,他也因此而在晚年饱受宗教官员和党棍们的批斗。
   
    本书很多论文指出,1918年吴耀宗在一个美国朋友家读圣经中耶稣的登山宝训时相信耶稣的,信主后不久就辞了海关工资丰厚的工作,到清苦的北京青年会工作。从这些经历可以看到,吴耀宗与那些中共悉心栽培、专门派到基督教界作工作的地下党员是不同的。在本书的张化所写的《吴耀宗与非基督教运动》一文中,揭示了吴耀宗一开始就以基督教的立场抵制非基督教运动,他为非基运动及共产主义者专门与基督教作对表示愤慨,也尽量运用当时的“新文化”“科学与民主”为基督教辩护,写就《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一书。他积极与“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思潮领袖们对话、并为基督教辩解;他发起基督教学生运动,来应对非基督运动;他也积极参与本色教会运动,使中国基督教能够摆脱非基运动所指责的“帝国主义工具”之把柄。
   
    只可惜他当时不知,非基督教运动完全由苏联共产国际所操纵和发动,在本书中披露:“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在华全权代表利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报告说:整个非基督教运动……的基本力量确实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所有运动都是根据远东书记处总的指示和我的指示共同开展的”(见本书23-24页)。在非基运动有计划有组织的强大攻势下,吴耀宗为基督教辩护的很多抵抗行动归于失败,而且他本人也逐渐被中共统战了过去。非基运动使基督教内一大批信徒开始倾向共产主义。可以说吴耀宗就是非基督教运动的产物。
   
    吴耀宗被中共统战,但他并非全部放弃自己作为基督徒的原则。他的错误在于将唯物论与有神论、共产主义与基督教进行调和,如他说:“基督教需要唯物论的长处,也可以补足唯物论的短处。同样的,唯物论需要基督教的长处,也可以补足基督教的短处”(见本书477页)“虽然共产主义和基督教这二者的宇宙观是不同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是它们要解放人类,使人类追求真理服从真理,这个目标是一致的”(见书486页)。吴耀宗认为自己与共产党及共产主义还是有区别的,虽然这个区别的解释中共一直不接受。吴宗素先生在他的回忆文字中写到吴耀宗与周恩来第三次会面:“父亲表示,马列主义和基督教有99%的共同点,尽管在有些根本问题上有分歧,但无关紧要,最后是可以一致的”。“99与1,不是绝对的数字,只是形象地表达大同和小异。20多年后的1960年,父亲对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和副部长张执一也讲过同样的话”。“最后那1%的分歧,父亲认为无关紧要,最后是可以一致的。但是周却委婉地反对这种提法,意识形态世界观绝无妥协调和余地。中共这个立场倒是始终如一,一直延续到今日”(见书526-527页)。
   
    可见,吴耀宗尽管与中共妥协调和,但由于他还坚持一些小差别,也就不能彻底全面地取信于中共。正如本书的《比较吴耀宗和赵紫宸对‘宗教反科学’的回应》的一文中指出:“1958年之后,吴耀宗受冷落与他的这一思想有直接关系,因为随着越来越左的形势,宗教已被认定是要被消灭的对象,但吴耀宗却认为宗教有其真理,是不可能消灭的,这就直接与左的思潮构成了对抗,因此他也就被入了另册”(见本书40页)。纵观吴耀宗的一生,他既不是坚持原则不与中共媾和的家庭教会的领袖,也不是坚持唯物论、要管控和消灭的共产党宗教干部,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可以算是一个被共产党员统战的基督教界人士。
   
    对吴耀宗是个统战人士而非中共党员的看法,也从他积极主动而非被动接受命令开展三自革新运动中可以看出来。邢福增认为:“吴氏并非被动地参与发起三自运动,而是带有相当的主动及积极性在其中”“现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曾说:‘中国基督教走上三自爱国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自主选择,有没有吴耀宗先生都会发生。但历史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时代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时代’。这个说法,实际上没有准确说明吴氏的角色……吴氏基督教革新的思想,并非完全受中共的影响,也有他个人的期许与愿景在内”。作为基督教内的“新派”“社会福音派”和“三自革新派”,吴耀宗主动与中共合作、共渡蜜月不短的时间,他是想借用中共政治权力实现他的宗教理想、改造中国基督教、打造基督教地上天国。当然这些也完全被中共所利用。
   
    本书的《吴耀宗与中国三自运动的再思》一文揭示了纯正的三自运动其实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就在中西牧者、宣教士的推动下开始了,如中华耶稣教自立会、基督徒会堂、小群教会、耶稣家庭等。但这些与外国脱离关系的纯正的“三自”教会并不符合中共的三自标准——完全屈服在中共的控制下,所以后来都被中共铲除。吴耀宗的三自革新理想,起初与上述教会是一致的,但后来与中共合作后,主动迎合中共的宗教政策。故本书中吴梓明先生所说:“吴耀宗所领导的三自运动,实质上是将三自放入中国政治改革的范畴内,尝试以政治的方法去处理中国基督教的三自问题。明显地,吴耀宗所主导的三自运动,是一种政治运动,他对三自的诠释也必然充满着政治的色彩,掩盖了甚至否定了过往中国教会对三自的基本理解”。可见,吴耀宗在主动与中共合作并想达成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也为了迎合中共而被中共给扭曲、改变了。
   
    一方面吴耀宗不断迎合中共的想法,另一方面他毕竟是基督教界人士,所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为基督教的信仰自由说过话。邢福增在本书的《‘爱国’与‘爱教’》一文中针对上海市档案馆的一份档案指出:“文件指出吴耀宗经过7年紧随党的路线后,也出现‘基督教是不是又发展的可能,甚至有无维持现状的可能’的疑问,甚至对宗教政策作出负面的评价。当然,不论是吴氏的立场,或是文件表现的开放程度,事实上也是在1956年到1957年反右斗争前中共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促成的。这也解释了吴氏在1956年提出中国教会的‘三大见证、十项任务’主张,以及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2届3次会议上就宗教政策落实问题所作的发言。遗憾的是,当中央发动反右派斗争后,面对极‘左’的政治路线,吴耀宗的主张又再次被革命洪流覆没”(本书503-506)。这一切,正应了吴宗素先生所说的“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话。吴耀宗的这些经历,尤其对目前海内外被中共宗教当局所统战的基督教界人物,有整聋发聩的警醒作用。
   
    《大时代的宗教信仰》一书也帮助我们认识到“社会福音”对于中国当下的意义。本书中严锡禹的《社会福音与个人福音》一文,揭示出吴耀宗面对当时基督教主流基要派不关心社会、不关注中国命运,而极力在基督教界推广社会福音,他说“基督教在今日的中国,应当有它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本着耶稣唯爱的精神,结合同志,改造社会,以解放民众,实现天国”(见本书111页),“他对神学合理性判断标准只有一条,是否有理于他寻找一条解决基督教信仰与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和谐统一的途径”(见书107)吴耀宗力图使中国信徒和中国神学关注中国的政治命运,这并没有错,甚至也切中了当今中国基督教界同样的毛病——不闻世事、“专修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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