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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全国“两会”风口浪尖上的焦点——揭开“深改小组”与“国安委”迷

   
   眼下,每年一次的全国“两会”正在中南海幕后紧锣密鼓地进行。今年,不少舆论猜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会否导出全国“两会”为生成新的政治生态打开天窗;不少人期盼三中全会提出的“深改小组”与“国安委” 两大焦点议题,在即将开幕的全国“两会”上揭开谜底。
   
   高度集权垄断建制时代拉开序幕
   


   刚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被引向风口浪尖上聚焦的话题,应是设立更加“以党代政”,甚至“以党代法”的深改小组与国安委,以进一步集权垄断于党的最高层几个人。其实,这不过是以众多“改革”许诺为名,行少数人独揽朝纲之实。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名,通过党国的高度集权垄断建制,将党、政、军、法等权力集中成非骡非马的国安会权力机构,将进一步揭示习近平从“集权在党”发展到“专权于我”,巩固个人权力基础的实质。
   
   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度会议上,中央深改小组的成立与名单,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与名单一道,成为大会“改革大餐”,再次呈现“党下命令,会议举手”的饕餮局面。这种借全国“两会”表决、盖章方式,生成如此政治生态的天窗一旦打开,将为中国继毛泽东之后,又一次高度集权垄断建制时代拉开序幕。
   
   习近平主导深改小组引发非议
   
   去年 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担任。今年1月22日下午,“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组长习近平主持会议,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据官方新华社报导,习近平出任该小组组长后,将负责未来中国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有消息指,总理李克强虽为中央深改小组副组长,但无法主导改革总揽大局。
   
   如此深改小组设计,意味着党政关系有了新变化,是一种权力转移,即过去由国务院去执行的事直接由党中央去决策去执行。上个世纪 80年代初邓小平主导改革,批示成立国务院体改委时说过,改革“总理要亲自挂帅”,此后赵紫阳、李鹏都亲任发改委主任,而如今却将深化改革领导集权于党总书记一身,显然出与邓小平时代“党政分开”改革背道而驰的新动向。
   
   现在的这种“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级别设计,应高于原国家体改委。原体改委是设在国务院下,而深改小组是党中央设立的层级最高的全方位集权统领“改革”机构,由习近平本人出掌组长,显示该小组权力将凌驾于国务院之上。这种体制设计,虽然可以凸显习推动全面改革的决心,但问题是又首开了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党的总书记重新大权独揽之先河,引发外界普遍质疑架空总理李克强,否定“习李体制”。
   
   国安委的神秘面纱将揭晓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安会,其性质究竟是骡是马,一直有争议。早在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时期,中国就曾考虑设立国安委这样的组织。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时受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启发,计划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但由于担心已经掌管中央军委主席的总书记,再统揽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权力太过集中,未敢贸然行之。
   
    中共中央政治局24日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会议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如今,在中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基础上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实就是把以前的安全“议事协调机构”变成党中央的“常设机构”。根据现行党的领导体制设计,中共政权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定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定义则是"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常设机构。
   
   按理说,国安会本应属于国家机构,从眼下情势看,国安委既像是政法部门,又是党委的重要职能部门。未来的“改革”撤消中央政法委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将其职能全部并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否则将会致其机构更加重叠、臃肿。国安委的全称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属国家机构,其正式挂牌需要得到全国人大批准。现在却成为党的统揽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以此避免修改宪法程序。由此可见,“依法治国”纯粹就是习近平口里的一块口香糖。全国“两会”后国安委的神秘面纱即会进一步揭晓。
   
   “行政体制改革”再拼盘
   
   与深改小组和国安委设立议题联动的全国“两会”内容,是所谓“行政体制改革”议题,
   即又一次在所谓“三个自信”的中共体制内做“大部制”拼盘加减。多年来,中共“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导致中共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与其浪费、腐败、不受民主监督等问题密切相关。然而,所谓改革从中共“转变政府职能”的机构改革史看,“大部制”的组织架构设想并非是机制上的创新。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已有国家经委这样的大部委设立,“文革”中又将政府的数十个部归并为几个大组,或者以“口”划权,比如农林口、工交口等;2003年国家设立商务部,也是将原外经贸部、国内贸易部以及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整合组建而成。
   
   近几年来,“大部制”无非是又一次大架构设想轮回。当今中国在没有党政分开和宪政分权大前提下,所谓政府内“大部制”改革只能是将“小部”进行再拼盘,将原来的“部”降格为“司”,但权力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依然还要与执政党的机构设置相对接,现在不过又多了深改小组与国安委两机构。这就决定了“大部制”改革将再搞平衡拼盘,相应的各个机构部门职能层级都会添加增减,其运行成本可能更高。
   
   虚假性政治制度无法自圆其说
   
   当今中国“政改”的关键问题是要建立起民主宪政分权机制。而这样的改革岂能由党主政府自我操作,排斥“公众主导”和“体制外参与”?如此深改小组与国安委统领一切的“改革”,再由“三个代表”的全国两会“举手表决”,这便决定了中国特色的议会,很难形成一种利益多元化的讨价还价博弈机制。
   
   国家权力机关的使命是什么?是要角逐选票、权力制衡,解决执政正当性与有效性的。因而, 政治改革的根本问题,是解决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执政当局不从根本上“还权于民”,找回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所谓的“改革”就只能是伪改革。只要习近平继续拒绝民选,不放弃自造合法性——以改革之名行专权之实,就不可能发生敬畏人民的根本性执政意识转变,中国“两会”侮辱民智的花瓶、图章定性就无法改变,其虚假性政治制度就无法自圆其说。
   
(2014/02/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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