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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的自白书

陈公博的自白书
   
   
   去年,即三十三年,是南京最危險的時期,也是中國全局最危險的時期。因為東條內閣末期,東京已有和共產黨妥協的動議,我們且接到日本參謀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議的情報。在中國方面,有許多當地的日本軍已實際和共產軍默契。例如蘇北清鄉計劃,日軍事前先期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日軍和新四軍實行交換物資了。
   

   新四軍首領陳毅負傷,由日本憲兵護送至上海療治。共產黨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動,且公然住在滄洲飯店。大使館的書記官池田,以托羅斯基派名義為掩護,出面為共產黨宣傳。谷正之大使公然對我說:共產黨並不壞,其政治且較重慶和南京為進步。
   
   汪先生於三月二日赴日本治病,把軍事委我負責,把行政院委周佛海負責。我既然負軍事上的責任,我不得不替中國的前途打算,不得不替地方治安打算,尤其不得不為中國陝統一後打算。因此我決心如果日本一定和共產黨妥協,只有和日本破裂。
   
   
   八年来的回忆 --陈公博狱中遗作
   
   
   
   
   
   
   陈公博
   
   "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共产党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参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 商议的情报。在中国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共产军默契。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实行交换物资了。新四 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
   
    我这篇回忆是从二十七年离川写起,是一篇自白,也可以说是汪先生和平运动的简单实录。本来在今日大统一时候,我对於保存国家和地方人民元气的心事已尽,对 於汪先生个人的心事已了,是非功罪,可以置而不述。但既然奉命要写一篇简述,那麽,对於汪先生的心境,我是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汪先生的心境,和平运动就无 法说明它的起源。对於我的主张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我的主张,这几年的经过,便无从说起。对於这几年来我的工作和心情,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便不知道这 几年来此间人们的苦闷和挣扎,类於矫饰,而不是坦白的白白。我也知道,我参加和平运动的经过,由反对而卒之参加,重庆的同志们都很了然,就是不写,大家都 很明白,因此,我决定不诿过,不矫饰,很简单的写一篇回忆。不过,我对於汪先生的心事是算了了,然而至今还抱极大的缺憾的,就是我自民国二十年底回到南京 以後,总想这次外有日本的侵略,内有共产党的捣乱,国民党总不至於再有破裂了罢。若要不破裂,只有从我做起,所以由民国二十一年起,以至汪先生离重庆止, 而且一直到现在,我对於党始终没有批评过,对於实际政治也没有批评过,然而还有汪先生离开重庆的一件事,更有组织南京政府的一件事,这是我梦想不到,而引 为绝大遗憾的。以下分段说明这几年来的经过。
   
    一 汪先生的心境关於汪先生的和平理论,我不打算写了,汪先生的和平理论,这几年来有出版的言论集。我要写的是汪先生由民国二十一年以至民国二十四年,尤其是民国二十五年後的心境。明白了汪先生的心境,便可以知道汪先生主张和平的动机。
   
    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二十一年曾因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 因此出国。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归来,共赴国难,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最使汪先生所受的刺激太深。 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 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後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还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人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於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 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後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 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同时他还对我说:「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 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我告诉他,外间的批评很是恶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愤懑的答覆我:「我死且不惧,何 畏乎骂。」我只得默然了。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环境更是一天一天恶劣了,当日的国事,我知道是蒋先生和汪先生共同负责的,然而外间的观察,显然已画分为两个分野。我也知道汪先生不惜 牺牲,愿意替国家负责,愿意替蒋先生负责。可是按我观察,国事至是,危险非常,第一,中国要战,应该举国一致,中国要和,也应该举国一致,如果指蒋先生和 汪先生认为两种主张,那麽国内不难明显的分为和战两派,在大难当前,而党内有两个不同的见解,可以促成党的分裂。第二,国内捣乱的份子很多,惟恐国民党团 结,惟恐蒋汪真正合作。有此分野,更易予挑拨者以机会,国的分裂,党的分裂,是我决不愿再见的。那时国内的报纸,对於汪先生攻击已渐渐明朗化了。例如南京 有一家报纸记载日本公使有吉明回国,说汪先生送他到车站,还哭了一场,报上还讥讽汪先生,登了两首诗,那两首诗的全文,我已忘记,只记得有两句:「桃花潭 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那时真苦闷极了,我不是不爱国,同时我也爱汪先生,极不愿汪先生就这样牺牲了。因此,我又劝汪先生辞职,等到和战大计决定 之後,再负责任,也不为晚。
   
    我正在劝汪先生辞职的时候,倏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汪先生的女儿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 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我听了之後,非常难过。同时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陈友仁离职之後,汪先生对我说,蒋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部长,我力辞 不干。当时我不干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英美报纸,久已宣传我是一个极端左翼份子,那时外交正在紧迫,不能不靠英美帮忙,如果我干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 於中国无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欢应酬,而外交官第一个要件就在应酬,这样我干外交部,於公於私都没有好处。不过,我听见汪先生这一句聪明人不肯干外交 部的话,立时想起替汪先生分谤,顾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见汪先生,提出我愿意干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说:「现在我干外交部,就是人 家不听我的话,还得要考虑一 下。如果你来干外交部,恐怕人家连考虑也不会考虑。」我说:「这样,请汪先生向蒋先生说,我自告奋勇去干驻日公使怎样?」汪先生说:「你要替我分谤的心 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是一样的情形。」我听了之後,更无话可说。
   
    至到民国二十三年下半半,我的确苦闷达於极点,除了一般人攻击汪先生主和之外,还有些人见了汪先生面时主和,离开汪先生时便主战,还有些人力劝汪先生不要 主和之外,还来见我,要苦劝汪先生不要主和的。其实当时情势混沌达於极点,战固然说得太早,但和也无从说起。我劝汪先生以暂退为宜。末後我见汪先生坚持负 责,我只好单独向汪先生提出辞职。可是我每一次辞职,汪先生总不答覆,这样一直拖至民国二十四年夏天。
   
    民国二十四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罢,汪先生肝病复发,到上海进医院了。後来依医生的劝告,又到青岛养病。在八月初旬我在南京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黄季 宽刚由重庆见过蒋先生回到上海,携带有对日方案,定於八月五日由沪来青一谈。」我於六月五日在南京飞机场等候黄季宽,当天飞至青岛,下午同黄季宽一同见汪 先生。汪先生那时候病得很消瘦,看了那个方案以後,没有说什麽话,回头只对我说:「公博,你是不是还要不干?」我说:「是的。」汪先生说:「这样也好。」 我听说「汪先生」允许我不干,如释重负,和黄季宽一齐退出来,当夜便与青岛市长沈鸿烈痛饮一顿,第二天早夜我和我朋友喝酒,没有去见汪先生,至第三天中午 还是喝酒,汪先生使人来找我了。
   
    我酒还没有大醒,去到海边一个别墅见汪先生,这次我面红耳热说话的第一次。过去我虽然常和汪先生讨论,有时免不了辩论,然而那一天简直可以算吵起来。事後 回想,真不胜悲凉之至,汪先生一见我,便很严肃的问我了:「公博,你说不干,是真的不干吗?」我说:「我不愿干,自去年已决其心,那还有假的。」汪先生 说:「我病还没有好,或许今天我的说话是病态的说话,我不独我要干下去,我劝你也要干下去。」我那时真是醉还未醒,我说:「汪先生能否容许我说几句话?」 汪先生说:「当然可以。」我说:「汪先生你说病态的说话,我今日是醉态的说话。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 然而无补於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 罢。」汪先生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 快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 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汪先生这番话,使得我无话可说。我只好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我是在八月十 日回南京,同时我知道蒋先生将於二十左右回京,可是在十八日我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他决定辞职,我禁不得一喜一疑,喜的是汪先生肯辞,疑的是汪先生在青 岛那时邢样坚决要干,不到十天又决定辞职。可是我的心情,只求汪先生愿意不干,内中变化的理由,我也不去再问了。
   
    那年十二月汪先生於中央党部被刺受伤了,更因受伤而出国疗治了。我对於汪先生受伤是极痛愤的。汪先生出国一直至西安事变後才匆匆归国,自西安事变发生後, 汪先生更是倾向和平,以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如果中日两国战争,结果在国际恐怕只便宜了苏俄,在国内只替共产党造机会。总括汪先生的心境,他 的主和,远因是受了长城古北口之役的影响,近因是受了西安事变的刺激,或者我个人的观察还是相信比较别人的观察为正确。关於汪先生的心境,我写得似乎太长 了,但不详写汪先生的心境,便无从说明汪先生主和的症结。至於後来因主和而离开重庆,那是我始料所不及,并且我前後反对了二十余小时,还不能阻汪先生的离 渝,那更是始料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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