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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在以〝执政党〞自居前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党〞
·为人民服务只能服出人民价值,哪来的党价值?
·凡标榜自身意识形态的力量都是非法的
·共产主义是一种先天腐败型政治
·价值观是形成,〝党有权提出核心价值〞却是外造加工
·国民党腐败是后天,共产党腐败却是先天
·“党中央”也不能想正确就能正确!
·评《“党中央权威”要靠自己的正确来赢得”“维护”》此题目
· 海外民运没有毁,也毁不了!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2〕
·国是财产,也推不出私盟集团占有的合法性
·国不是党的私产,何来〝治国必先治党〞〔2〕
·回答赵森林网友的发问。他的问题是--
·如果习近平真读过萨特、菜布尼茨、康德、黑格尔
·广西爆案所诉求的
·〝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一命题包含着两个问题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纯粹的合法性
·对〝对党忠诚〞的纯知性分析
·〝接受、承认亡党危机是事实〞,推党于亡才是大勇
·党又不是泥巴,任凭搓、揉、甩、捏,你想从严治就能治了它?没门!
·点评团派与任志强的论辩
·〝必须解决不平等〞只是想当然,因完成对不平等的知识,因而没有配套方法论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并不能使党员成为好人
·只有道德没有社会主义道德
·只有道德没有社会主义道德
·习近平不懂〝复兴〞是啥意思
·对《理直气壮地高扬共产主义伟大旗帜》的心理学剖析
·还有〝不是多数党员严重违纪的党组织〞?毒霾之下岂有净土?
·党不就是应了〝议政〞而生的〝议政〞管道吗?
·只要〝理想为真〞,你〝高不高扬、树不树立〞它在人心里都持久不衰
·2、纯知性批判案例〔一〕
·历史是个进程问题,理想的动摇却是唯意志问题!
·共产主义是理想或理念,理想或理念只有真不真
·(一)不能说胡跃邦的人性超越了党性
·(2)不能说胡跃邦的人性超越了党性
·泄密罪的密奥所在
·评︰孟建柱所说--令计划现象使习总寝食不安﹙1﹚
·“共产主义理想”为什么是〝坚持〞?还要附加上定语〝牢固〞?而资本主义却
·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讲的是〝坚持〞,还要加上定语〝牢固〞?资本主义却用〝
·凡须坚定须树立的理想、信念都是骗人的歪理邪念
·何频的“腐败是所有共党官员的共同特征〞想说什么?
·3,对何频的“腐败是所有共党官员的共同特征〞的删繁就简
·4、无沦多么〝特的征〞,一旦〝共同〞也就不是特征!
·5,何频的话的本意要说的究意是什么?
·打虎不=反腐!(1)
·5,从纯粹知识角度对〝什么是腐败〞的定义——
·6,与纯粹知识相对的是什么知识?老孙曰:是经验知识
·6,与纯粹知识相对的是什么知识?老孙曰:是经验知识
·对“媒体必须姓党”的理性清理
·对“媒体姓党”的清理
·对“媒体必须姓党”的清理3
·王军涛的“共产党堕落成腐败暴虐政党……”立论错误
·王军涛的“共产党堕落成腐败暴虐政党……”立论错误(2)
·王军涛的“共产党堕落成腐败暴虐政党……”立论错误(2)
·对《党校不姓党,没存在的必要》的理性与知性的双重清理
·对习总说错了的话的至诚而庄严的纠正――
·“正知、正念,正能量…”是闭门造车。不管对不对,也不问通不通
·下里巴通电习近平――有“两面人‘事实’”,没有“两面人‘现象’”
·2丶)《党校不姓党,没存在的必要》的知性的清理
·2丶)《党校不姓党,没存在的必要》的知性的清理
·2丶)《党校不姓党,没存在的必要》的知性的清理
·2丶)《党校不姓党,没存在的必要》的知性的清理
·2)《党校不姓党,没存在的必要》的知性的清理
·《党校不姓党,没存在的必要》的知性的清理
·“心中有没有党”不是科学所能证明
·巴那马文件以科学名义宣布:“媒体、党校姓党”全错!
·欧洲共产主义又为什么会在一夜间骤然解体?
·评《人民日报》:《深刻把握,正面引导舆论监督的辩证统一
·川震灾款500亿哪去了?曰:姓党去了!
·雷阳死,是因自然世界本无“姓党”者
·只有存在“非理性看待”“必须理性看侍”才能成立
·“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
·共产主义不像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才垮台才危机
·崇志先甘生对我的质问
·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2)以“人民的名义”这个句子的逻辑功能
·3)凡“以人民的名义”者,肯定不是人民。
·习的“阴谋篡党”指控,先验地包含着一种逻辑颠倒——
·二、那么,反腐败到底应反什么?
·反腐败就是清理人的生存环境,纯洁文化
·四、习指控的“篡党”根椐的是什么?真正的根据又是什么?
·五、共产党的党性就是玩阴谋,耍权术、勾心斗角,挑战人类伦理
·“低端人口论”是对人的尊严的蔑视与侮辱!
·六、凡政党就只有一个合法性——那就是“党”字所包含的思想
·七、凡政党都首先是一个知识或理,而后才是事实的党;
·七、(之二)
·八,习思想就是“两面派”基因或菌种的文化
·九、①共产党不是执政党。②能执政的永远是人,从来不是党!
·十、我们完成了在世上往下活的只是人,不是“党”,的当且仅当的
·习近平懂得什么是“思想”吗?
·习近平懂得什么是思想吗?(2)
·扒开包子皮,咱看看习“思想”到底是些什么货色?
·(4)“独特的历史、文化…”也成不了高校“思想工作”的理由
·人是有德性的唯一物种。党没有德性只有合法性
·⑥只有实现天所赋予的性命,人生才有意义!
·对“朝鲜仍然是我们的战略支点”的纯粹知性的辩析
·“朝鲜仍然是我们的战略支点”所爆露的习的阴暗与残忍!
·“忠于党”和“不四分五裂”只是对相对意志的要求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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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不做李自成所救是特殊阶层,甘当李自成是适用了历史前进的普遍原则。
   
   《甲申三百年祭》有时代的道理,“不做李自成”却因时代已彼了一时而失却了根据。因时代变了,那构成时代的要素当然也早已境迁。因而“不做李自成”才恰恰是错的。当下的潮流要求的倒是共产党出一个甘做李自成的领袖。敢做李自成才是合乎普遍原则的大智大勇,不做李自成只是为特殊阶层的抱残守缺。三百七十年前的甲申,无论统治者还是造反者,或关外那窥伺者,引狼入室者,包括万般无奈的草根,抱的都是“大刀长矛出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还死死地限制在力量征服性上。中国并未与世界同步进入到近代,胜王败寇依然是政权合法的唯一标准。


   因甲申的1944也现出各种政治力量的交替,与三百年前的甲申有某种类似,才有酝酿与那个甲申相比较的反省。这一活动是在重庆文化界,刊出后为毛泽东所见,将之纳为延安整风的文件。在当时的形势下,无论作者郭沫若还是中共,都是拿朱明王朝暗喻国府,在心理上毛泽东有不自觉的流寇自比,他要防止自己阵营像李自成的队伍那样,被胜利冲昏头脑,陷于腐化堕落,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重蹈悲剧,才将之当为共产党整风的文件。而无论毛还是共产党高层,所能思及的也只是“失道寡助”,他们的观念并没追问“失道”背后的条件,他们尚没有对现代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人都是人,因而人人都有参入政治的资格”,这个由人文主义的兴起所带来的崭新观念上的自觉。毛与共产党把贪婪当成终极因来理解了,没考虑人的理性的应用还应刨根问底到理性自身----如何保证理性运用原则的首先合法。
   
   政权首先必须合法,即理性应用原则的首先合法。
   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事物,因而在“任何事物都是事物”这个肯定里,已天然地包含了----凡事物都有本性。而且任何事物能够如何是由其本性规定的。任何事物都没有超越其本性外的可能性。
   
   政权也是事物,政权的健康与否也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但因人的意识始于经验,从经验出发人们形成的观念只能是直接的,狭窄的,因而是特殊的。如“枪杆子(大刀、长矛、梭镖)里面出政权”,就是一个特殊原则----难道没有枪杆子的人就不是人了吗?他们生命的性质就不是人的类性质了吗?他们的生命能不指向实现吗?在进化尚低的条件下,只能使武力征服成为观念。这个观念虽是一特殊性原则,但因视野的狭窄却使它成为最一般观念。这是因人类理性,即“智慧”直接指向的就是应用,首先应用到的是对象,不可能先应用到理性自身,所以我们的智慧直接指向对象世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可经验的实际世界的事态。只有经了持久的应用才可能反观到理性的自身。进入到近代的标志就是理性对自身的反观分批判,由笛卡尔所开创,经了洛克、休漠、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由德国古典哲学将之推到成熟。洛克所完成的《人类理解论》指出人类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是能“理解”的,既是能“理解”的,就必须研究“理解(智慧)”本身,用“智慧应用原则”的首先合法来保证人的活动的合法。日常说的“合法”就是理性的畅通,因人所仗恃的就是理性,事事物物都被理所反映,所通过,凡在理性证明里能获得通过的当然地就合了第一原则,就合法。从而,近代观念就从单一的行为合法进入了政权的性质的首先合法。
   孙丰要指出的是:无论郭沫若之写《甲申三百年祭》,还是毛泽东将之纳入延安整风的文件,还是习近平“坚决不当李自成”的信誓和“苏共无一人是男儿”的感叹,以及刘亚州的《甲申三百年再祭》都只是把腐败当了自身的终极原因,没有“智慧应用原则”是否首先合法的追向。
   政权首先合法,直到不久前才由青年才俊潘岳提出,即从革命合法性向法理合法性的转移。虽说潘岳的提法里仍包含了许多抢夺合法性的遗产(可能是没有办法),但它毕竟对“革命”神圣不可怀疑第一次给予了纯粹理性的面对,使革命显现出即抢劫的本来面目。潘岳理论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为什么?就因实际理性“革命”一旦被纯粹理性所面对,其非法性便赤裸裸了。
   本文不是倡导李自成义军攻陷北京的腐败,腐败对任何阶层,任何政党都是大患。我只是在说时代变了,两个甲申时只是用“抢杆子里面出政权”为政权合法性,可今天已是政权必须首先合法为前提的时代了,用“坚决不当李白成”来打气,实在是太苍白无力了。习近平的这一信誓恰好证明了他是离这个时代相距整整一个“近代史”的距离,无论习近平、还是胡锦涛的观念其实都还是处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交替时代,就算他当一万个“小组长”,他可能能用强力对付或扑灭一次二次历史事变,他不解决了政权合法性的问题,那还是设有政治改革的完成。只要政治改革的进程没能实现,它就是中国乃止越来越属于全世界历史进程的课题,这个课题就吸引着整个时代的智慧,流过来补充,扑向这个课题,直到攻克它,社会智慧才可能转向到新的课题。故而老孙半年前说,凡没有就是要埋葬共产党为成竹的人,是发动不了政治改革的。
   
   故而我说:政治改革首先是一个境界问题。理性不达到这一高度,什么全面改革革领导小组祖长,都是山盟虽有,却全是错、错、错!我的呼吁是:时代的理性已进化到不只对对象,更是理性对理性自身的合乎规则的要求上了。
   
   

此文于2014年01月02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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