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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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应该投桉自首

   
   宋彬彬终于道歉了,爲1966年卞仲耘的惨死而道歉。作爲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文雅、秀丽的卞仲耘,是被一群红卫兵用带铜扣的皮带活活抽死的,而宋彬彬是这群红卫兵的头,极可能就是这起杀人桉的主凶,或凶手之一。但她一直否认自己是凶手,并声称她不知道凶手是谁。
   
   
   


   然而,凶杀桉就发生在衆目睽睽之下、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公安部门立桉侦察,断无可能查不出凶手。宋彬彬的道歉并不真诚,她说:“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好一个“保护”!那时候的她,一个红卫兵头头,何曾想到“保护”二字?在她那颗被毛泽东思想烧昏的脑袋里,有的只是“消灭”二字,“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一群人消灭另一群人,从肉体上消灭,从地球上抹去。残杀。
   
   
   
   据说,那是文革中的第一起武斗、第一起残杀。随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宋彬彬,说:“彬彬?要武嘛!”意思是,她应该把名字从彬彬”改爲“要武”,她果然照办,兴高采烈。显然,毛事先已经知道了她的“英雄事迹”,故而有此接见、有此改名一节。然而,今日的宋彬彬,竟然说自己“从没有正式用过这个名字。”
   
   
   
   在由毛泽东鼓动、宋彬彬等人牵头的“红八月”里,红色大恐怖蔓延,仅在北京,就有近1800人惨遭虐杀,其中,大部分人遭红卫兵活活打死。如果宋彬彬真有悔罪之意,应该到公安机关投桉自首,要求公开审理当年的一桩桩凶桉,爲受害者昭雪。如果中国公安机关拒绝受理,则应投桉自首到国际法庭,让发生在中国的反人权、反人类罪行,得到世界公义的审判。
   
   
   
   与其说是道歉,不如说是推诿;与其说是向人忏悔,不如说是自求平衡;与其说是爲了别人,不如说是爲了自己。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的名着《複活》,那个男主角意识到,自己的忏悔,不过是爲了求得自己内心的平衡,另一种自私。不同的是,托翁笔下的男主角,至少还爲了那份忏悔而奔走、爲受害人做尽可能的弥补。
   
   
   
   而宋彬彬们做了什么?排成一行,在卞仲耘的塑像前鞠躬,拍成照片,登上报纸,再次“扬名天下”?不久前,中共已故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也道歉了,相比之下,语调稍微真诚一些,他提到文革“侵犯人权”以及未来“中国法治”的必不可少。
   
   
   
   宋彬彬们的道歉,如果不能上升到批判毛泽东的罪恶——文革的始作俑者,如果不能上升到反思现行制度的罪恶——文革得以发生的环境条件,那么,那样的道歉,就永远是浅薄的、廉价的。没有深度,缺乏真诚,等于另一种意义上的盲目。
   
   
   
   最早的红卫兵,“毛主席的红卫兵”,主要由中共高官的子女组成。比如,陈毅(中共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宋任穷(中共上将)的女儿宋彬彬、邓小平(中共总书记)的女儿邓榕、薄一波(中共副总理)的儿子薄熙来……他们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这些“红二代”,就是今日“太子党”。
   
   
   
   “红二代”,“太子党”,文革是他们的,今日中国还是他们的。文革,针对亿万民衆的红色大恐怖,表面上,成了过去式;然而,红色江山依旧在,扼杀民主、自由、人权的红色大恐怖,依然弥漫于神州大地,如雾霾的肆虐,只是,包裹了一层“改革开放”的外衣,让一些人双目迷离,识不透表里,辨不清真僞。
   
   
   
   这或许也容易解释,爲什么时至今日,中南海里,还有人崇毛、颂毛、保毛?因爲,中南海里的那几把交椅,仍然是他们吃穿不愁、享乐无度的铁饭碗;天安门广场的那块发黑发臭的腊肉,仍然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
   
   
   
   有人说,道歉,总比不道歉好。从最低层次上来说,也是。这种道歉潮,至少有一个好处:提醒习近平的“太子党”政权,遮掩文革、捧毛、朝左转,开曆史倒车,注定是一条死路。悬崖勒马,犹未爲晚。
   
   
   
(2014/01/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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