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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古德明說中共的伯夷叔齊


談古德明說中共的伯夷叔齊


湘西 黃碩雄 2013年11月29日


古德明先生的文章頗有深度。但在《網頁》見「中共的伯夷叔齊」一篇則欠妥。


「中共」一詞是「中國共產党(黨)」的簡稱。從 馬克思以《資本論》推論社會的發展,而有「中國共產党」的建立,並在中國萌芽發展至今越百載。


在中國最早舉起共產主義,推動「無產階級革命」的大旗是留學日本,廣東海豐的 彭湃;我還是五、六歲時聽長輩(印象深刻的是在紅磡屠豬場工作的海豐人)說,彭湃斬殺地主,鬥爭富戶,成立農會,是為「貧農」辦好事。孫中山並未嚴厲譴責,但作出批判,指資本家對工人要求「待遇要最低,工時要最長,福利要最差;工人則持相反而對立的態度。」故「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孫中山指「在中國最富有的人家相比歐美的發達國家仍然是貧窮的,中國並未有大型的工廠,不具備從資本主義進入共產主義的條件,他提出「知難行易」的學說,主張「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競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希望避免蘇聯一類的慘烈「階級鬥爭」在中國重演。因此,很多孫中山的信徒就成為了「同情工人、農民…,實踐沒有剝削而又『公平分配』的共產主義革命」,是所謂「國民党左派」;而 蔣介石則以 日本用清殺、鎮壓的手法,對付用共產思想以「暴力革命」的人;安內攘外,推動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達致民富國強,這就是所謂「國民党右派」,或叫作「極右派」或稱「反動派」。


毛澤東、周恩來(毛共)…主張暴力革命,武裝鬥爭,奪取政權,解放世界被壓迫的人民,進行世界革命,以共產主義埋塟資本主義;是 彭湃同一類屬的「極左派」。而劉少奇、鄧少平…,都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認識到資本主義者不斷地改善自己的領導地位,因而採取封、資、地、富…一套辦法繁榮國家,接受歷史的事實,往後被「毛共」稱為「工賊、內奸、走資派」。


筆者任教津校時曾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會員,代表學校老師出席會務;冷眼觀察 司徒華會長在「六四民運」是踐踏著北京學子的「血」而成就自己的事業,筆者就完全退出該「協會」。古先生把 司徒華比作「伯夷、叔齊」說 他是「中共的伯夷、叔齊」,實是「謬舉」了。


商代是「宗法」社會,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乃「商」的貴族;與「商」有著一定的「血緣」或「親族」關係。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可見「周」亦臣屬於「商」,未必沒有「親屬」關係。


「商紂」暴虐無道,伯夷、叔齊未能「使君(紂王)從善,行德政」而致「商」亡,表示自身難辭其咎,為未能治好國家,對不起所屬的人民;恥食周粟,真絕食,餓死首陽山。今天行政召集人,把政制失誤推給「特首」去反思,就可見「伯夷、叔齊」道德之高。


司徒華是外圍的共產党人,在與國民党鬥爭的歲月和「毛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從沒有見過 他站出來講過一句公道話,亦即是 他是屬於毛澤東、周恩來「極左派」的潛藏份子。「毛周」沒(殁)後,北京的一班「學生」雖是和平的、靜坐的有訴求…;但可以肯定 他們都是「赤貧、烈屬、下中農…」的後代,深受「党恩」、「國恩」,應知進退;就連當時通過「党內民主」而落台的 趙紫陽總理出來呼吁(籲)他們離去,他們甘心「以死明志」上升為「敵我矛盾」,「徇党」、「徇國」或者逃亡海外,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司徒華並沒有為共產革命的失誤表示遺憾;亦未有為「六四學生運動」承担責任,仿效「伯夷、叔齊」餓死在「教協」;「徇党」、「徇國」、「徇毛周」。相反,卻在「六四」之後豎起了「國殤之柱」、「民主」美名,企圖竄出潛藏「極左派」的惡名;延續學生「文革」相類的運動,求顯、求名;是「中共的亂臣賊子」而不是「中共的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的主張很清楚:仁者不能「弒君」,暴政要逆來順受;否則,就是「以暴易暴」。』古先生這種思維去看伯夷、叔齊「以暴易暴」是不對的。因為在「宗法社會」「臣與君」有著一定的親族或者「血緣」的關係;即使沒有,但肯定有「同打江山」的戰略伙伴關係,進而有姻親一類的關係。


二、三千年前生活在黃河流域的「支那」人,對於「君、臣」的關係和今天「國家與人民」的道德理念上是不同的。天子駕崩,一些至愛的奴隸(俘虜)及從屬的至親大臣都要甘心「徇塟」(祈考古學家求証。聽說日本投降,很多將士、人民自盡徇天皇,同屬一個道理),這就確保「天子(君)」的天下太平有所保障。所以就有「以臣弒君,可謂仁乎!」。


蘇東波認為「武王非聖人」不無道理。「君」就好比父母,以「臣子」弒父母,就不能稱為「聖人」,是從哲理層次的推論。在民國之前,父母有罪,為子代之受刑受戮;及至毛共掌政才有鬥爭父母,大義滅親。遠古的原始部族社會,生活簡單,長輩經驗豐富,敬老尊親是必然的事。如果照古先生所言,「漢唐盛世是以抗暴的成果…,」那麼「六四」學生就是不夠「暴力」的結果了;而暴力或武力對待學生就有「漢唐盛世」的成果了。「鴻門宴」劉邦要分享父親被烹煑的肉;「玄武門」弑兄奪位就是「正義」的事了。


無論如何「以暴易暴」不應提倡,孔子說「以直報冤」;「暴(直)在其中」,何需鼓動「以暴易暴」。


今天美國挾聯合國名義,出兵他國,實驗新武器,都是「以暴易暴」的結果,沾滿著他國無辜人民及自己人民的鮮血。

   

古德明說「中共的伯夷叔齊」原文


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了。有論政者蘇賡哲說:「當年革命黨推翻帝制,固然成功,但訴諸暴力,未能建立民主中國。司徒華先生為支聯會制定『和平理性非暴力』政策,就是因為暴力革命即使功成,新政權也會以暴力維持統治。」司徒華、蘇賡哲真可說是中共的伯夷、叔齊。


商朝末年,紂王驕奢淫逸,虐殺臣民,天下怨望。周武王繼父親文王遺志,興兵伐罪,伯夷、叔齊遮道勸阻說:「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武王下令把他們扶去,牧野一戰,推翻紂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共上首陽山餓死,臨終悲歌:「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的主張很清楚:仁者不能「弒君」,暴政不(能)逆來順受,就是「以暴易暴」。司徒華力陳「易暴以暴」罪過,並不奇怪,和他「以黨外共產主義者身分,為黨效力,事半功倍」的宗旨完全吻合。奇怪的只是今天真有不少人信奉伯夷、叔齊的道理。


現在就談談周武王的故事。牧野戰後,武王放戰馬於華山之南,收盔甲於府庫之內,解散軍隊,興辦文教,「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這算不算以暴易暴,應該不必多論(《韓詩外傳》卷三)。孔子、孟子都稱頌武王政教。孔子說,假如獲國君大用,將振起周朝文、武二王之道:「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所以,衞國大夫公孫朝問及孔子師承,孔子門生子貢就以四個字回答:「文、武之道。」孟子更把伯夷、司徒華所謂暴力稱為「大勇」,把所謂弒君稱為「誅獨夫」:「此武王之勇也……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唐朝韓愈認為,文王、孟子等是一脈相傳:「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原道》)。


當然,古時也有人執着「忠君」觀念,反對「弒君」和「以暴易暴」。蘇軾《東坡志林》卷五說「武王非聖人也」,而孟子、韓愈之流稱頌武王,「皆孔氏(儒家)之罪人也」。我少時讀東坡文集,至此掩卷。漢唐盛世,是武力抗暴的成果;美國獨立和解放黑奴,也都是武力相爭的成果。辛亥革命未能建立民主中國,原因不在「以暴易暴」,而在武力不足,以致革命黨不能不拱手把國家讓與滿清權臣袁世凱。天下推崇的和平使者甘地說:「暴力戰爭,勝於啞忍橫暴。打一場正義之戰,和非暴力信仰並無矛盾。」( Fighting a violent war is better than accepting injustice. So,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in fighting a just war and believing in non-violence.)也許,對司徒華來說,甘地都不夠「和平理性」。司徒華歿世,中共讚他「愛國」,不是沒有原因的。今天,伯夷、司徒華之流的和平理性在香港大行其道,以至連說一句「獨夫仆街」都算是「語言暴力」;而獨夫指揮警察抓人打人,則是「維護和平理性」。我翻開《孟子》,無話可說。

(2013/11/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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