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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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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的女人贾建英大姐——一个为狱内丈夫狱外儿子揪心的女人


   
   
   
   2013-8-1注:作为基督徒,我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等文。作为医生,我写《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等文。7月初,我的博客《徐永海》登出这几篇文章后,不仅这几篇文章,而且自2007年6月之后的文章也被消失了。7月中,连2003年3月之后的文章也都被消失了。我被“撒旦们”黑了,为此不得不重发那些被消失的文章。

   
   
   
   
   
   
   
   民运的女人贾建英大姐——一个为狱内丈夫狱外儿子揪心的女人
   
   徐永海
   
   
   2008年1月30日
   
   我与何德普是多年的好朋友,何德普没有坐牢时,我就时常去他家,也时常见到他的妻子贾建英大姐,但是那时我与贾建英大姐交谈的并不多。(现在我和我妻子时常在周六下午去她家,我们一起学习《圣经》)。那时,贾建英大姐很文静,不太爱说话,很少参与我们的交谈。我们有时在何德普家吃饭,大姐做好饭后,让我们在一起边吃边谈,她并不上桌。她似乎很有中国妇女的传统习惯,其实她是不太热心何德普所从事的民运活动。
   
   贾建英大姐的祖父曾是历史反革命,父亲曾是现行反革命,他们一家在文革中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尤其是贾建英大姐在家里是老大,下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她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家里是有一些细粮,但是都是弟弟妹妹的,除了过年、过节能吃上馒头、米饭外,几乎一年到头吃的都是窝头,还吃不饱。一边是吃不饱,另一边还要干活,照顾弟弟妹妹,作饭、担水、洗衣服。由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她更多地希望家人都能平平安安,因此对政治的关心远没有何德普那样地热心。
   
   2002年11月4日何德普被抓了,贾建英大姐四处询问何德普的消息,开始几个月,也没有询问到何德普被关在哪里,是以什么名义被关的,贾建英大姐真是着急。虽说贾建英大姐从小就生活在苦日子里,经历了祖父的历史反革命、父亲的现行反革命,但是丈夫的入狱还是给贾建英大姐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冲击。为了丈夫,她是四处奔走,派出所、公安局、看守所去询问何德普的消息。
   
   何德普被抓时,他们的儿子何佳正在上高三,面临着高考。由于父亲被抓,儿子何佳的心理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学习成绩下降。儿子何佳面临着高考,贾建英大姐一边是十分着急,另一边是也顾不过来何佳,一门心思都放在牢里的何德普身上。开始时因打听不到何德普的消息为此着急,后来知道何德普被关在看守所里,更为何德普的身体着急。何德普从看守所里给家里寄来了明信片,向家里要几千元,贾建英大姐知道何德普在牢里一定是遭受了极大的伤害,否则不会向家里要钱,要这么多钱。再后来,要开庭了,要请律师,要交律师费,好几万元,家里没有这么多钱,贾建英大姐更是为此急得不得了,四处想办法。
   
   何德普被被判刑了,有期徒刑8年,被送到监狱了,贾建英大姐可以到监狱去探监了,可以见到何德普了。在探监时,看到何德普非常地消瘦,贾建英大姐心痛的不得了。何德普述说了他的一些遭遇,在关押期间,何德普的左耳被打聋了;还曾经有85天被固定在一个木板上,一动都不能动;一天只给一个小馒头,有时还不给水喝。贾建英大姐听到这些,贾建英大姐震惊了,她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些违反法律的事情。贾建英大姐从一个不大这些热心政治的女人,变得不得不去关心一些政治问题。
   
   2005年11月联合国酷刑调查员诺瓦克先生一行来到中国,调查酷刑情况。诺瓦克先生到狱中与何德普进行了私下交谈。诺瓦克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与中国异议人士何德普的交谈给我很深的触动。他因为持不同政见,被判处长时间的监禁。他说,被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的期间(按:应该是最初被抓的那段时期)内,他被迫躺在床上85天。当时是冬天,他虽然盖了一床薄被,但是手脚都必须露在外面。不论上厕所还是吃饭,都不能下床。他虽然可以睡觉,但只要一睡着,手脚搭拉下来,就会被叫醒(按:躺在床上,双手必须放在头的上方)。我认为这就是酷刑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仅是为了让犯人承认事实,而且是为了摧毁犯人的意志。”
   
   诺瓦克先生还约见了贾建英大姐,在交谈时,他们谈了很多。在谈话中,他们还谈了一些他们所共同熟悉的人和事,他们也谈到了我坐牢的事情,也谈到了我的妻子。诺瓦克先生打电话给我的妻子,让我妻子也去见他。2000年中国辽宁鞍山的一些基督徒受到警察马毅的刑讯逼供,因为揭露此事,2003年我被判有期徒刑2年。因揭露酷刑而被判刑的在中国还不多,诺瓦克先生要了解这件事情。
   
   那天的一大早,警察就把我妻子带走了,到下午5点时,警察才让我妻子回家吃饭。6点钟时,我妻子接到了诺瓦克先生的电话,去见了诺瓦克先生。在我妻子与诺瓦克先生交谈过程中,警察给我妻子打来电话,问我妻子在哪里,还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为此诺瓦克先生给中国外交部打去电话,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中国政府曾表示诺瓦克先生可以向任何人了解情况。
   
   何德普受到了酷刑,左耳被打聋了,一直到现在也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直听不到任何声音。几年的监狱生活,使何德普的身体彻底地垮掉了,身体十分消瘦,还有高血压。贾建英大姐为此十分着急、担心,一直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能保外就医。
   
   贾建英大姐一边为狱中的丈夫何德普着急、担心,一边还要为他们的儿子何佳着急、担心。何佳在父亲被抓半年后,参加了高考,考的不是很理想,上了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大学。一年前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个工作,在河北省。何佳很珍惜这个工作,工作认真、努力。在工作一段时期后,却被不明原因地辞退了,何佳很是苦恼。何佳现在失业在家,除了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就是在家看电脑,没有朋友,没有社交,很是孤独,更不敢去想恋爱的事情,何佳也是23岁的青年人了。
   
   贾建英大姐更是为此事苦恼,一是担心是因为何德普的事情影响了何佳的工作,如是那样,以后何佳就没有办法再找到工作了。二是担心何佳,因为父亲的事情、工作的事情,使何佳变得更加孤独。在何德普刚坐牢时,贾建英大姐一门心思都放在何德普身上,也顾不上何佳。现在是一边揪心狱内的丈夫何德普,一边揪心狱外的儿子何佳。为了自己的儿子,贾建英写了《请帮助一个无助的母亲》。
   
   1979年何德普就开始参加西单墙的民主运动,他是民办刊物《北京青年》的主要召集人。在80年代,他还参与了的很多民间人士都曾热心的参选活动,后来写了《八十年代初我参与竞选人民代表的简单回顾》。1998年再次参与了选举,后来写了《中国北京独立参选人竞选人大代表100天纪实》。何德普还参与了98年的民主党组党运动,在徐文立、查建国、高洪明被抓后,何德普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被判了8年有期徒刑),他先后写了《百姓住房困难和拆迁中的困惑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关于废除劳教制度的情况通报》、《建立工资谈判制度,直接选举工会主席,就此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等文章。
   
   贾建英大姐以前不太热心何德普所从事的民运活动,但是在何德普被抓后,为了自己狱中的丈夫,和同样命运的坐牢者,以及他们的妻子,贾建英大姐一直在奔走呼吁,呼吁关心他们的遭遇,改善他们的处境,为此也写了不少的文章,为此也时常受到有关人员的“关照”,有时被监视,有时被软禁。何德普、贾建英,他们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是应该得到朋友们的关心与帮助的。
   
   徐永海
   2008年1月30日
   
   
   
   
   
   
   
   现联系方法:徐永海,住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南里10号楼6门501室,邮政编码:100088;电话:86-10-82082198;手机:18600229405;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SKYPE:xuyonghai1960;博讯博客《徐永海》:http://blog.boxun.com/hero/xuyonghai/;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628017661;腾讯微博:http://t.qq.com/xuyonghai1960。
   
   
   
   2013-11-7注,我目前所做的三件事,一推动圣经公开出版,二研究大脑前额叶,三要去申诉,望大家给予支持。
   
   1、我作为基督徒、家庭教会长老,我讲圣经,我推动圣经公开出版,望给予支持
   
   《圣经》的核心是耶稣,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就会崇拜、效法耶稣,走十字架道路,来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的心。为此多年来,我作为基督徒、家庭教会的长老,我一直带领家庭教会的众肢体聚会来学习《圣经》。在当今的中国,虽然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还很不完美,但是我们依旧是一直坚持聚会来学习《圣经》。
   
   在当今的中国《圣经》还不能公开出版,《圣经》如同是非法书籍。为了使人们能够更合法地来聚会学习圣经,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我作为基督徒、家庭教会的长老,我们开始推动《圣经》的公开出版、出售,来使《圣经》在中国将不再如同是非法书籍。其实《圣经》在中国不能公开出版,美国某些教会也负有责任,为此我们曾致信给美驻华大使。
   
   为了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感动美国驻华大使,使他能来帮助我们转信给美国的那些教会。我们曾多次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前祈祷。有人说,你这样做,会得罪美国人的,如果你将来要去美国时,美国大使馆将不会给你签证。只要在中国能够公开出版《圣经》,我可以永远不去美国,为此我们将继续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前祈祷,直到他们帮助我们转信。
   
   2、我一个精神科医生,一个脑科学工作者,我请求大家支持对大脑前额叶的研究
   
   我们崇拜、效法耶稣,我们就会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的心。如果人人都具有这样的爱心,就会进入一个美好的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爱心,即使有了民主、自由、人权,也不会具有美好的社会。我们当今的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爱心,虽然我们中国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由于人们没有爱心,而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
   
   1988年后我开始从事精神科医生工作。我发现:“在发达的大脑前额叶基础上,我们人类具有崇拜心理;通过对英雄的崇拜,我们就会具有英雄精神;通过对耶稣的崇拜,我们就会具有基督精神,即就会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的心”。通过对大脑前额叶的研究,我们将会知道“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支持对脑的科学研究,如上个世纪美国“脑的十年”、欧盟“EC脑十年计划”、日本“脑科学时代”。再如今年美国将拿出1亿美元、欧盟将拿出7200万美元进行脑的科学研究。为此我曾写了一封公开信,致信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们及大学的师生们,希望来支持我的这项“对大脑前额叶的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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