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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扬 等:周恩来是“彭德怀冤案”的推手

清扬 等:周恩来是“彭德怀冤案”的推手
   
   发布时间:2013-11-13 11:40 作者:清扬 等
   
   周恩来在“反冒进”被批判之后,再也不敢向毛泽东“谏言”。无论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还是之后,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批判丝毫不手软。而在文革中彭德怀所受到的迫害,周恩来更是负有一定的责任。

   
   一、庐山会议前后
   
   罗瑞卿曾经撰文:“建国以后,在反对高岗、饶濑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历次斗争中,周总理都是毛主席路线的坚决捍卫者。”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对于彭德怀的态度,可见一般。
   
   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就曾写过一个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委托周恩来,进言毛泽东,但是周恩来推却不干。周恩来此举,自然同反“反冒进”之后所受到的批判有关。事实上,自那以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向毛泽东谏言过,更谈不上在重大决策上坚持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已经从对毛泽东推行的政策的忠诚蜕变为对毛泽东本人的忠诚。大陆官方党史界把在1966年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看法作为周恩来不同意此提法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广为宣传。然而事实的真相则是周恩来仅是对于一个文字性的提法质疑,毫无对其内容的谏言。此事也充分说明了大陆官方在维护周恩来的形象方面的捉襟见肘。
   
   1959年7月14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两天之后,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定下关于此事的处理方法--“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同时要求周恩来通知彭真等上山。周恩来比刘少奇敏感的多。刘少奇当时还建议会议再开一周便结束,而周恩来在20日就批评了周惠,原因就在于周惠批评刘建勋等人的“假大空”。这种调子明显是和毛泽东发彭德怀的信的意图是不一致的。周恩来开始转向。转向的同时,周恩来还故意回避李锐的话题。李锐在19日或者20日问周,毛对彭的这封信如何看待?周说没有什么吧。
   
   此时的毛泽东采取不同寻常的态度来警告周恩来,希望周恩来能够站稳脚:第一个就是彭真一上山,就代替周恩来主持会议的讨论工作;第二个就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周恩来,或点名道姓,或旁敲侧击,诸如“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同时又说“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没有经验。” 这一切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非完全信任与敲打。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彭德怀在庐山上书,毛泽东批彭是不对的。但是只有一个毛泽东批,也是批不起来的。而这种左的路线,就需要左的干部去执行。1940年,曾就文艺问题与王实味争论过的陈伯达,得知毛提着马灯看了他反驳王实味的小字报后,连声欢呼:“跟上了,跟上了”对此单世联先生这么揶揄陈伯达:从此陈伯达平步青云,直到第四把手。  周恩来不也是这样的人么?周恩来也跟上了,而且还能在文革的浪潮中全身而退,如果不左,而且有时候要极左,周恩来又如何能熬到最后?然而周恩来在左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身败名裂?然而这正是大陆官方所不愿面对或者故意遮掩的地方。
   
   7月23日,彭德怀对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然而,周恩来一语点破:彭的“骨头是犯上”。周恩来的骨头在“反冒进”之后就不再犯上了。
   
   7月26日,周恩来批评彭德怀“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该把落实同泄气分开”,彭德怀则针对周明明知道经济困难而不敢言感叹:“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批彭的时候,周不忘向毛泽东表示忠心:“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1959年6月12日,彭在列车上召开总结出国访问的总结会议。他在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最怕的是官僚主义作风,领导脱离群众,不晓得领导要走群众路线,才能丰富自己、丰富领导。什么是领袖,概念不明确。不能认为职务高就是领袖。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经验很强调防止官僚主义,即,一、民主选举公务人员,并可以罢免;二、公务人员的薪金不得高于一般人员。……这一次看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给我们的印象是极深刻的。领袖遗体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每个国家都搞一个。亚洲国家大概将来也要搞。”庐山会议期间,彭又几次怒气冲冲地说:他怎么能这样看待这个信!过去打仗时不是经常有争论吗,争论过后还是照常工作,哪个去计较!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一点意见也听不进了!这样下去,同斯大林晚年有什么两样!
   
   庐山会议之后,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应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的要求,在会上作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的报告。
   
   报告将彭德怀的历史分成15个时期:(1)平江暴动及其以后一段时间;(2)立三路线时期;(3)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期;(4)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5)长征、遵义会议;(6)张国焘分裂时期;(7)北上长征时期;(8)洛川会议及其以后、东征以后西征;(9)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10)华北抗战时期;(11)延安整风和华北座谈会;(12)七大前后;(13)西北野战军时期;(14)抗美援朝时期;(15)主持军委工作时期间。周恩来历数彭德怀的历史问题。除此之外,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彭德怀以外,周恩来把张闻天和黄克诚也列入“高岗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重要成员”,这一次是“高饶事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虽然周恩来表示:“我也不能说对彭德怀同志的历史问题知道的完全的清楚。”  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恩来对彭德怀的历史来个总的清算和鞭挞。
   
   1962年七千人大会,在刘少奇作口头报告谈及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时,周恩来插话表示:彭德怀是高饶事件中的主要成员。
   
   二、彭德怀被“揪回”北京
   
   文革前夕,彭德怀被变相“流放”到成都。标志文革发动的号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吹响,预示着彭德怀必定再次要坠入深渊,万劫不复。以“保人”著称于世的周恩来同这个时期的彭德怀关系如何?传统的看法则是,周恩来对于彭德怀从成都被抓回北京不知情因而对于此事所述极为简略,仅以接到西南局报告后给以指示,一笔带过;或者宣称周恩来对于被抓回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积极保护。但是历史的真相如何?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抓回北京知情不知情?周恩来对于抓到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哪些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保护彭德怀?周恩来对于彭德怀受到的迫害应该负哪些责任?
   
   “揪彭”无疑符合毛泽东文革斗争的战略决策和整体大方向,但在具体的执行中有以下几中不同的说法:(1)在1966年12月份,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或者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2)根据聂树人的回忆,在12月的中旬左右,在周恩来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提出“揪彭”,得到全体参加人员的同意。笔者对于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根据聂的回忆,参加人员有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等人,而且当场并没有指定由哪个红卫兵组织去负责抓,为什么去“揪彭”的队伍只有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两家而且显得很有组织性?显然聂的回忆同这一点不符。
   
   笔者根据种种不同材料,推断出“揪回”彭德怀的过程大致如下:在周恩来主持的的中央项目组的会议上,做出把彭德怀揪回的决定。戚本禹指派阎长贵向朱成昭传达了此命令。但是朱成昭前两次所派人员被彭德怀感化均告失败,特别是前两批人员回到北京后,把他们在成都同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交给朱成昭。而朱本人则对彭德怀持有同情态度,就把这份谈话记录交给中央文革,结果被训斥为“严重政治错误”。于是中央文革另起炉灶,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在此情况下,朱成昭又派出以胡乐成为手的、100多人的人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了彭德怀。然而朱成昭第三次派人,则是受了周恩来的直接命令的。这也是朱成昭在其自述和接受宋永毅先生采访时一直坚持的:抓彭德怀回来是周恩来直接下令的。根据阎长贵先生同笔者私下的通信也间接证实了此点。
   
   由以上所述内容可以推断出,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揪”一事显然非常清楚,并非《彭传》所述: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后,心知这一幕为江青所策划,非常气愤,又阻止不了,只能给以几点指示。
   
   实际上就在12月23日凌晨4时左右,彭德怀秘书綦魁英紧急找到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告之彭德怀被红卫兵所抓。杨沛向三线建委副主任钱敏打电话告急。钱敏感到事态十分严重,电话中答复杨沛道:“我立即打电话请求国务院,你们要好地保护他”。而周恩来在24号才就北京航空学院等入川红卫兵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揪彭德怀进京一事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嘱秘书电话告成都军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此时的彭德怀已经身陷囹圄。周恩来对于彭德怀的关心远远不如对毛泽东的指示或者江青的提议所做出的反应来得及时。
   
   三、彭德怀被批斗
   
   在文革中,批斗重要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所要斗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并将其交给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批斗;另一种情况则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提出要批斗的名单,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是否给予批准。这两种情况彭德怀都遭遇到了。1967年7月中旬,北航红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斗彭德怀,而这次批斗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作出的。在1967年8月19日周恩来就西安“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一事批示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 这恰恰从另一方面证实,彭德怀在北京遭到的批斗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同意的。
   
   王力回忆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的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这是执行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做的决定。……他(们)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决定,他们说是的。再一条是把彭德怀交给群众批判,结果搞成了批斗,把彭德怀的肋骨打断。戚本禹说这也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他执行的。他们也问了汪东兴、杨成武,说确实是中央开会决定的。对此,王力解释说:我判断是专案组的会。项目组的会也是周恩来主持的。项目组就是办这种事的。揪人、批斗、关人都是专案组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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