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以攻击为观念的文化 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以攻击为观念的文化
习近平只知鼓吹自信,却忽视了向自已的追问:人被大自然造就出来,就不能不往下活,直到由自然的规律将之收回。又有谁能在“往下活”之外另找可能性呢?往下活既是不可抗的,又何来的自信?习近平自信自己是一个人吗?习近平自信自已必须往下活吗?所以“文化自信”根本就不构成为一个人生问题。在人类存在中根本就不存在“文化自信”这回事。
“自信”不能也不须说给自己听,自己信自已并不能鼓励了自己。自己对自己永远知根又知底,所以自已对自己只有一个自知不自知,即只有自明不自明,不存在信不信的关系。“信”是对着尚未发生的事态才可能的发问:“你信不信”?而自己时时都在经验自已,那怕极微妙的心灵过程也逃不到自已的经验之外去。所以人对自己永远处在同步的经验中,全是已然的,不存在未然,哪来的“信不信”?人只存在对自已的评估恰不恰当问题。看上去“自信”所说的只是自己对自己,却必须以“假设的敌手”为条件,只有对着对手并且以制胜为目的,才可能谈得上“自信”。而习近平的“文化自信”超出了人类理性内部性这个限度,也可以说成超越了“内政”,已不自觉地以对对对手的制胜为出发(出发即观念)。虽然他没说对哪些国家来谈中国的自信,但“自信”这个概念天然潜含着对“假设敌手”的制胜才可言及。
另外,还有文化与人的关系问题。文化是什么?其实文化的最恰当的解释就是人化!文化即世界被人的后天形成出的知识所化。在中共那里,文化被定义为:人类知识成果的总和。虽不能说这个定义有错,但至少它没包括上知识是人类生命在后天形成出的机能,如果有了这一补充,便不会再用孤立的眼光来看待知识,而是把知识理解为人的存在所不可抗拒的后果。文化也就归属为人的类本性。知识既是人的一种本性,因而文化就只能解释为人化。汉字的文就是纹路的纹,所以文化是不能与人的存在相分的。这样便可看出“文化自信”其所说就是人性的自信,性质只有个在不在,判断上的是不是,不存在信不信问题。用什么来信呢?用知识的能力来信。信什么?还是信知识的能力。这不通或无解!
所以孙丰说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攻击为底线的文化,是地地道道的侵略型文化。
说到这里,倒也想为习近平们开脱几句:在我们的文化里一直存在着一个“知先还是行先”的争论,其实是行先,决不是知先。因为人只要下了生,那怕一下生就死,也已经存在过。存在就是“行”,即实践。被动物收养的孩子,并没成为社会人,即无知,无知也是动物人(有何种动物养大就成为何种动物),没有任何知识,不也在往下活吗?这证明只要人下了生,不往下活是不可能的,而往下活就是“行”。
“知”只是因住下活而形成出的机能。所以说“行”在前,“知”在后----理由是存在是首先的,不能避免的。而“知识到自己的存在”在后,是可以避党的(如有动物人)。生命直接就是存在,而存在与往下存在是同一个事态,只是包含了时间性。在往下存在里才派生出知觉能力,所以“知觉”在后。因为一点知识都没有的人也能存在,但却不能说没有存在就能有知识。正是这一点,使人在只达到经验知识的阶段便不知再前进了,自觉已是完全的思维了。因为即使是思维也不能不被经验,而且是被同一个能力来经验,但经验全是直接的,而思维全是反观的。不是持久的经验或专门的训练,即使是在思维却也不一定知道在思维。人的“行”也即实践可直接转换为日常说的话,也就是“造句”。只要人下了生,又处在社会条件下,就没有不会说话的。即便自己不能自觉,却也时时都在“造句”,说话就是造句。那怕独处,那怕做梦,也必须通过“造句”。“梦”也必须用“话”才能做成。所以说“造句”就与“往下活”一样,也是人一经存在就不可抗的必须存在下去。但“解词”却不是不可抗的,而只能是故意,因解词是对词的拆卸或分析,当然是反向的,是反思。即使是文盲,在造句的本身也可能需要一些起码的解词,但这种“解词”是不自觉的,是因人下生处在环境中,与环境对象的互作用所造成的表象,也具有筒单的解释性。不是因知识的深化所造成的概括与被概括。“只要人活着,就在人生中,就对人生有所经验。经验是直观的,对经验的经验是反观的,即反思。成了系统的反观就叫做理论。但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成系统的反观。只有理论才构成为最有效的认识。
只要不死,就在人生中,自不自觉都发生对人生的知觉。知觉就是对人生有体会,有了解。比如人知人吃人喝是知自己在吃在喝,并知吃喝的意义,而动物也吃也喝却只是本能的支配。人之做事,知自己在做,并知此事对他的意义。这些都是知识。但大多数的人只有直接的、片断的知识,不一定对整个的人生有了解有知识。人人都能发生知识,但多数人虽能知识,却不一定能知识知识是怎么一回事,在他们发生知识之时,也不一定能知识他正在知识。思维即对知识做出知识,思维的成果即理论。
我要说如胡锦涛一类人,只是工匠,有记忆有摹仿有复印与应变的能力,却没有知识知识的能力。如习近平、薄熙来等,从小养尊处伏,纨袴淘气,争胜摆显,即使在经验知识限度内能达到正常已为不易,至于思维,即对知识做出的知识,可以说是蜀道之难。薄熙来依仗聪明灵牙利齿,且至少能把字写好,可习总连字都是幼儿园。他们都只是些能知识对象,却不能知识知识的人。他们离知识什么是理论还很远,却处在对理论做发号施令,做生死决断的的地位。他们除了充当那处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角色又能干什么呢?肯定不是社会前进的“正能量”。
胡锦涛的“增强软势力”和习近平的“打造文化自信”其实是同一个思想。可胡就没去想想只要一说到势力,就是一种较量关系,就已不自觉地把客观世界划分成敌我阵营了。习近平也没去想:只要一讲到“自信”,也就是以“假设敌”为条件了。人类中只有是与非,善与恶,有你、我、他,哪有什么敌人?敌人是主观的设定啊。法律应追究的是犯罪,即恶劣的行为,是惩恶。共产党从叫做共产党的那一刻起,它就把人群划分成敌我,它的法不是惩恶,而是惩敌,
它就是国民之敌了。
为什么胡、习等会成为这样的人呢?我的回答就是:他们的理性只达到了知识对象的水平,没有知识知识的自觉。在毛时代,毛与刘的著作都有知识知识的痕迹,只是不是以“是”为最高始点,而是以制胜为始点。毛时代的张春桥也是思想家。但周、康、邓……都看不到思的痕迹。邓后的人能看到的最系统的思想是朱厚泽与潘岳,有思想能力却未成为思想家的是赵紫阳与温家宝。有理论能力却有点土气,但未成为理论家的是李瑞环。有个理论家是王若水
(2013/11/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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